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俪成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200433)

韩愈的《进学解》一文的系年少有争论，诸家多将其系为元和七、八年韩愈左迁国子博士期间。宋朝方崧卿《韩文年表》，清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当代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罗联添《韩愈研究》，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等皆无异议，各类选本也从此说。但是细读《进学解》文本，笔者却能发现不少问题，献疑如下，祈求方家指正。

一、“于兹有年矣”与韩愈元和七年任国子博士历时之矛盾

通行本韩集《进学解》言:“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1］146

方崧卿《韩集举正》中据南宋监本将“于兹有年”句定为“于兹有时”，举出《文苑英华》本、南宋初李汉老、谢任伯所校“阁本”、嘉祐年间所刻蜀本的异文提出:“新、旧《史》作‘有年’，然阁本、蜀本、《文苑》皆同上。考《旧史》，公时以职方下迁，盖非久于博士。”［2］方氏作此校，已发现此处文本与韩愈任职时间有不合之处，但无深论，只是在承认系年的基础上改动文本解决。朱熹在据《韩集举正》作《昌黎先生集考异》时则进一步对系年本身提出了疑问:“年”，方作“时”，云:“考《旧史》，公时以职方下迁，盖非久于博士”。今按:此文恐非职方左迁时作，说见下条［3］。(“说见下条”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引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作“说见下‘三年博士’注”［4］。)

可惜《考异》下文中并未出现具体考证文字。

从“有年”一词看，这位“笑于列”的学生跟从韩愈至少两年以上。按洪兴祖《韩子年谱》引《宪宗实录》云:“元和七年二月乙未，职方员外郎韩愈为国子博士”［5］56，“元和八年三月乙亥，国子博士韩愈守比部郎中、史官修撰”［5］58。韩愈元和七、八年间任国子博士仅十三个月，直到元和八年二月以后，韩愈在太学中任职才将满一年。这位学生说自己事先生“于兹有年矣”，显然过于勉强。这也是方、朱二位学者提出疑问的原因。

方崧卿订“有年”为“有时”是否正确?综合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和罗联添《韩愈古文校注汇辑》提供的异文资料，北宋、南宋监本系统的韩集中多作“有时”，《文苑英华》注中还提出过“‘时’，《集》作‘日’”［1］151，［6］。尽管如此，《旧唐书》成书于后晋，所引录的应该是较早的韩愈文集，《新唐书》由欧阳修、宋祁编纂，欧阳修在考订韩愈文集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曾“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7］。虽然在编写《新唐书》时欧、宋有纪、传的分工，但材料应能共享，《新唐书》所引《进学解》与《旧唐书》所录在文字上有所出入，应是根据欧阳修提供的材料所校订。在“年”字上，新、旧《唐书》所录相同，而与编订《新唐书》之前的《文苑英华》不同，必有其理由。

从文章脉络上，用“于兹有时”描述数月间学生与老师的接触，也略显牵强。此生对韩愈治学为人的方法和准则都非常了解，语中“焚膏油以继晷，恒矻矻以穷年”，“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的结论，很难在短短一年的接触中得出。可见“于兹有年”和“于兹有时”相比，前者在版本和脉络上更为合理，因此当代校本多将此句定为“于兹有年”。

既然版本上“于兹有年”由来有据，那么这种表述与韩愈元和七年到八年任国子博士仅满一年的史实之矛盾，似乎只能通过朱熹的方法，以改变系年来解决。

二、“三年博士，冗不见治”与韩愈执教太学经历之矛盾

《进学解》中学生对韩愈生平的叙述是:“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此处的“三年博士”句，除《旧唐书》作“三为博士”之外各版本，包括《新唐书·韩愈传》都作“三年博士”。

《新唐书》在这一段基本因袭《旧唐书》，此处引《进学解》不依《旧唐书》“三为博士”而作“三年博士”，必经校勘，很可能是据欧阳修所收集的“善本”改正①欧阳修曾据蜀本等善本校勘韩愈全集。参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且除《旧唐书》外，今传各本皆作“三年”，“三为”说并没有太多版本依据，历代学者虽可能有所疑问，但只有方崧卿《韩集举正》卒将此处定为“三为博士”。

