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佑 祥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审视

柯 佑 祥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特色怪象，需要建立放眼世界的国家特色，体现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有其适应性指标与技术性指标，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有待从法律保障、指数排行等方面深入探索、积极推进实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

高等教育；中国特色；国家特色；识别

高等教育发展有其共同的规定性，这在世界层面都可以寻找到理论支撑。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潘懋元先生提出教育关系规律理论：教育发展受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并为经济、政治等发展服务，教育发展也受内部关系的制约，教育的外部关系通过内部关系规律起作用。［1］507高等教育与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必然遵循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提出的“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2］11也揭示出高等教育发展深受外在功利因素和内在理性要素思想的影响。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人们习惯于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去谋划与考量大学的发展，大学的发展面向未来与社会具有明显的功利倾向，而站在历史长河和自然生态中思考大学的发展更表现出突出的理性偏好。各国的高等教育实践证明，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空间特征（地域特征），但是这种时代特征与空间特征应该处于协调状态。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能否发达起来，不能仅局限于高等教育所受的外部个别因素如政治、内部因素如德育或应试教育的羁绊与影响。高等教育应该是内外关系协调、超越时空、与自然及社会和谐的高等教育。就一个国家而言，即共同意义的特色高等教育。具体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放眼世界的国家特色，认清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怪象，识别高等教育发展之国家特色的红与黑（识别及指标），胸怀全球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

一、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放眼世界的国家特色

从我们国家现实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特色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世界眼光。在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我们经常谈到的中国特色，局限于特殊背景下的理解，难以归结到一般意义的国家特色。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相比较，特色的内涵本身不同义，我们的特色往往成为问题的代名词。例如，谈到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包括高等教育行政化的问题，还有大学教师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甚至高考的问题，等等。也正因为问题太多，很多人就习以为常，顺其自然，曲解了中国特色，把某些中国特色问题作为高等教育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甚至作为畏惧改革的借口。这些问题的存在确实都有中国内部的原因，中国体制的原因，但如果我们把它完全归结到体制的因素而停滞不前的话，会使我们的发展与改革不思进取，导致最终的高等教育改革没有深入到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而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即便到了现在，我们慢慢地也在做一些探索，但是新的改革措施中也有新的问题，出现令人难以释怀和理解的弊端。

比如在我们的高校自主招生中，就存在着如何保障教育公平的问题，在实现效率、保证录取有真才实学与一技之长的优秀学生的同时，怎样兼顾教育公平，招收更多贫困生，或者更有特殊技能的学生。在实践中对他们的确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和优惠。为什么要照顾？这又是中国特色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要讲这个关系，更何况高校离不开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所以高校在自主招生当中也会考虑到各方面利益点的均衡。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确实是带来了改革的不思进取，事实的确如此，很多好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设计和顶层设计，在最后实施的过程中都走了样，甚至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被曲解的中国特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谈到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本国特色时，用得最多的是我国常常挂在嘴边的“中国特色”。这个词不分阶层、地域等，领导也讲，学者也讲，老百姓也讲，用的频率非常高，甚至有点“特色过度”。事实上，政策层面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与我们现实中展示的中国特色、学者理解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有一定的差异。这种“中国特色”用得太多，从国外的了解来看，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所推进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国外的同行认为它有特殊的涵义，是一种特殊的“另类”。

在研究中，本文用高等教育的国家特色来代替高等教育的这种中国特色，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我们中国特色用得比较多，用得比较滥，问题解决不了就归结到中国特色。与此同时，我们的“官本位”现象严重，突出行政在高等教育中的核心作用，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我们的很多高等教育改革的模式也好，措施也好，不可避免地有行政化的东西在里面，在左右、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用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可以归结为存在着一个“中国红”的问题，即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色彩相当浓厚。对于它的消极一面，人们习惯于用一个词语“中国特色”来代替，所以往往就将中国特色曲解成为一个贬义词。

