顾明远 马忠虎

（1.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2.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 高端访谈

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路径与愿景
——顾明远教授专访

顾明远1马忠虎2*

（1.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2.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编者按：顾明远教授，我国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虽已85岁高龄，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关心和影响着我国教育界，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他著述等身，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著作（包括主编）20多部，其中既有影响我国教育理论的鸿篇巨著，如《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大系》《世界教育大事典》《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等，也有反映他作为一个教育家成长历程的《我的教育探索》《思考教育》《比较教育导论》《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顾明远教育随笔》；他身兼多职，曾担任过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育管理学院院长等职；他还斩获荣誉无数，影响比较大的有“全国优秀教师”（1991年），“人民教师”（北京市政府，1999年），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一等奖（1997年），香港教育学院、澳门大学、日本创价大学荣誉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他的许多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省部级奖励。作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参与了我国若干次重大的教育改革，为新中国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教育现代化理论直接指导和影响着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改革进程。本刊特邀他的学生马忠虎博士就“教育现代化”的相关问题专访了顾明远教授。

“教育现代化”理论是顾明远教授对中国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他把教育现代化看作是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并根据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时代要求提出了现代教育的八大特征。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顾明远教授转向思考影响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把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密切联系起来，对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行文化研究，发展和完善了他的“教育现代化”理论。

教育现代化；现代教育；民族文化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西方的各种教育理念和思潮开始进入我国，在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掀起了阵阵波澜。学者们开始反思“教育是上层建筑”的教育本质观，并结合时代的要求，提出教育应该为经济建设和“人”的养成服务，引发了“教育本质之争”。在教育实践领域，一些地区经济的率先发展，既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也对教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社会现代化需要教育现代化的支持与促进。这对中国的教育研究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顾明远教授凭借他的学术敏锐与智慧，在我国率先研究“教育现代化”理论，把教育现代化看作是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并提出了现代教育的八大特征，对当时我国教育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无疑是一剂“醒酒”的良药。在努力探索“现代教育”本质及其特征的同时，顾明远教授也在不断思考影响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把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密切联系起来，对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行文化研究，不断发展和丰富了他的“教育现代化”理论，并使之成为现代中国教育思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专家认为，教育现代化理论、主客体统一论、比较教育理论是顾明远教授对中国教育理论的三大贡献。①参见宋晓梦：《顾明远的教育情结》，《光明日报》2006年2月5日。这次借《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之约，笔者（以下简称“马”）就“教育现代化”理论对顾明远教授（以下简称“顾”）进行了专访。

马：顾老师，您对“教育现代化”研究多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发展和形成了我国的“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您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关注“教育现代化”这个问题并将它确定为您多年的研究选题的？

顾：新中国建立以后，本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国一直把教育看作上层建筑，把教育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文革”期间达到顶峰。“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我就想，教育是否也应该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我研究了教育发展的历史，撰写了《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一文，分别摘要发表在《红旗》1980年第19期和《百科知识》1981年第5期上。当时我就提出现代教育的概念。我认为从教育发展史上来考察，可以分为原始形态的教育、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三个时期。工业革命以后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建立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体系以后就进入了现代教育时期。

至于教育的现代化在我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首先是珠江三角洲提出要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并召开了研讨会。接着江苏也提出实现教育现代化问题。但什么是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大家并不太清楚。于是我在1997年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上作了《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后来发表在《中国教育学刊》1997年第3期。在该文中我提出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评论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界定和基本特征。

马：在学界提出并关注教育现代化的同时，政府部门也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明确了这个概念。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许多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始了“现代化学校”的认证、挂牌和验收，您如何看待当时的这种现象？

顾：你问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它是这样写的：“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到本世纪末，（指20世纪末——笔者注）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可见，不是说当时（90年代）就实现教育现代化。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才提出，要求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因此有些地区急于求成，是不现实的。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不排除发达地区先行一步。

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并非就实现了教育现代化。现代教育体系是相对于古代教育制度而言的，是历史概念。教育现代化是就教育发展水平而言的，是教育发展的一种状态。从国际范围来讲，教育现代化是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为标志，推动了包括课程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这是在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后，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后迅猛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国也是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首先提出来。其实，在国际学术界只提到社会现代化，没有提到教育现代化的概念。教育现代化是我国与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提出来的。

马：看来，教育现代化是有其历史基础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教育现代化都是在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才提出的。

