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奇，曾 蕾

(1.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2752;2.中山大学外语教学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一、研究背景

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系统理论到功能思想，从句法到语篇，从语境到社会，始终致力于对功能语义学的探索，矢志不渝，在当今语言学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其思想来源而言，尽管具有欧洲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子，但是韩礼德(M.A.K.Halliday)采取“整合”(integrating)的方法［1］，把语言形式与意义、语言与语境、文本与语篇、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结合起来，成功克服了经验主义中的个人主观主义的固有缺陷，又摆脱了理性主义，尤其是索绪尔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自然主义悬搁历史、抛弃言语行为和语言使用的理想化的研究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现实反映论到巴赫金的对话论和符号意识形态论，再到德勒兹的“块茎”生成理论，语言经历了从符号的内部运作，到意义的符码化，再到解符码化和再符码化的发展历程，挣脱了英美语言哲学僵硬的意义研究和语用学研究的束缚，使英美语言哲学超越狭隘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局限性，语言学具备了社会文化批判的功能。事实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由来已久，韩礼德早期对语言问题的思索中不乏“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讨论殖民地地区的语言政治问题时，韩礼德就坚持语言学应像费斯(J.R.Firth)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一样突出语言学的社会功能，“发展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韩礼德称之为“具有社会责任的语言学”(a socially accountable linguistics)，也就是把语言放在它的社会语境中，同时把语言学也置入社会语境，当作一种干预方式用于社会实践批判［2，3］。系统功能语言学把社会文化语境纳入语言研究的视野，语言赋予价值判断力和意识形态性，语言理论也不再是中性的“零度写作”，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因而被凸显出来。韩礼德为它设立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基调，他后来的研究也坚守并践行着作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

系统功能语言学悉尼学派的马丁(J.R.Martin)无疑是语言学家社会责任的伟大实践者，他的研究很好地诠释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品格。马丁宣称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4］，具有唯物性，可以用于社会话语干预，承担社会责任。马丁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句法结构、语篇分析模式同语言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巧妙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语类结构、话语对抗、个性化、积极话语分析、多模态等话语分析模式，关注社会话语，探寻意义的社会建构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展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理论特征［5，6］。

国内学者已经开启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性的研究大幕，比如:功能语言学学者胡壮麟［5］、朱永生［6］、常晨光［7］等，从宏观上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倾向，属于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范畴。但是，现有研究很少从理论内涵上挖掘、佐证它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性。本文将尝试深入系统功能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内部，挖掘二者对话、融合的基础和机制，尝试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属性和理论品质。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性分析

(一)语言作为意义潜势:过程与系统的统一

系统功能语言学走的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路子，属于功能主义的研究传统，其思想可以追溯至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主义，是建立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自然主义的转换生成语法的批评基础之上［8］。具体而言，虽然系统理论接受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由言语行为实现的观点，但是它应该按照叶姆斯列夫的语符理论去理解，也即过程(文本)具现(instantiate)系统。“系统”的概念源于费斯关于“结构-系统”的区分，不同之处在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的不是横聚合的结构，而是纵聚合的系统，因为语言不是结构主义者宣称的封闭的、自治的符号系统，相反，语言是一个意义系统和语义潜势。作为意义潜势的语言，是由一系列选择关系组成的系统网络，而横向的结构成分为意义选择的实现形式。因此，韩礼德对结构主义关于语言/言语的二分模式提出质疑，语言学研究不能只关注抽象的语言系统和共时的语言结构，抛弃语言的具体使用。韩礼德认为:“作为语言学家，只描述语言而不解释语篇是徒劳;脱离语言描述语篇是空洞的。”［9］在他看来，语篇可以解释为过程，系统则为进化;系统和过程处于动态模式。如此一来，语言的系统和语篇之间建立了联系，语境则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

