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治校：个性、理想与现实的碰撞<br/>——基于北洋历史上两次“驱李风波”的考察

大学校长治校：个性、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基于北洋历史上两次“驱李风波”的考察

2014-04-03闫广芬王红雨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年1期

关键词：工学院北洋校长

闫广芬王红雨

（1.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 300072；2.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 史海钩沉

大学校长治校：个性、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基于北洋历史上两次“驱李风波”的考察

闫广芬1王红雨2

（1.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 300072；2.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作为北洋校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李书田可谓北洋“中兴人物”。无论是其上任初期的重建学校南、北主教学楼，还是“七七事变”后的率校西迁，抑或是其不断呼吁奔走的八年复校活动，都无疑彰显出李书田深厚的北洋情结与不可磨灭的北洋办学功绩。但是，正是这位半生倾力于北洋复兴事业的“中兴之臣”，却在1936年及1938年连续遭到学生驱赶离校，两次“驱李风波”由此载入北洋史册。“驱李风波”的发生固然与李书田本人性格执拗、行事专断有关，更难逃现实之制约，朱家骅与CC派的党派斗争更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证明，大学校长的治校活动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校长个性、教育理想与政治因素的冲突在此得到充分、深刻、复杂的彰显。

北洋工学院；李书田；校长治校；党派斗争

民国学界的乱象之一，是各个大学频繁的“易长”事件。无论是向来积极参与政事的北京大学，还是生来头顶“国”字的东南大学，还是秉承总统精神的中山大学，还是与地方军阀交往甚密的四川大学，都曾发生过校长主动离职或学生驱赶校长的“易长”事件。诞生于甲午战败后的北洋大学，开中国现代大学之先河，相比以上几所大学活跃的政治气氛而言，作为一所以工科见长的院校，北洋大学则显得平实、平静许多，刻苦研习、严谨治学的学风令人称赞。然而，乱世之中岂能容下独善其身的大学理想？北洋大学同样难逃被卷入各种力量角逐的命运。时任北洋校长的李书田在其任期之内便历经两次易长事件。一方面，这固然与李校长本人的性格特征与行事风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其中牵扯到诸多角色的明争暗斗与矛盾纠葛，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时引起轩然大波。这一事件若单独放在校史的框架之下，虽有一时之震撼，却只能“轻描淡写”，自然显得无足轻重；而一旦将其卷入复杂政局的宏观话语体系，便毅然全盘改观，更可凸显近代中国大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位置。北洋校史上的两次“驱李风波”无疑赋予此段历史更为生动的素材。

一、“驱李风波”的导火索

作为北洋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李书田可谓北洋“中兴人物”。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他也是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他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1900年，李书田出生于直隶省昌黎县（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新房子村）。其父李星五虽是一介武师，但面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之剧变，尤其是亲见八国联军入京时紫禁城之遭遇，深感行伍之术虽能健体，但终难救国，便将希望寄托于文教，期冀子女能以真才实学挽救家国于水火。于是，李星五给长子取名书华，字润章，次子取名书田，字耕砚，以此寄托其“知识救国”的殷切希望。李书田自小生长在崇尚知识的家庭氛围中，自然勤奋好学，成绩也是名列前茅。1917年，年仅17岁的李书田以直隶省全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洋大学预科班求学，自此与北洋结下不解之缘：1919年，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学门正科十二班；1923年，以学业成绩第一名毕业，并考取清华大学官费留学，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27年，应时任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的邀请回母校任土木工程系教授；1932年9月13日，年仅32岁的李书田受聘为国立北洋工学院代理院长，成为北洋最年轻的掌门人，两年后，升格成为北洋的正式院长。［1］145-146