顾：是的，我认为，国际上教育现代化的开端有如下历史背景：

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到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不仅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高等教育也逐步进入大众化阶段。

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学校及时更新教育内容。许多科学家认为，中小学教育的内容陈旧落后，至多只反映了19世纪末期的科学成就。教师仍然使用粉笔和黑板进行授课，而很少利用新的视听辅助教学工具。①参见A.V.贝兹：《世界科学教育的革新》，《外国教育动态》，1978年第17期。因此，许多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另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总量的急剧增加，使得一个人不能以学校毕业作为学习的终结，而是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法国人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这些变化都要求教育必须改革，走向现代化。

马：我们提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但这些目标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顾：关于教育现代化，我作过一个界定：教育现代化是以现代信息社会为基础，以先进教育观念为指导，运用先进信息技术的教育变革的过程，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国教育现代化就是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思想，通过教育改革和体制创新，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

教育现代化表现在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教育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教育发展的高水平等。在硬件方面可以列出许多指标，如：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国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生均教育经费、生均占有校舍的面积、生均图书仪器设备、师生比例、社区教育设施等。但软件就很难设指标，特别是现代教育观念就无法用指标来衡量，教师水平、教育质量也难以用指标来说明。但软件是主要的，特别是教育观念起指导作用的。

马：您把教育现代化看作是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这一认识对我国的教育现代化至关重要。显然，至少在我国，教育现代化仍然是进行中的，是动态的，是现代教育特征增多而传统教育特征减少的一个过程。记得您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过现代教育的特征。

顾：是的，我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比较以后，提出了现代教育的八大特征，包括：受教育者的民主性和公平性，教育的终身性和全时空性，教育的生产性和社会性，教育的个性化和创造性，教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教育的信息化和创新性，教育的国际性和开放性，教育的科学性和法制性。

马：您把“受教育者的民主性和公平性”放在现代教育特征的第一位。这是您作为学者的个人倾向还是纯粹的理性审视的结果？

顾：两方面都有吧。我认为教育平等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受教育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国家必须从法律上保障全体公民不论其经济地位、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都有机会不受限制地受到教育。然而，教育公平并不意味着要为所有的公民提供一样的教育，公平而差异是最好的选择，要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他的教育，使其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确保教育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性。

国际组织近些年来为实现教育公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和赞助在泰国宗滴恩举行了全民教育大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这两份纲领性文件提出要积极消除性别、民族和地区差别，普及儿童基础教育、成人扫盲等目标、措施和具体计划。大会响亮地提出了“满足所有人基本的学习需要”的口号。②顾明远主编：《世界教育大事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1535-1536页。

我国的《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这就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最基本的目标。

马：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选择了从“现代生产”来论证“现代教育”，说明您很早就对现代教育的生产性有了深刻认识。据说您的这一观点还在当时引发了我国教育界的争论。

顾：是有这么回事。那时我们国家很多人把教育仅仅看作是上层建筑，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无法相互借鉴和学习。这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大工业生产要求与科学技术相结合，要求教育为它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信息社会尤其如此。

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表现尤为突出。过去固守学术象牙塔的高等学校在工业革命以后就打破了封闭的传统，教学、科研之外，服务成了大学的第三大职能。二次大战后，大学的产学研结合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种变化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生产性和社会性。

人力资源开发是现代教育生产性的另一种表现。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9年还只有9.5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9.9%。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2006年已经超过了24%。2005年，美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3年，日本为12.9年。为此，《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在2020年把我国的这一指标提高到11.2年。

马：人的发展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这就要求现代教育既要重视统一性，也要重视多样性。可您为什么偏偏强调现代教育的个性化和多样性？

顾：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共性更多地体现社会的要求，个性则较多地体现个体的要求。工业社会强调标准化、统一化，个性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信息社会则强调个性化和多样化。所以，不是我有意强调个性化和多样性，而是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信息网络化也为个别学习提供了可能，为个性发展提供了条件。

个性化和多样化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多样的和差异化的教育才能为个性化发展提供条件。由于每个学生的天赋不同、兴趣爱好不同，要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就需要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和课程结构的多样化。现代社会的结构也是多样化的，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

信息化社会要求个人富有创造性。创造性既是人的天性，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教育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同时，一个人只有具有个性、有创造能力和开拓精神，才能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立于不败之地。