从文句上看，“暂为御史”和“三为博士”在结构上形成对句，在对应的位置上重用“为”字，不应出自韩愈手笔。且“三年博士，冗不见治”与之前的“暂为御史，遂窜南夷”对比成文，如改作“三为博士”则降低了对比的意味。又“三为博士”表达的是次数多，“冗不见治”则侧重于单次时间长，前后意思也不是很合拍。再者，这段话是按时间先后依次叙述韩愈的履历，而如果作“三为博士”，则“三为博士”期间已经包含了“暂为御史，遂窜南夷”的经历，与前半句重复。

洪兴祖《韩子年谱》云:“按公贞元壬午授四门博士，元和丙戌为国子博士，丁亥分教东都生，今年又自郎官下迁，凡四为博士矣。此先言暂为御史，继言三为博士，则自丙戌而后三历此官也。”［5］56洪兴祖看到了这段话是按照时间发展叙述的事实，但是“分教东都生”是韩愈任国子博士期间改变了教学地点，不可分为两事，从“丙戌而后”开始算的话，到元和七年当是“二为博士”，“三为博士”的说法仍然不妥。

综上所述，无论从版本上看还是从文理上看，此处文本都应是“三年博士”，而非“三为博士”。

检韩愈的履历可知，“暂为御史，遂窜南夷”说的是他“选监察御史。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8］，之后韩愈履历中只有元和元年②韩愈的《释言》中有:“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诏拜国子博士。”、元和七年两任博士。前面已说过，元和七年的国子博士任期仅一年，自非“三年博士”所指。而关于元和元年那一次国子博士的起讫，韩愈在《释言》中明言“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诏拜国子博士”，《韩子年谱》元和四年下注(可能是方崧卿的《增考年谱》)说:“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5］50。所以“三年博士”说的只能是元和元年六月到元和四年六月的这一段时间。

但这样一来“三年博士”的说法看似也出现了问题，正如洪兴祖在《韩子年谱》中提出的，“若云三年，则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为博士，首尾四年矣”［5］56。关键在于韩愈自己对这段经历的认识。检韩愈作于元和六年的《送穷文》，文中依时间顺序叙述了“穷鬼”跟随韩愈的经历，从“子在孩提”到“子迁南荒”再到“太学四年，朝韮暮盐，唯我保汝，人皆汝嫌”，将“太学四年”放在“子迁南荒”之后，只能指元和元年到四年这一段博士的经历。可见，在结束了第二任国子博士生涯之后的韩愈看来，自己在太学中任职的时间是四年而非三年。如果此文作于元和七年到八年，按韩愈自己的认识，不应说“三年博士”。

这样看来，作“三年博士”和“三为博士”似乎都有欠妥当之处。其实“三为”、“三年”之争完全建立在传统系年的基础上，这一立论基础其实尚待推敲。

三、《旧唐书》系《进学解》于元和七年之质疑

将《进学解》系于元和七年的原始材料只有一条，即载于《旧唐书》后被《新唐书》采用的“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9］一段。

《旧唐书》成书仓促，前后为时仅四年，裁剪粗糙，中叶以后史实前后矛盾甚多，可信度大可推敲［10］。其引韩愈《进学解》文本作“于兹有年矣”又将其文系于元和七、八年间，本身就有矛盾。要考察《旧唐书》关于“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的说法是否准确，可以参看白居易为这次任命写的《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③此文是否白居易所写，学界尚有争论，见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册，第529－530页。但无碍本文论点。，制曰:

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仍迁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11］

览《进学解》之文并不能得出韩愈“有史才”的结论，执政者也不会因此授予他史馆修撰这一特殊职务。从制文“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的断语来看，执政者授予韩愈史官修撰时，已充分考虑其史笔。制文又肯定他“自致名望”，表明其时韩愈声望颇著，又与《进学解》中“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的自述不尽相同。