刚刚担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年轻且充满活力，北洋由此获得了一段繁荣的发展时期。李书田初掌北洋之际，正面临着严重困难，1929年的无名之火将北洋教学楼付之一炬。李书田于1932年秋临危受命，毅然担起了北洋工学院院长的重担，恢复、振兴学院也从而成为最为急切和重要的任务。上任伊始，他便即刻拟定《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2］128（1932—1937年），开始兴建南大楼（工程学馆）、北大楼（工程实验馆）、图书馆、新体育馆。同时，他不断加强学科建设：于土木系添设水利卫生工程组，于矿业系分置采矿工程组及冶金工程组，于机械工程系新设航空工程组，创建电机工程系、矿冶工程部、工科研究所……短短五年的成就与作为已经证明，李书田无疑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实干派校长，北洋“实事求是”的校训与李校长的行事风格相得益彰。但另一方面，这位年轻的校长在治校理念上又带有深刻且执着的欧洲传统大学色彩，认为校长、教授、学生应该各司其职，安分守己，学校是研习学问的知识圣地，教授与学生不能也不应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因此，李书田向来对进步学生采取高压政策，这种严苛死板、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在其担任代理院长期间的“恢复贷书制”事件中便得以体现。

1933年秋季开学不久，北洋工学院26年班（1933年入学，1937年毕业）学生要求更换过于陈旧的微积分课本，同时提出恢复“贷书制”①贷书制：这种制度创始于北洋大学建校初期，指的是学校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学生读完一门课后，该门教科书可由学生以半价收购，如不愿收购则可交还学校，以换取书本的折旧费用。，学生自治会立即积极响应，并组织全校同学支持此项要求。原本是学生的合理要求，李书田却认为这种反映问题的方式侵犯到他自己的校长权威，甚至声称“教育部叫我是当院长的，你们不能干涉院政！”［2］139更有甚者，借此捏造学生罪名，诬告北洋学生中存在“共产地下活动”，试图压制北洋的学生运动。1933年9月21日深夜，天津市警察局派出200人的保安队和警察队，包围了北洋校园与学生宿舍，并将26年班的全体学生驱逐出校。事后，李书田不但没有保护学生，反而带头张榜开除19名学生。虽然在学生自治会的抵抗、校友与教授们的支援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李书田随后收回了对19名学生中15名学生的开除令，但仍坚持给予赵庭良、杨戊生、周键、陈德昂等4名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同时，对收回开除令的15名学生提出必须履行以下三项条件：一是须有三位教授的联合作保；二是不准犯任何形式的错误；三是考试分数以75分方为及格。［2］139在教学严格的北洋，考试及格尚须极为刻苦用功方才达到，以75分视为及格实属苛极之举，有故意刁难之嫌。除此之外，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和进步同学郭佩珊、黄诚、刘锡珍等学生也被开除。至此，李书田的高压政策虽然获得表面的胜利，但其“铁腕”的做事风格却招致教授与学生的普遍不满，预示着日后“驱李风波”的必然。

二、北洋历史上的两次“驱李风波”

1936年初，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了“取缔排日”“经济合作”“共同反共”三大外交原则，一时间，抗议之声四起。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学生先后奋起呼吁抗战，并主张抵制日货，北洋学生也通电表示坚定的支持。为此，大批学生被捕，举国怫然，政界、商界、学界纷纷致电政府，开展营救活动。迫于压力，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提前放假”的做法，以图遣散学生；同时，又召集全国院校的学生代表进行“安抚”，以期冷却学生们的抗日热情。收到消息后，平津学联断然拒绝参加国民政府的“安抚”活动，北洋学生会也明确通知校方不会派遣学生代表前往南京，并最终获得校方的口头允诺。但李书田却暗渡陈仓，认为这是阻止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有利时机，于是暗中指派一名叫孙伟东的学生同他一起前往南京，参与聆讯。数日后，学生得知此消息立即沸腾，纷纷向李发出质疑之声。1936年1月31日，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同学会，决定对李书田的做法提出正式抗议，否认孙伟东学生代表的身份，并要求开除其学籍。会后，情绪激动的学生们忿于这种带有欺骗性质的行为，涌向孙伟东的宿舍，将其衣物、书籍、文具等拖于校内一并焚毁。［2］140这种基于革命热情的过激行为激怒了李书田，李当即向天津市警察局报告称学生的“破坏”行为“由共党操纵”，并提供学生名单，建议连夜逮捕。逮捕活动持续到2月1日凌晨（称“二・一”事件），共抓捕学生12名。愤怒的学生随即决定集体罢课，并成立护校委员会，专门开展各项驱逐李书田的活动。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李书田坚决不再到校办公，并要求学生公开道歉，双方陷入僵局。正当校长与学生僵持不下时，北洋校友会天津分会积极游走于李书田与学生自治会之间，进行调停与游说，努力调节双方矛盾。3月22日，李书田表示接受校友们的调停。两日后，在调解人的陪同下，李书田回到学校开始正常工作，至此，第一次“驱李风波”历时两月得以平息。［3］

