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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

2014-03-31罗书华

关键词:朱熹苏轼文学

罗书华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文与道是中国散文学史上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文学意识刚刚萌生的时候开始,论者就已经试图建立文与道的关系,或者说从文道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与阐述文学。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更是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北宋理学兴起以后,周敦颐也同样有“文以载道”的说法。

按照一般理解,“文以明道”也好、“文以载道”也好,既不忽视文,又强调道,既包含美的因素,又指向文的功用性,与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正相呼应,即使是在后代也一直被作为儒家文学观的核心命题,作为儒学的代表,朱熹应该对这个命题表示赞同才是。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不仅没有接受与重复这个观念,反而认为它在根本上就错了,十分荒谬。《朱子语类》记录了他与才卿的一段对话:

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1]3305

《朱子语类》还记录了朱熹关于苏轼的一段评论: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欧公之文则稍近于道,不为空言。如《唐礼乐志》云:“三代而上,治出于一;三代而下,治出于二。”此等议论极好,盖犹知得只是一本。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1]3319

这两段话针对的对象不同,一是韩愈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文集序》中的头一句话:“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一是针对“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朱熹将这句话归到苏东坡头上。这句话虽然出自苏东坡的《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但说话人应该是欧阳修。原话是这样的:“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2]由于朱熹对苏轼本来就有成见,对欧阳修则更有好感,而这句他并不赞同的话又确实是在苏东坡的文集中看到,所以就不自觉地将这个恶名转移到苏东坡头上。当然,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说到底并不是哪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观点,而是古文论者甚至理学前驱普遍认同的观点。《昌黎先生文集序》的第一句话,当然不仅代表了序作者的意见,同样也应该是老师韩愈的观点。而苏轼在文章中特地引用老师的话语,当然也包含了自己的接受与赞赏。可是,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主流文学命题朱熹却从根本上予以了否定。在朱熹看来,无论是“文以贯道”,还是“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将文与道看成两个相分别的事物,或者说把文看作是独立于道的存在,而实际上文与道却是同一个事物。“文便是道”,“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

应该说,“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与“文以贯道”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因果师承关系的。韩愈、李汉、欧阳修、苏轼等古文论者的“文以贯道”,明显是周敦颐“文以载道”的前源,这在字面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周敦颐“文以载道”说中的“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3];又直接导源了二程的“作文害道”;至于“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则更是对二程“作文害道”中“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等部分的流出。这些字面大不相同的各种论说,说到底都是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继承和发挥,说到底都是强调道对于文的决定作用。

不过,语言、概念和命名绝非仅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而是关涉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与把握。不然的话,朱熹也不会这样字斟句酌,锱铢必较。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4],“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5],“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6]。显然,“文从道中流出”正是他的哲学观点在文学领域里的自然实现。相比于“文以贯道”这种日常说法来,“文从道中流出”确实是文道关系更为精微、更幽深、更周全,也更具哲学意味的描述。不仅如此,在现实层面,“文以明道”等说法,虽然未必有朱熹所说的“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那么严重,但至少有这样的潜在倾向存在。他们在说文论道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它们看成两个平等相对的事物,虽然有时也强调道对于文的决定作用,但是出发点与目标却是在文而不是在道,在作好文章而不是提高道德。相反,朱熹的“文从道中流出”,虽然在言说的时候,也不免要“文”“道”分开,但是,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非常清楚,“文”与“道”其实指的是同一件事物,之所以要分开来说,只不过是言说的不得已。并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目的都是道而不是文。这就与“文以贯道”等说法形成了深刻的区别。完全可以说,“文从道中流出”在文道关系论方面建立了一种与“文以贯道”等经典范式大异其趣的新范式。它的立场、出发点与目的都在道的一边,而核心乃是文道一贯。

正是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与目的,对文道的认识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所以,朱熹对于整个文学现状与历程的面貌、弊端与症结也就有别样的眼光。对于千古文豪苏轼,他也能透过那华妙的文字与包笼,而指出他的“本根病痛所以然”来。谈话中涉及苏轼,大多不免要带上批评与贬抑。在《答程允夫》中,刚说完“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紧接着就是一个转折,“但其词意矜豪谲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是以平时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往往不能终帙而罢。非故欲绝之也,理势自然,盖不可晓”[7]。而对于读者在阅读苏文时只注重他的文辞之妙,而不提防其中的道理是非的倾向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说:“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8]

事实上,当朱熹架上“文从道中流出”的眼镜来巡视文学现实与历史的时候,矛头所指,绝不只是一个苏轼。在他看来,“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然在战国之时,若申、商、孙、吴之术,苏、张、范、蔡之辩,列御寇、庄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赋,以至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生、贾传、董相、史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流,犹皆先有其实而后讬之于言。惟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其弊精神、糜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因是颇泝其源而适有会焉。……自是以来,又复衰歇。数十百年而后,欧阳子出……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习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9]那些古文论者的历代偶像们,无论远的贾谊、史迁,还是近的韩愈、欧阳修,都一一站在前面接受批判。至于当时的文坛,更是不在话下:“诸公文章驰骋好异。止缘好异,所以见异端新奇之说从而好之”,“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1]3316,3318。

毫无疑问,站在古文的立场上来看,这样的批评未免太过严苛,也未免偏颇。如果贾谊、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也受到这样的指责,那么,那里整个散文学史就再难找到什么模范。然而,考虑到文学、散文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从古至今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纯粹的文学及其空间存在,文学、散文本来就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思想状态的综合产物,它的发展不仅是文学内部的合力的结果,也必然要受到外部的、外在立场的力量的作用,那么,朱熹的批评也就有它的合理性,而它对于文学、散文学的影响也就未必只是压制的与负面的,对于文辞的单边追求,未尝不是一种提示、提醒与预警。南宋以后散文学的萎顿,可以归罪于理学与“文从道中流出”范式的转变,但是南宋以后浮文丽辞的遁形,文士的深厚道学修养以及在文中也可以见到的崇高人格,也可以部分地归功于朱熹和他的“文从道中流出”。