《旧唐书》强调《进学解》为韩愈此次授官的理由，可能是要解释其未满一考便升迁的事实。《旧唐书》所言之“执政者”应是李绛与李吉甫④据《新唐书·宰相表》，元和八年正月辛未权德舆罢相，三月甲子(十一日)武元衡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八年三月中旬韩愈授史官修纂时能说得上话的只有李绛和李吉甫。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11页。。按卞孝萱先生的考证，韩愈元和初年仕途波折多与李吉甫有关［12］，且韩愈的好友多与李吉甫有矛盾，因此李吉甫拔擢韩愈的可能性很小。另一个宰相李绛则是韩愈的同榜进士，少年时便同游梁肃门下⑤《唐摭言》卷七:“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萧未之面，而四贤造萧多矣，靡不偕行。萧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萧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王谠:《唐摭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页。，与韩愈交往日久，要提拔韩愈，也不可能是“览其文”方“怜之”。

检《通鉴》，李绛于元和六年十一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于元和七年四月擢为中书舍人，再加上韩愈这次未满一考便升迁，梁肃门下“四君子”除了早卒的李观以外一时俱居要职，显非巧合。《通鉴》卷二百三十八载:

(元和六年十一月)己丑，以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为相，多修旧怨，上颇知之，故擢绛为相。吉甫善逄迎上意，而绛鲠直，数争论于前;上多直绛而从其言……［13］

可见宪宗提拔李绛意在牵制李吉甫，安抚“旧怨”，防止朝廷出现独大的局面。韩愈不仅是李绛的故知，更是李吉甫的“旧怨”，李绛任宰相之后，宪宗对崔群和韩愈的拔擢可能正是李绛引荐下的后续行动。韩愈任史官时李吉甫为修《顺宗实录》，紧持史官口径。在李吉甫把持的史馆中放进李绛一党中有修史才能的韩愈，显是宪宗政治折中的结果。韩愈初任史臣时所作《答刘秀才论史官书》中透露出的消极态度正体现了当时对李吉甫的忧虑［14］。

因此，《旧唐书》关于“执政者”因览《进学解》而“怜其才”才将韩愈升任比部郎中、史官修撰的说法，不论从任命官职的特殊性、执政者的身份还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都缺乏说服力。

四、《进学解》所述与韩愈元和七年生活状况之矛盾

再看《进学解》文本，除“于兹有年矣”和“三年博士”的问题外，“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一段对韩愈生平的叙述只说到“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并未涉及之后的经历。韩愈在元和元年权知国子博士，一年后分司东都国子学，元和四年为真博士，夏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判祠部;元和五年冬授河南令;元和七年任职方员外郎，因言柳涧事获罪，这才到了复为国子博士的境地。其中河南令是京县的县令，可以独当一面，未满一考便调回长安，担任朝官职方员外郎。这一段时间内韩愈数次改官，有两次明显是向上提拔，如此复杂的经历显然既不能说“冗”也不能说“不见治”。且此文如果是元和七年所作，只用“暂为御史，遂窜南夷”讽刺其“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却不提更为切近的从职方员外郎下迁国子博士之事，是很难理解的。

元和初年时韩愈生活窘迫，在元和三年作有《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诗中“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娇儿好眉眼，袴脚冻两骭”，“三年国子师，肠肚习藜苋”⑥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01－702页。此时韩愈自认为已任“三年国子师”，时间与《进学解》中“三年博士”相同。之语正可与《进学解》中的“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对应。元和五年所作《东都遇春》中尚有“为生鄙计算，盐米告屡罄”［15］723之句。而在约写于元和七年冬天的《赠崔二十六立之》中，已有“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黄金涂物象，雕镌妙工倕。……”［15］862之句，虽有诗人的渲染，“双饮盏”应是实物。韩愈能拥有如此精工细作的银器，显已不是冻馁妻儿的状态了。其原因在于此时韩愈已能从墓志铭的写作中获得一定的润笔收入。在洛阳时，韩愈的墓志铭大多为亲友而写，为陌生人写的几篇，墓主都是“无遗资以为葬”(《唐故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遗资无十金”(《故太原府参军事苗君墓志铭》)，很难得到润笔。而在元和七年任国子博士期间，韩愈开始记载自己撰墓志铭的收入，作于元和七年刚当上国子博士时的《唐故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中，他就明确说: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状，以币走京师，乞铭于博士韩愈……愈曰:“公行应铭法，子又礼葬，敢不诺而铭诸?”