如果说第一次“驱李风波”还仅仅是北洋的“家事”，那么第二次“驱李风波”则牵扯到更多的因素，持续的时间也更为长久。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保存教育火种，华北多所高校内迁，北洋工学院奉命至陕西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急命西迁之时，正值暑假，北洋许多师生离津休假，战事一起，难以返校；在校师生也因学校校舍被占，流离四方，校方根本无法有效组织师生进行集体西迁。李书田受命于危难之际，入陕时仅带秘书、会计等少数人匆忙上路，并设法安排其他师生通过日租界进入法租界或英租界，然后乘英、法等国商船、客船、货船离开天津，抵达山东龙口或青岛，上岸后再奔赴西安，师生可谓颠沛流离，受尽苦难。［2］235但是，由于战火蔓延迅速，西安临时大学仅存在了短短6个月的时间，1938年3月便从西安迁往汉中，同年4月，于陕西褒城县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迁校之前，西北联大曾派出师生先遣队前往汉中探路并接洽建校事宜。当时汉中驻军较多，不仅有阎锡山的军队，还有一支美国飞行队驻扎，房源相当紧张。联大师生在褒城停留多日，但仍未在汉中找到适当的办学地点与住房，学校筹委会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将学校迁往城固县。7月，根据教育部命令，西北联大工学院独立建校，院址设在城固，李书田出任筹委会主任并担任院长，二次“驱李风波”也由校名开始埋下伏笔。

工学院独立伊始，李书田便不同意将学校改称为“西北工学院”，执拗地认为校名应冠为“北洋工学院”以示北洋之地位，并一再上书教育部请求更名。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虽是李书田的好友，又为北洋校友，但也不愿且不敢答应李书田的要求。因为将内迁的这批联合性大学永久地置留西北以保存实力、发展经济已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既定性战略方针，将新的联合大学缀以“西北”二字，正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步骤，“西北联合大学”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彰显其政治势力的一种文字符号。况且，组成西北联大工学院的不止北洋一家，也并非以北洋为主，北平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及一些零散师生为数众多，若定一家之名曰“北洋”，定会引起其他院校的不满情绪，甚至激起矛盾，产生冲突。为此，陈立夫多次致信李书田，劝其顾全大局，甚至不惜亲自当面劝说，但李仍坚持己见，两人关系也因此一度闹僵。无奈之下，陈只好请来李书田的同窗兼好友孙越崎前去劝说，但孙的劝说依然无效。最终，在北洋校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曾养甫历经半年的软硬兼施下，李书田才勉强答应将学校称为“西北工学院”。