高等教育在发展中受了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文化的因素，等等。在这些众多外部因素中，实际上经济因素的影响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高等教育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本身直接走入社会，要为企业创造财富，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它是相对比较直接的过程，所以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直接。但是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往往出现一个什么状况？由于很多事受到政治的行政的制度元素阻碍，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现在大学的行政化和运动式的教育发展。实际上这都不是高等教育国家特色的应有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建国后我们高等教育发展六十多年，我们一直在谈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甚至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应该说经济在发展规模和制度上有很大的进步和飞跃，但是高等教育改革依然停留在要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要建立旨在厘清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么多年我国高等教育还是停留在没有完全理性地思考和发展的问题上。从这个层面讲，我国的高等教育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

大学有它的特殊使命，有它内在的诉求，我们现在在大学内部间的关系、大学与外部因素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的处理上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大学被过度干预与领导的关系，我想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文选择反映高等教育发展要有客观的认识的“国家特色”来代替“中国特色”，国家特色是一个中性的词语，这个中性的词语具有理性选择的价值。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讲，高等教育发展应该遵循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包括经济和文化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都通过高等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发挥作用，高等教育的国家特色应该体现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包括高等教育水平的专业性，发展的长期性。高等教育的国家特色是一个中性的词语，不应该是一种倾向性的词语，如果境外同行提到中国的高等教育就认为是“另类的”，和国际上的高等教育所理解的国家特色不是同一个含义，那么这就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选择国家特色这个词语可以消除误解和偏见，实现高等教育学理价值的共鸣。

在世界层面，建立了高等教育的国家特色才能有话语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停留在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的，或者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过大甚至过度这样一种干预和抹杀高等教育自主独立和内在价值的国家发展模式，那么它很难被境外同行认可，其价值及内涵与境外高等教育的同等性必然受到质疑，更不用说在世界的高等教育舞台上有话语权，起到领导和先导的作用。

如果做不到这些，那么我们和国外学者的交流，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甚至一个学分的认可，确确实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培养的学生，除了我们比较优秀的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的学生以外，国外很多大学不认可？不仅仅是我们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的问题，与我们高等教育的色彩的倾向性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我们所发展的是一种自我理解和陶醉的中国特色，是一种“中国红”的高等教育，而不是一个世界层面的中性的特色高等教育。它缺少基本的共同标准，没有对等性和可比性，往往造成了一种误解，提到中国高等教育，觉得是“假冒伪劣”和“红色”高等教育的代名词，不少境外人士持这种观点。我们远的不说，就说中国香港，香港的一些学者或者学生也好，提到大陆的高等教育，很多人就持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目前的高等教育依然是“文革”式的红色高等教育，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这种特色的高等教育是不认可的，或者是反对的。甚至，他们觉得在高等教育发展特色上你做得再好，也是出于功利主义，是为了国家的某种需要。总之，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来讲，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要赋予太多的教育之外的内容。

二、高等教育发展的特色怪象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中，不难发现，的确存在一些特色的怪象。第一个怪象，固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与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与我们的行政体制或者政府的政策有关系，比如说高等学校的统一分层招生，不仅统一考试，还统一分级，在招生录取的时候要分一本、二本、三本，那么这样一种分层的招生，实际上已经限定了不同学校的生源，限定了学校学生的出身。为什么要讲出身？企业在招聘人才的时候从人才选拔效率的角度讲出身情有可原，高校招生政策方面作如此限定就是不恰当的。由于高校生源本身被控制了，是分层分等的，一本的院校招收高分学生，二本的院校招收成绩中等的学生，三本招收的是一本、二本之下的低分学生，相应分数的学生被统一划定的分数线有计划地安排到三种层次的高校，最低分数线的学生基本上由高职高专录取。不同高校的招生分数位置被固定，在总体上是一个统一的分层的招生，而不是一种分类的招生，低层次的高校由于招生分数的统一划定很难向上招收高分段的学生，限制了其招生机会的拓展和生源的自由。在这里，学生已经按照分数被划定了等级或档次，它是一个政府划定分数线的行为，学校之间没有平等的竞争。在这样的模式下，比如说高职院校发展好了，想招更好的学生招不到，为什么？政府招生部门的一条招生分档线划死了。这样一个固化的模式甚至贯穿于高等学校发展的始终，一直到学生就业都受到其学校身份类型即出身的影响。