李素应是韩愈任河南令时的旧识，其子李道敏“以币走京师”，可见此时韩愈文名大振，已有人专程为韩愈写作墓志铭准备酬金，金额虽不如刘禹锡《祭韩吏部文》所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16］，但应已不少。在墓志润笔日进的情况下，如果学生还说他“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道理上就很难讲通了。

上文是对《旧唐书》所说《进学解》作于元和七年说的质疑。

五、《进学解》作于元和三年中到元和四年六月间说

综上所述，进学解所述之生活状态并非是元和七年间的事。考虑到“有年”的用法和韩愈履历，其写作《进学解》的时间只能定于元和三年中到元和四年六月迁都官期间。此时距韩愈元和元年六月任国子博士首尾已有三年，分司东都业已有两年时间，符合《进学解》中“于兹有年”和“三年博士”的说法;此任国子博士前，韩愈刚刚经历在御史任上被贬阳山令、转江陵法曹参军的事件，经顺宗、宪宗的政权更迭才被召回，与文中“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的叙述顺序也完全契合;韩愈当时贫困的生活处境也比元和七年的处境更符合文中的叙述。可以说，将《进学解》系于元和三年中到元和四年六月之间的结论有效避免了将之系于元和七年到八年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洪兴祖《韩子年谱》元和四年下注说:“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初除，致辞云‘朝议郎、守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上骑都尉韩愈，直亮而廉洁，博达而沉厚，守经嗜学，遂探其奥，希古为文，故得其精。美宋玉之微词，尚扬雄之奇字，为己求道，暗然扬声，可行尚书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王仲舒词也”⑦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0页。王仲舒文又见《唐文拾遗》卷二十五引《韩子年谱》，题为《国子博士韩愈除都官员外郎制》。陆心源:《唐文拾遗》，《续修四库全书》1651册375页。，其中以宋玉和杨雄并举来评价韩愈的文章似乎颇为特异，这一组合很容易让人想到宋玉《对楚王问》、到扬雄《解嘲》的这一“设问”文体的传统⑧宋玉的《对楚王问》和扬雄的《解嘲》同被《文心雕龙》列为杂文三体之“对问”体，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54页。，而《进学解》恰恰是“设问”传统中的经典之作，这一点古今学者论之甚详［1］159。判词中“为己求道，暗然扬声”之语，又符合《进学解》中韩愈对自己学问人品的渲染。与白居易所写的夸奖韩愈“有班马之风”的制文对比，无论从授官理由上还是从对韩愈才能的叙述上看，王仲舒的文章都更像是受了《进学解》的影响所作。如果《旧唐书》中所述执政者看了《进学解》，“奇其才”让韩愈转官是实有其事，也是放在元和四年韩愈除都官员外郎的事件上更为贴切。虽无实据，但《旧唐书》错将此事与元和八年韩愈的升迁混为一事，张冠李戴，造成系年失误，也是情理可通。

六、结 语

以上是笔者对韩愈《进学解》创作年代提出的一点自己的意见。将《进学解》系于元和七、八年的惟一直接证据就是《旧唐书》，而如前文分析，除了与韩愈生平宦历的扞格，《旧唐书》所引《进学解》的文本本身就与这一系年有所矛盾。在《进学解》一文的校订中，如果将其系于元和七、八年，“于兹有年矣”当为“于兹有时矣”，“三年博士”当为“三为博士”为佳，但在版本选择上未为惬当。如果按照本文的观点，将《进学解》的写作年代定为元和四年，就可将《进学解》中的两处文字定为“于兹有年”和“三年博士”，史实、版本和文本的矛盾便都迎刃而解了。

［1］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刘真伦.韩集举正汇校［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212.

［3］曾抗美.昌黎先生集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2.

［4］朱熹.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M］.四部丛刊本.

［5］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罗联添.韩愈古文校注汇辑［M］.台北:“国立”编译馆，2003:225.

［7］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927－1928.

［8］李翱.李文公集:卷11［M］.四部丛刊本.

［9］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196－4198.

［10］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27.

［11］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11［M］.四部丛刊本.

［12］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7－155.

［1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5:6787.

［14］朱维铮.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辨［J］.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0－22.

［15］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6］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1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