北洋复校未果，李书田对此耿耿于怀，便又以提升教学质量为名，重新以原北洋的考核标准测评联大教师。结果可想而知：原北洋的教师级别都未动，而来自其他学校的教师却被集体大降级。对于这个结果，李书田心知肚明。为此，他常常毫不掩饰自己身为北洋人的优越感，并流露出北洋高人一等的自大情绪，这不仅使得李本人惹得众怒，更使得西北工学院内部形成了“北洋派”与“非北洋派”的对立局面。教师考核事件过去不久，李书田又在西北工学院内推行北洋传统的“末位淘汰制”（凡两门考试未及格者必须留级，连续两年留级者开除），以北洋的考试标准来考核全体学生，结果造成原北平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的大量留级，甚至出现集体留级的状况。一时间，“北洋派”与“非北洋派”的矛盾在西北工学院内一触即发。1938年12月，积怨已久的北平大学工学院学生结队来到办公大楼院内，与北洋工学院的学生发生冲突，冲突迅速升级为暴力事件。事件发生时，李书田不在校内，北洋大学教师潘承孝和周泽书前来劝阻。在劝阻的过程中，东北工学院学生也结队前来，局面一时间混乱不堪。北洋大学学生人数少，潘、周两人急忙带领北洋学生退出西北工学院。李书田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下令全院停课休整，要求闹事学生写“悔过书”，并坚持开除三名闹事的学生代表，学生坚决抵制，双方僵持不下，矛盾再次升级。30日凌晨，三十多名学生手持木棍来到李书田的住处，将其驱赶至离学校二里地之远的左家湾，此为北洋历史上的第二次“驱李风波”。［4］91

第二次“驱李风波”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北洋学生得知校长被赶，再次与其他院校的学生发生集体械斗事件，致使近200名学生受伤。为此，教育部不得不直接参与调停。调停持续进行到1939年3月，李书田不满于调停进展缓慢，愤然出走，带领约200名北洋师生南下四川，并扬言脱离西北工学院，恢复独立的北洋大学。教育部对李书田此举甚为震怒，下令沿途不许为北洋师生提供方便，并阻断水路交通，禁止北洋师生南下。此时，在“校名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曾养甫再次作为说客，与新任西北工学院院长的赖琏前往广元劝说北洋师生复课。在与学生协商成功之后，学生返回陕西城固安顿，而李书田执意不回，竟又独自辗转至西康，筹办起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至1943年3月，教育部将浙江南部泰顺县的省立英士大学改为国立，其工学院独立划出，命名为泰顺北洋工学院，允其独立招生，李书田的北洋复校之路才跨出了第一步。1944年5月，李书田回到西安，开始盘算复校的下一步骤，考虑到实际的各种状况和需要，他先在西安申请筹办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眼看北洋复校之路渐有起色，可惜好景不长，1945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易人，新任部长朱家骅对北洋复校之事比较冷淡，处事完全依据形势而定。拖至10月，北洋大学校友会总理事长、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宠惠利用其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个人身份向教育部发出电函，将北洋大学的历史与贡献娓娓道来，“惟北洋大学历史悠久，素负盛誉，战后仍独立设置，使其发扬光大……”，“现在天津业已收复，恢复北洋大学为期已近，拟乞准早日恢复北洋大学”。［2］332次年1月，教育部才下令在天津西沽原校址上恢复北洋大学。5月下旬，李书田被任命为北洋大学教务总长，至此，从陕西出走到回归北洋，第二次“驱李风波”历经八年才算完全平息，这可谓中国大学史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易长事件”了。

三、因素分析

社会学家波普诺指出：“在每一次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互动中，社会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剧本’，用以指导、分配给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角色的扮演”，“在每一天的社会互动中，人们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当来自于这些角色的要求出现对立时，置身于其中的个人就处于了一种角色冲突的状态中，而这极有可能导致行为的失败”。［5］97作为一名社会人，李书田无疑也需要面对不同的“剧本”，同时兼具诸多角色。他既是一个生活在乱世之中的普通人，更是一位需要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大学校长，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矛盾时，就会很可能导致其行为的失败。而在两次“驱李风波”中，李书田的行事风格与教育系统中的党派斗争无疑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一）行事风格：专制型校长的尴尬