“文从道中流出”新范式的确立,最为突出的影响就是把历来与道并行分路,需要用道来牵制的文放进了道的怀抱当中。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加强了道对文的统管,降低了文的独立地位,对于文的独立发展有一定的限制。然而,既然朱熹将文看成是道的流出,将文视为道本身,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未必不是对“文”的抬升。在历来论者的心里,道都处在比文更高的层级。正因为这样,“文从道中流出”看起来似乎会走向裴子野等论者对文学的压制道路,实际上,他们的路向完全不同。这不仅表现在教化与道的区别上,更重要的是,在裴子野等论者看来,文与教化之间是对立的甚至你死我活的关系,最后必然要得出以质灭文兴教化的结论。可是,“文从道中流出”,文与道原本是一物同体,道必然要通过文来表达,而文也就是道,因此,对道的提倡不仅不会消灭文、压制文,反而很可能会对文的发展有所促进。

当然,要准确把握“文从道中流出”的含义,还应该对朱熹哲学中的“理一分殊”的妙处有所理解。所谓“理一分殊”,指的是世界的构成可以从终极与分极两个端口来理解,从终极一端来说,世上万物都归于道或理,而从分极一端来看,道或理又都要表现为万物,而且每个物中都有道或理在。“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10]74,73。这样说来,文一方面归属于道,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独立自足性。事实上,将“文从道中流出”与“文以贯道”等命题作简单比较,还可以发现,“文以贯道”中的“文”具有更强的工具性,而“文从道中流出”中的“文”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

正因为这样,朱熹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排斥文,在很多时候,他倒是将文作为参悟道理的重要媒介与途径。所以,他对于历代文学作品会这样熟悉,对于各家特点会如数家珍。如说“东坡文说得透,南丰亦说得透,如人会相论底,一齐指摘说尽了。欧公不尽说,含蓄无尽,意又好。”又说:“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荆公文暗,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韩千变万化,无心变;欧有心变”,“韩文高、欧文可学,曾文一字挨一字,谨严,然太迫”,“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欧文“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1]302-312,“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所有这些评论都能透过文字深看一层,言人所不能言,几乎可以作为唐宋散文名家的定评,其中不难看到对各家文学成就的推崇。

说起朱熹与理学家的文学观,论者往往会认为他们在文学风格上崇尚平淡、平易。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他们对于道理性情的认识。朱熹也在多个场合对于平正平淡的风格表示了推崇与赞赏。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1]3299对于欧、曾的推崇大于苏轼,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在比较欧、苏时就说:“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坡公文如说不辩后,对人闹相似,都无恁地安详。”[1]3312不过,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朱熹虽然心有所好,但是他的审美感受其实十分敏锐,而审美爱好也相当广泛。对于文学的许多不同的风格,他都能感受、接纳与欣赏。当他说“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1]3302的时候,当然是对文章的力的肯定。当他说“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今人做文字,却是胭脂腻粉妆成,自是不壮浪,无骨气”[1]3318的时候,自然也是欣赏的口吻。当他说“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笔写字,全无锋锐可观”[1]3302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则是对“锋锐”的艳羡。至于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11]口吻中也有对豪放的欣羹。这里说的虽然是诗,但风格并不存在多深的文体界限。这样广泛的兴趣与博大的胸怀,不要说是理学家,就是文学欣赏家,也未必能够拥有。其实,所有这一切同样是“文从道中流出”这个命题的自然流出。文从道中流出,而人各有性情,各有道养,自然也就人各有自己的文章风格。当他从自己的性情出发时,难免不会厚此,但是由于他深悟到道理存在的多样性,所以他并不会厚此而薄彼。

这样说来,朱熹的“文从道中流出”这个命题,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一个道统上的文学命题,它同时也是文统上的文学命题,可以说是道统与文统的联结,周敦颐、二程与韩、柳、欧、曾、苏的调和,性理之学与文章之学的融合。它既是对理学的扩展,又是散文学的提升。钱穆说得好:“盖朱子不仅集有宋性理学之大成,即有宋经史文章之学,亦所兼备,而集其大成焉。”[12]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仅是文道范式的转型,也可以说是传统文道理论的绾结。这个理论是如此的完满与周延,以至在传统文道体系中再难有实质性的新论述出现。后世出现的新文学流派和文学观点,即使是像性灵派,也与朱熹文论有着说不清的关系。不过,也许是太过注重理论的完满与周圆的缘故,它对于文的认识从一开始起就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他对苏轼的又批判、排挤,又高度肯定,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表现。当然,世界本来是矛盾的,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到没有矛盾的理论,与寻找没有矛盾的事物一样艰难。甚至可以说,越有体系、越周圆的理论,它内在的矛盾就越深刻。

[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苏轼.苏轼文集第5册:卷63[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56.

[3]周敦颐.周敦颐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46-47.

[4]朱熹.朱熹集第5册:卷58[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2947.

[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理气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6:2.

[6]朱熹.朱熹集第4册:卷46[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2243.

[7]朱熹.朱熹集第4册:卷41[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912-1913.

[8]朱熹.朱熹集第3册:卷30[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277-1278.

[9]朱熹.朱熹集第6册:卷70[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654-3656.

[10]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74,73.

[1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0:论文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25.

[12]钱穆.《朱子新学案》之《朱子之文学》[M].成都:巴蜀书社,1986: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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