因为有关高等教育政策的缘故，把不同的高校固化起来，高校在现有框架内除非有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否则很难突破其地位。这种固化的模式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缺少流动性。在政策上将一本的学生、二本的学生、三本的学生分数已经划定了，那么考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只能按照政府指定的学校选择；其他的二本、三本的高校选择高分的学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缺少竞争的机制，是一种没有流动的机制。没有流动，没有竞争，就没有质量，更不用说公平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有很大问题的怪象，这实际上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另类特色问题。

第二，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在享受公共资源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民办高校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是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法律的规定得不到全面的贯彻实施。最明显的表现是对民办高校的办学的公益性与产权归属存有戒心和歧视，公共财政对民办高校的投入严重偏低。政府部门可以全面免除公办高校的债务，却对民办高校办学资金的来龙去脉要查个底朝天，丝毫不放松对民办高校的信用贷款及办学的风险约束；公办高校可以从政府部门拿钱花，民办高校从政府辖下借钱都不行，似乎公办高校的教育具有公益性，民办高校提供的教育之公益性含义有不同的内涵？！在享受公共资源方面，政府偏好于公办高校，轻视甚至疏远民办高校。

第三，运动式的高等教育发展难以建立适应世界水准的国家特色。我们有很多高等教育工程，如“985”工程、“211”工程、“2011协同创新计划”、卓越工程师计划，还有各种优秀人才计划，很多教育质量工程。就这些工程来讲，尽管它在短期内集中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改善了有关高校的办学条件，但存在着一个非常功利的导向。为了在短期内实现政府所确定的高等教育的目标，举全国之财、全国之力办这件事。有人说这样很好，这样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但是我以为搞得方向不对的话，就可能集中精力把事情办砸。

倾斜式的集中高等教育投入首先方向要准确，要合理，要公正，如果这个把握不好，就会造成资源分配极大的浪费与不公平的问题。短期内有关高校为把钱花出去就得想办法，甚至重复建设，如仪器设施设备的更换频率过快。高校发展中的众多重点工程，这样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以牺牲众多一般高校的发展前途和利益、高校内部的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为代价的，有失公允，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劫贫济富。其次，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导向模式的功利性很强，如果只重点投入有限的高校或某个领域，把资源都集中投入就很容易达到量的指标，但是这里面缺少了创新的内容，因为创新的内容要不断地探索，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政府集中加大投入就会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若此，我们为什么不早几年就这么加大投入，以至于“钱学森之问”引得国人议论纷纷？

运动式的高等教育发展也导致了教育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客观地讲，教育理论的研究要尽可能减少运动式地追逐政策热点。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现代大学制度，这些我们都需要研究，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一窝蜂式地开展，导致出现有关高等教育规模与类型、大学制度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运作，包括现在各高校抓紧制订的大学章程的问题、制订专业标准的问题、建设学术委员会制度的问题等等，这些既是理论探讨的问题，也是重要的实践问题，应该不断地研究和探索。对此，管理层不应搞一刀切式的统一要求，各高校不应攀比，我觉得应当客观地、逐渐发展地，而不是运动式地大规模地做这个事情。否则，不成熟的制度会贻误、阻碍大学自我完善的进程。

从高等学校办学之日起，质量的问题就存在，不是学校规模大了以后才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在实践中或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运动式的高等教育要尽量减少，以避免破坏质量提高的进程、周期与生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探讨怎样提高质量，而不是短期内搞各种各样的工程，功利式地过于集中加大投入，如果这样，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资源的堆积，缺乏长远和全局意义。