李书田是有作为的，他为北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在其为北洋的复校奔波上可见一斑。但从管理方式上来看，李书田的作为又充满了专制色彩，家长式、官僚式的行事风格与李本人的性格密切相关。“认真”与“用功”是人们在评价李书田时使用最多的词汇，作为李书田在北洋读书期间的舍友，张度回忆说：“李书田起床甚早，常常天不亮就到大楼绘图室学习了，夜间熄灯后仍然用小煤油灯继续读书。”但同时，“他很少参与除学习之外的任何活动，五四之后，好友孙越崎离开北洋，李似乎越加孤独，因此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业。”［6］22事实上，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是李书田的一贯主张。“五四”期间，李就曾劝说时任北洋学生代表的好友孙越崎“不要随便上街，以免荒废学业”［7］41。但孙并没有理会李的劝阻，最后被原北洋校长冯熙运开除。对此，李书田称自己“又伤心难过，又生气懊恼”［7］41。可见，李书田在学业上的用功与认真以及好友孙越崎的遭遇使得他极力反感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为此，李书田曾明确公开表示过自己对于学生参与政治的态度，1936年，时任国民党北洋大学区分部主任委员的李书田在北洋的开学典礼上就说：“你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好好念书才是根本。”［8］因此，在第一次“驱李风波”中，李书田针对进步学生的强硬态度也是一种必然。

认真到极端便是执拗，执拗虽算得一种学者探究学问的“风骨”，但执拗过度便会导致行事风格的独断与专权，这对于一个需要平衡全局、疏通资本、经营学校的大学校长而言，尤其是一个身处乱世之中而飘摇不定的大学校长而言，实无半点益处。孙越崎在回忆李书田时便称：“此人学问甚好，却为人顽固，甚至不通情理。”［7］41针对李书田在二次“驱李风波”中的出走事件，陈立夫也曾批评李书田说：“作风霸道，不善团结。”［9］这种霸道和执拗使其在对待进步学生时态度蛮横，从而恶化师生关系，甚至与学生形成尖锐的对立关系，最终引发学潮，被学生驱赶；同时，也使其在对待西北工学院中其他学校时忽略校间存在的客观差异，难以合作共事，因此使得西北联合工学院掣肘难行，甚至名存实亡。这是李书田作为一名专制型校长的失败之处。

实际上，专制型校长在中国的大学历史中并不少见，但一般集中出现在近代大学的初创阶段。顾颉刚在回忆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前的北京大学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门。”［10］9可见，被纳入到官吏系统之中的“衙门大学”正是专制型校长的生存沃土，这也可谓传统中国大学的一大特色。专制型校长必然带来权力的垄断与管理的独裁，这种独断性与时代所需要、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背道而驰。所以，尽管李书田的失败可以被解读为其人生性格中的残缺，也可以被解读为其职业角色的挫折，但这背后终究反映了一种专制型管理方式势必将在新式大学的现代化历程中被淘汰、替代的现实。所以，李书田的失败既是其性格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党派斗争：朱家骅与“CC”派

如果说第一次“驱李风波”是由李书田个人的性格与行事风格造成的，那么第二次“驱李风波”中还涉及更多的政治因素，朱家骅与“CC”（即陈立夫、陈果夫）派的党派之争在此逐渐显现出来。

陈立夫不仅是北洋校友，更与李书田私交甚密，所以，二次“驱李风波”之后，虽然陈立夫对于李书田的出走行为一时恼怒，但事后还是处处给予方便。当曾养甫和赖琏带走北洋学生，李书田在四川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恰逢国民政府在西康建省，陈立夫便立即示意李书田筹办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并指示他将这所学校办成西南地区的北洋学校。之后，李书田在西南大力开展找矿事业，所需的费用多由陈立夫知会西康省主席给予照顾，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的办学经费也多由陈直接拨给。在西康停留两年后，陈立夫又任命李书田为国立贵州农学院院长，当时中国工程师学会以及各专门工程学会在贵阳举行联合年会，李书田便以筹办者的身份借此机会发起北洋校友临时大会，为复校行动做准备。至1943年3月，浙江英士大学升格为国立大学，其工学院被独立划出，陈立夫将其命名为泰顺北洋工学院，准李书田独立招生，陈立夫的关照与偏爱更由此可见一斑。在李书田漫长的复校之路中，几乎处处可见陈立夫的良苦用心。