就此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在思想渊源和哲学理据上是高度一致的。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深刻批判了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客观抽象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抽象客观主义发端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欧陆理性主义在语言问题上的直观反映，可以追溯到笛卡尔主义和莱布尼茨的普遍语法。抽象客观主义不满足于个人主观主义把语言归结为个体心理和个人的创造性行为，认为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揭露隐藏在稍纵即逝的言语行为背后的本质和规则。因而，结构主义语言学抛弃了对个人言语行为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符号系统本身的内部结构上，主张对语言进行共时的研究以期找出语言运行的内部法则，所以索绪尔宣称:“语言是一个表达观点的符号系统，就像书写系统、聋哑人的字母系统……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符号学的规则同样适用于语言学。”［10，11］抽象客观主义不遗余力地对语言进行科学的研究，认为语言是一个独立、稳定的符号系统，先于个人意识而存在;语言依赖符号系统内部的运作产生意义，跟艺术、意识、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无关;个人的言语行为只是对规则的语言形式的具体运用，甚至是歪曲使用，它们本身是杂乱的、没有意义的。这显然不符合语言作为社会意义的研究模式。韩礼德一直主张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和意义［12］34，通过“机体间”(interorganism)和社会人的视角研究语言。这显然不同于乔姆斯基语言学高度理想化和“机体内”(intraorganism)的自然主义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理想化的语言”，乔氏称之为I-Language，即强调语言的内在性(immanence)、个别性(individual)、生成性(intensional)。对于此，法国马克主义语言学家让-雅克·勒塞克勒(Jean-Jacques Lecercle)［13］34-36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一书中展开批评并指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四大危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拜物教(fetishism)、拒斥历史(refusal of history)、自然主义(naturalism)。乔氏把语言看作心智器官和先天官能，把语言能力视为自然天赋，人类天生具有语言习得机制，人们根据有限的语言规则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句子。乔氏的语言观既具有个人主观主义的先天不足，又有抽象客观主义主义的固有缺陷，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共同批判的对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都是基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二分法的质疑，二者都认同语言系统是意义化的选择，语言形式是意义的体现;主张语言研究回归话语和语篇，强调语境和语言使用。这就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性提供了学理支持和哲学基础。

(二)意义的社会性:从符号二元论到社会符号学

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一书中论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思想，他把语言和社会结构、教育话语、人类意识和心理塑造紧密结合在一起，追求意义的功能性和社会性［12］34。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学思想来自马林诺夫斯基和费斯。马林诺夫斯基把语言看作活动方式，认为使用语言就是实现一定的功能。韩礼德在此基础之上借鉴了费斯的情景语境理论，把意义同语境和社会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物质和意义的持续相互作用，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模式，也就是活动和存在的方式。二者的平衡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语言必须在这种语境下才能被理解。”［14］因此，韩礼德主张对意义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因为“意义系统是一个四维复合体，它包含意义性、社会性、生物性、物理性:意义在社会中建构，经由生物学方式激活，通过物理途径而被交换”［14］。意义的四个维度体现了语言的物质性、主体间性、社会性，它颠覆了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学中意义来自符号系统的内部运作的基本理念，意义从深层结构走向社会层面，语言成为多功能的语义系统。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符号是声音形象和概念，也即能指与所指，任意意指(signification)的结果;符号的意义或者价值是符号系统内部各符号之间对立差异形成的，属于内部语言学的范畴，不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不属于意识形态之列。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对此提出批评，巴赫金认为这偏离了言语符号作为言语行为和语言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的特征。相反，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符号，“没有符号也就不存在意识形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符号不同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它既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自然、科技，亦或是消费，符号不仅是现实的一部分，它还反映、折射、甚至是曲解社会现实，使符号具备意识形态的评价功能［15］。符号和意识形态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符号所到之处，都有意识形态的身影，反之，任何意识形态的事物都具有符号价值”［16］9-10。换句话说，言语符号作为交际的媒介，产生于被社会建构的个体之间(而非自然人)，因而被意识形态化。