第四，我们大学课程体系和育人的理念也存在失常的现象。我们的课程体系包括军训的课程、政治理论课程等都有待优化和改进。针对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条件的改善，也应该逐步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能一味地推行清教徒式的苦行僧教育，因为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改善，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给学生更高的一个发展起点。目前，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高校满足学生在宿舍装空调、热水器，减少住宿人数等物质环境方面的要求，正充分说明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作为一种有效的市场力量，正在或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高校如果不积极应对，会丢掉众多的高等教育生源市场份额。对我们军训等课程体系的调整及学习，学生及其家长也会逐渐提出更多的要求，在这方面，大学的课程体系建设如果借口国家的需要而忽视学生及其家长的需求，怎么能办成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呢？

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存在的第五个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从上到下的信息不公开与信息失真的问题，主要是有效的高等教育信息的公开与真实程度极其不足。我国高等教育的有效信息不公开，包括高教与大学的有价值的财务信息未公开，这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还有就是高等教育信息虚假，这个涉及高等教育管理的伦理和道德偏低。我们的大学应该有自信心，保持学术权利与教育权利的独立，大学自身应该秉持学术良心，基本底线是办自己在伦理上满意的高等教育，自己都不满意的高等教育，人民更不可能满意。

三、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的有效识别与积极推进

为了使高等教育形成具有国际话语权的国家特色，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国家特色识别体系，这包括适应社会发展层面的国家特色指标——适应性指标和学术、学科特色层面的国家特色指标——技术性指标，前者如受经济体制影响的高等教育发展形式等，后者如课程结构、教学制度等。这涉及多级指标的确定。高等教育国家特色的一级指标包括高等教育的行政体制、高等教育结构与形式、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高等教育价值标准、高等学校专业划分与课程体系、教学管理制度等。在这些一级指标下可以细分若干二级指标，如高等教育行政体制之下可以分为中央集权、分权与均权高等教育管理制度，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内部组织职能结构模式等。为了保证这些指标客观反映高等教育国家特色，尤其是反映高等教育的内在特色，需要在权重赋值时以内在特色为主，以便尽可能避免高等教育的国家特色被政治化和赋予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根据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状态，建立通用的国家特色标准：一方面分若干等级赋值，通过TOPSIS方法，计算获得各样本国家高等教育在总样本世界高等教育系统中某种特色的测定值即特色测度，判定各样本国家的世界标准的高等教育特色位置（排行）；另一方面，将样本国家的高等教育特色按项目内容绘制成散点分布图，寻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特色的共同成分，判别和分析样本国家与共同特色的离散情况。一般而言，高等教育行政色彩、意识形态色彩越浓厚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发展特色的国际化离散程度越高，越发显得孤寂和另类。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的种种怪象和国际话语权偏低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应该不断探索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首先，我们要依法保障大学的独立性。厦门大学的老校长王亚南提出，办大学不是办党校。［3］大学不能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不能完全寄生在行政部门属下；不能在思想上、制度上、标准要求上把民办高校办成公办高校，要注意当前我国民办高校被规制得越来越像公办高校的现象；保持高等教育国家特色与大学自身特色并存，大学在办学自主权日益扩大的情形下，要优化权力的二次分配，充分履行自身的社会职责和职能。其次，就是科学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指数排行，减少非高等教育发展国家特色中非学术、非专业化的内容，这个方面有待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第三，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舆论宣传与信息传播要客观、公正、公开。高等教育发展是一项专业活动，而且本身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必须摒弃“领导很忙，人民生活很好，外国很乱”的宣传思维，立足国际视野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从世界看中国，不做高等教育发展的井底之蛙。最后，海纳百川，知错必改，对待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错误要能够改正它，要能够想办法解决它，知错且知道怎么样改，这个是我们高等教育政策要一以贯之的。

［1］潘懋元.潘懋元文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

［3］黄鹏垦，黄松涛.王亚南首译《资本论》下，传奇南强事［N］. 厦大青年报，总第197期复刊第3期及当厦副刊第16期，2012-09-30.

［责任编辑：罗雯瑶］

柯佑祥（1964— ），男，湖北鄂州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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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068(2014)01-0020-05

2014-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