但是，复校一事初见眉目，教育部长便移位他人。1944年12月，朱家骅履新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一职，教育部对北洋工学院的态度随即发生转变，先是以经费困难为由冷淡对待李书田的拨款请求，甚至故意不予理睬。到1945年6月，捉襟见肘的李书田连续发电请求拨款，朱家骅竟给出这样一份复电：“西京分院催款电报，雪片飞来，为解决国家经费困难，决定撤销西京分院，将现有学生合并西北工学院，待抗战胜利后在津复员。”［11］409几乎同一时间，泰顺北洋工学院也收到了教育部命其归入英士大学的电令，两校惶然。朱家骅对待北洋的态度几乎将李书田的复校之路打回起点。不愿意被合并的两校师生自发开展护校斗争，各地校友也对并校的命令普遍不满，纷纷致电教育部，恳请收回成命。至10月，王宠惠再次利用个人身份请求教育部恢复北洋学校，北洋才于次年1月收到教育部复校的命令，可见朱家骅在北洋复校的道路上不仅并未给予帮助，甚至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利益的摩擦和追逐就会存在，且越是分化程度高的群体，其摩擦和追逐的形态就越显复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朱家骅与北洋学校没有感情，但按照常理而言，也不至于产生厌恶之感并发展到故意刁难的地步，这其中的原因便和朱与二陈的关系密切相关。朱家骅与陈立夫、陈果夫，既是同乡，又是同门，只因轮流掌管国民党组织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遂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的矛盾在抗战期间已经日见尖锐，甚至形成党派之争。掌控组织部系统的朱家骅派一直致力于改变“CC”派旧轨，而占据教育部系统的“CC”派则努力排挤朱家骅的人脉。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一再否认，但朱与二陈的派系矛盾，实际不仅普遍存在，并且早已到达相当严重，甚至恶劣的地步。抗战期间，国民党开始在各大学普设区党部，而此时刚好朱家骅接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与二陈的位置互换。朱、陈双方一方面在新掌控的系统中排斥对手，一方面力图利用新的权力资源和原有的人脉关系维持甚至扩张在旧系统中的势力，使得冲突愈演愈烈。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朱家骅与二陈互换组织部和教育部的职位，此举引发两大系统人事的重新洗牌，双方各自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加速排挤对方人马。身处组织部主管监察工作的王子壮曾经记录称：“近日政治风气日坏，盖生存竞争激烈之表征。朱骝先自组织部去职，其所属人员相继为新任淘汰……在朱氏属僚，不免有走投无路之悲切。此种现象，唯有使壁垒日深，冲突激烈，为党国前途计，实堪忧虑。”［12］317二陈在组织部排挤朱家骅旧派，朱家骅自然也会在教育部排挤二陈旧派。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当中，朱家骅派的势力远不及“CC”派，但在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系统当中，朱家骅却是根基深厚：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校长，并与戴季陶、蔡元培、蒋梦麟、罗家伦、傅斯年、鲁迅等人甚为交好，凭借其丰富的人脉资源可与“CC”派抗衡。大学既是高等学府，又是政治工具，是双方利益交叉重合的最大领域，各自都视为己方的禁脔，于是成为两派争夺的焦点。北洋一直是陈立夫的势力范围，朱家骅履新教育部长后，自然会压制北洋发展，抑制北洋势力。除国家环境动乱的大因素之外，朱家骅与“CC”派的矛盾，也是李书田难以实现北洋复校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小结