系统功能语言学实现了语言符号意义的功能化和语境化，而巴赫金把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它们都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二元对立的符号意义观提出批评，把“话语”(utterance)作为言语生成过程的基本单位，把“言语互动”(verbal interaction)作为语言的基本现实，用巴赫金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应该而且必须毫不含糊地坚持把话语作为真实的语言—言语(language-speech)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16］97。“话语”是一个社会现象，话语的结构不仅来自语言系统内部，而是由话语的直接社会语境和社会环境共同塑造;话语不仅反映了言说主体的语言能力，实现互动交际，同时把言语行为、个体和社会意识、意义三者溶于一体，实现了意义从符号二元论向社会符号学的重大转变，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属性的物质基础。

(三)批判与实践:走向适用语言学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核心理念是语言的实践性和批判性，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解放力的重要表现。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现实反映论，还是巴赫金的对话论，亦或是詹明信的社会文化批评，无不诠释着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批判精神。让-雅克·勒塞克勒认为，把语言作为一种实践形式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立场转换［13］40:语言是过程而非结果，是社会交往而非个体言语者，是历史而非共时系统，是整体而非排他或者分离，是权力关系而非和平的合作关系。如此以来，语言学研究就成功克服了主流语言哲学所追求的“内在性原则”(immanence)、“功能性原则”(functionality)、“透明性原则”(transparency)、“理想化原则”(ideality)、“系统性原则”(systematicity)、“共时性原则”(synchrony)［13］67-69。系统功能语言学秉承语言的实践精神，韩礼德直言宣称:“系统理论是一种实践形式，我经常强调，无论从本质上还是在个体发展上，语言清楚地显露出双重功能:它同时既是一种行为方式也是一种反映方式，二者密不可分。”［4］语言不仅实现一定的功能，而且具有反作用力，可以折射、改造社会现实。韩礼德进一步指出，在人类所有意义系统当中，“语言是最大的能量源泉，且潜能无限”［14］。当然，语言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相反，它积极参与到物质实践，是“物质能量在改变世界过程中的必要伴随物或者补充”。具体来说，语言的能量来自它的聚合系统，也就是它的“意义潜势”。因此，要研究语言就必须把它视作一个系统网络，而不能作为一个横向的结构链，因为系统网络实现了意义系统的理论化。显而易见，韩礼德潜心构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从一开始就与形式主义语言学重形式轻内容、重结构轻系统的研究道路分道扬镳，取而代之的是，它关心语言的社会意义，积极参与社会过程，因为语言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心理成长不可规避的一环，三者构成一个“意义三角”，语言以中介和隐喻的方式参与社会和个体发展的各个过程，并发挥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

韩礼德批评了美国转换生成语法和言语行为理论去语境化、理想化的研究方法和高度专业化的研究风格，语言沦为工具而非对象，其结果是，语言学不是对语言的研究，而成为对语言学本身的研究，语言学变得毫无应用价值。因此他说“语言学至今还未能面对它的社会责任问题”［17］。韩礼德所说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含意识形态成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我们继承下来并不断被强化的学科之间人为的界限”。另一方面，韩礼德高度评价语言学家格雷戈里(Michael Gregory)对法律语篇的研究［3］，他认为对语篇的分析不仅仅是对文本的观察，更要对其进行评估和干预，解读语篇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同时把语言学视为一种行为方式，干预社会和政治过程。诚如韩礼德所言，“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应用，我经常思考的语言学理论本质上应该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9］。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不仅仅体现在为语篇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它还被广泛应用于语言教学、批评话语分析、教育话语研究、机器翻译等诸多领域。

三、结 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研究置入社会语境，以话语为支点，识解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凸显语言和语言学的适用性，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高度契合的。研究表明，二者的理论根基都是建立在对结构主义语言学高度抽象化和理想化的批评之上，它们都把话语和语篇作为研究单位，考察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性，把语言视为批判工具和实践方式，强调语言学和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真正体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基本属性，也印证了它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性这一理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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