马：现代社会是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这一特点势必要求现代教育走信息化的道路。您觉得信息化正在为教育带来哪些变化？

顾：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信息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教育信息化已经引起了教育观念、教育环境、教育过程、教育模式、教师角色等一系列的变革。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教育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获得信息。教师已经不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也不是知识的权威，因此，人才培养方式要彻底改变。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教会学生正确处理信息，使他们在信息海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现在国外已经出现一种叫“翻转式课堂”（Flipped Class Model）和“慕课”（Moocs）的教学模式，即学生通过网络听课学习，回到教室与教师和同学讨论和做作业，这种方式与传统的在教室里听讲，回家做作业绝然相反。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高校已将几百门课程挂在网上，学生就可以在网上选学。

马：从您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信息化确实为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甚至是颠覆性的，有些我们还无法预料。信息化是在促使教育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同样要建立在理性、科学和法制的基础上。

顾：是的。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各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的、法制化建设的历史。每次重大的教育改革，都是立法先行。现代教育是建立在高度理性基础上的，教育决策不能再像传统教育那样凭经验进行。前几年我国对职业教育和取消中等师范学校的政策就没有经过科学论证，走了弯路。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现代教育也是法制的教育，教育行为都要有国家的立法来规范。当然，立法之后还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不至于让法律流于形式，成为空文。

马：顾老师，我们已谈了许多现代教育的特征。这些特征首先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中表现出来的。许多学者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教育现代化”就是教育领域的“西方化”。从您发表的大量研究“教育现代化”的论著中可以看出，您对此观点显然无法苟同。您做了大量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研究，非常重视一国教育发展的文化基础。您认为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顾：前面讲到，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根据自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来的，与“西方化”没有关系，当然也是根据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借鉴了国际经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西方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试图论证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合理性，并为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这种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曾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唯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①参见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67-169页。这种“现代化理论”由于其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对西方社会后续发展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事实上，西方文明只是人类众多文明中的一个类型，就更谈不上它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了。更重要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运用这种理论所提供的“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并未使它们真正进入现代化，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现代化理论”遭到质疑。②参见顾明远：《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问题》，出自《我的教育探索》，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1998：198页。

虽然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是从西方学习过来的，但经过一百多年的改造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碰与融合，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育体系。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例如我们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等。

我国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正是这一点体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特色。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土壤，教育现代化必须在这种基础上进行，无法与传统割裂。抛弃了传统，教育现代化就像无源之水，最终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因此，中国教育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我们要在批判中继承。我们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它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不如西方文化先进。我们也不赞成民粹主义，它认为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无需向别人学习，一切新鲜事物都是中国“古已有之”，拒绝接受新观念、新经验。一个民族的发展既要有开放的心态，向全世界学习，又要充满自信，发展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的文明与和平作出贡献。

马：听您这么一说，我对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传统”和“现代”就像一对“欢喜冤家”，既会矛盾冲突，也有和谐共进。在发生矛盾时，现代化就会遭遇传统的抵抗。顾老师，您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目前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顾：你打的这个比方比较形象。我觉得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目前的主要障碍是思想观念问题。当前教育领域里的乱象无一不与思想观念有关。当然教育领域里的矛盾实际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也与思想观念有关，例如：落后的人才观，“读书做官”的观念；陈旧的质量观，以考试成绩为质量标准；落后的教学观，灌输式、训练式的教学方式等。这些以及缺乏诚信的社会风尚和攀比文化等落后的思想观念严重地阻碍着教育现代化的进展。

马：作为我国比较教育界的前辈，您认为比较教育在我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有哪些作为？

顾：中国比较教育工作的任务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开展各国教育的比较，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的东西和各国差异，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国际经验。研究各国教育要掌握他们的本质，了解他们的背景。所以我提倡文化研究。还要了解国际教育发展的总趋势，重视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对教育发展提出的要求和预测。还可以研究国际人才的培养问题等。

马：谢谢顾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专访。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前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您对中国教育或教育学人有什么期望？

顾：我期望中国教育和教育学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冲破旧教育的藩篱，创出一条新路。

［责任编辑：江 波］

顾明远（1929— ），男，江苏江阴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马忠虎（1968— ），男，甘肃民勤人，博士，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

G521

A

2095-7068(2014)01-0001-05

2014-02-26

*通讯作者：马忠虎，E-mail：tighermar@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