教育是人类伟大而神圣的实践，指向的是卓绝的人性和美善的生活。因此，热情与理想是教育的必备因素，此两者是指引和推动人类教育活动不断超越既定教育现实，并迈向更高层次教育境界的指针和动力。对于北洋而言，李书田既饱含深情，又抱有理想，这在其努力恢复提升北洋质量、八年矢志谋求复校的行动中可见一斑。但是，仅靠校长一人的热情和理想是难以真正维持教育向前发展的，现实更是影响教育发展轨迹的重要因素，这既包括大学内部各种关系的平衡，也包括大学外部各种力量的博弈。对内而言，校长不但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形象，更要努力建立起与教师和学生的良好关系，成为团结、凝聚学校文化的精神力量；对外而言，校长不仅是学校形象的代表与符号，更是学校获得发展资本的主导性力量，成为学校谋求社会资本的关键性人物。要之，合格的校长应该既是知识深厚的学者，又是理想远大的教育家，更是能够有效平衡各方关系的斡旋者。

傅斯年曾经这样评价蒋梦麟：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傅某人自己则是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办事却比胡适之高明。蒋梦麟闻后笑言：“孟真这话真是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却不过是北大的‘功狗’。”［13］332但恰恰是这位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却是一位毫无疑问的大学领导者。1923年，蒋梦麟在蔡元培任职北大后期，以总务长的身份全面代行校长职权，面对“五四”之后国立高校欠薪严重、各类学潮此起彼伏、政治派别矛盾重重的危机局面，竟能独自坚守三年之久，维持北大运作如常，这就已经展现出其不凡的韧性与能力。1930年，蒋梦麟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之初便面临着教授新老交替的问题。彼时的北大，在“兼容并包”的校训之下也存在一些鱼目混珠的教授，但校方却因其背后存有各种盘根错杂的派别势力而不敢妄动。蒋梦麟上任即放言“聘请新人，你们（教授）去做；辞退旧人，由我（校长）来做”［14］2551，这绝非平庸卸责之辈所能道出之言。之后，接手北大不到一年，东北陷落，北平随即成为长城抗战中突出暴露的前沿阵地，办学的和平环境不复存在。一些资料显示，蒋梦麟为此参与了黄郛与日方谈判签订“塘沽协定”的外交活动，其与日本军人的交涉，曾经得到曹聚仁等新闻界人士的高度赞誉，被评价为有担当有气节的大学校长。［15］由此可见，蒋梦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为维持办学局面，既必须应对校内的各方势力，又必须面临时局的干扰，这在当时的中国绝非易事。恰如蒋梦麟的自我评价：“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14］17所谓鬼子者，既有“洋鬼子”科学务实的精神，又有“鬼谷子”王诩圆滑老道的处事手段。这既需胆量与勇气，又需谋略与智慧，更需能力与办事的高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中，“办事高明”可谓校长的一种“本分”，也是管理的一种客观需求，它几乎处处体现于大学与各种群体与势力的交往、制衡之道中。所以，“斡旋”与“平衡”是时代要求大学校长所必须具备的现实能力，而这似乎恰恰正是李书田倔强性格中难以驾驭的一面，这是其教育理想与教育热情不断遭受打击与创伤的重要原因，也是北洋历史上发生两次“驱李风波”的一种必然性因素。

［1］常锡厚.李书田耕砚公传略［G］//左森，胡如光.北洋大学人物志.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

［2］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

［3］佚名.北洋大学事略［G］//政协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室.天津文史资料选集：第十一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4］马恩春.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洋工学院回忆片段［G］//左森，胡如光.回忆北洋大学.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9.

［5］［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 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张度.回忆二十年代的北洋大学［G］//左森，胡如光.回忆北洋大学.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9.

［7］孙越崎.回忆在北洋大学的读书生活［G］//左森，胡如光.回忆北洋大学.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9.

［8］李校长在北洋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益世报，1936-10-18（6）.

［9］闻迟.精英主义的教育大师：李书田［J］.休闲读品・天下，2012，（2）.

［1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1］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

［1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子壮日记：第九册［Z］.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