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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失乐园·救赎——《林顿山》和《乐园》的神话原型解读

2014-03-31武玉莲

关键词:乐园原型黑人

武玉莲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批评流派,它以弗雷泽的《金枝》、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为理论基础,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弗雷泽在其著作《金枝》中详细探究了世界各地原始部族的神话和仪式之后,提出了“金枝国王”的原型,在文学批评中被广泛运用。荣格则将其集体无意识理论应用于原型研究,声称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某种意识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心理活动,这种人类的头脑中继承下来的祖先经验被称作“原型”[1]138。弗莱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真正把原型理论自觉地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认为原型就是“反复出现”[2]16的意象。在认真考察了一些反复出现在不同文学背景中的原型的原始意义和它们在形成共同文学经验中所起的作用之后,弗莱提出,“神话即原型”[3]729,文学起源于神话,神话中包蕴着后代文学发展的一切形式与主题。而在弗莱的西方文化背景中,神话除了指古代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之外,主要指圣经故事。《圣经》以文学方式、隐喻的语言对人类的基本生存进行了全方位的关照,讲述着人类生存的全部历程,“寻乐园、失乐园和最终救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学原型。

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是美国文坛上的一颗奇葩。作为非裔美国文学史上首摘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托妮·莫里森无疑站在黑人文学发展的最高处,她的作品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精神、历史和命运为主题,凸显性别、种族和文化,表现出她对黑人文化传统的关注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乐园》(1998)是她获1993年诺贝尔奖之后发表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继《宠儿》和《爵士乐》之后,反映美国黑人历史进程的“爱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叙述,一条围绕鲁比镇的男性展现他们对历史的重构;另一条则围绕鲁比镇与修道院的女性讲述她们的痛苦经历。作家莫里森在大学里接受的是系统的西方教育,之后又做过多年的高级编辑和文学教授,所以她熟稔《圣经》、精通神话叙事艺术。在一次访谈中,她也坦然相告,“《圣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我的读物”[4]97;而《圣经》中包含着大量的原型主题和结构,所以《乐园》的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受到神话原型的影响。

格洛丽亚·内勒也是当代非裔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女作家,内勒深受欧洲文学的影响,经常借用其文学样式来表达深刻的黑人思想,但她的作品更受黑人文学传统尤其是托妮·莫里森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莫里森激发了她成为作家的强烈欲望。大学时代的内勒拜读了《最蓝的眼晴》之后,决心以莫里森为楷模从事写作,记录黑人女性的经历。内勒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对内勒“笔下黑人女性生活的描述及她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颠覆的创作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5]48。《林顿山》发表于1985年,小说借用了作家但丁的“地狱”之框架,构筑了“林顿山”这一黑人中产阶级社区,讲述了一群黑人为追寻“美国梦”而迷失自我、最终丧失灵魂的故事。作品以林顿山为背景,由七个故事组成,通过威利·梅森和莱斯特·迪尔森这两个业余诗人圣诞节前夕在林顿区打零工时所看到的一切来展现这个黑人社区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内部矛盾。

莫里森和内勒两位黑人女作家都关注种族问题,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她们探索非裔美国人如何在种族歧视重重的美国社会里,努力保持尊严,苦苦追寻祈盼的理想生活家园。本文基于原型批评理论,从原型主题角度来探讨《林顿山》与《乐园》中渗透的内勒与莫里森关于非裔美国人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一、乐园

据《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建了一个乐园,并置亚当、夏娃于伊甸园中,园里有树有果,有清澈的河水滋润生命,亚当和夏娃享受着原始的天然满足。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伊甸园神话在经历一系列变迁之后确立了其地位,最终成为最著名的圣经故事。对伊甸园的追求也成为重要的文学原型。

《林顿山》里的林顿山社区是备受歧视的黑人创建自己乐园的一次实践。1820年,路得·奈迪德(林顿山社区的创始人)在卖掉了自己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之后,只身一人从密西西比州的图珀洛迁徙到此处,用卖妻儿的钱买下林顿山这片土地。白人农场主把林顿山卖给了奈迪德,不仅掏光了他口袋里的钱,还嘲笑他,因为林顿山地形独特,像个倒置的漏斗,山底四周是镇上的墓地,山上尽是荆棘灌木和菩提树,山坡陡峭,岩石遍布,根本不适合农业耕作。但奈迪德根本也没想务农,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利用土地靠近墓地的优势做起了殡仪生意。后来他又在山上开发房地产,建房出租给开伐森林的黑人以及其他一些贫困的黑人居住。一百多年以来,林顿山黑人社区蓬勃发展,这里豪宅林立,现代化的游泳池、喷泉一应俱全,一派生气盎然景象,俨然一块“黑宝石”[6]9之地,就连白人也对这个社区艳羡不已。

《乐园》中的鲁比镇也是伊甸园原型的置换变形。19世纪70年代解放后的黑人凭着对上帝的虔诚,对信仰的执著,对“流着奶与蜜的迦南”的憧憬,对“山巅之城”的渴求,对“心灵花园”的热望,历经坎坷,建立了自己的伊甸园。他们先是建立了黑文镇,黑文(Haven)的发音近似于“天堂”(Heaven)一词,蕴含着这些非裔美国人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在黑文镇,人们怀着崇高的信念和纯洁的道德观,一度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盛况。黑文人在他们铸造的大烤炉旁聊天,他们放声大笑,还在屋檐的阴凉中走动着喝咖啡,生活惬意而满足。后来,经过三代人的努力,他们继续西迁,最后建立了鲁比镇,鲁比镇酷似人间天堂,这里经济繁荣,人们安居乐业。“宁静的白色黄色的房子里,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营生;优雅的黑人妇女都在劳作;整齐的碗橱显得不奢侈也不寒酸;亚麻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妥妥帖帖;上好的肉都放了调料随时等待烧烤。”[7]111鲁比镇曾一度成为黑人们创建的自治、自主、自由的人间乐园。小镇花团锦簇,像个凡尘中的伊甸园,眼尾花、夹竹桃、玫瑰花等花草在这里的花期长而又长,新生的蝴蝶要飞上几英里来鲁比镇产卵。小镇建立二十多年来一直遵循着自足自尊、互相帮助的生活准则,人们拥有共同的行为规范。从一开始,人们就享受着自由和保护。

由此可见,两部作品中成立的黑人社区或者黑人小镇是非裔美国人追寻理想乐园的重要实践,为了摆脱种族歧视的桎梏,他们偏安一隅,建立了自己的乐园,有一段时间,人们的确享受着这乐园的惬意自足。

二、失乐园

《圣经》中,亚当和夏娃过着一种无知无觉、无忧无虑的生活,整日嬉戏,无须劳苦。但夏娃终因经受不了蛇的诱惑,不顾上帝的禁令,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也给亚当吃了,因此被逐出了伊甸园,他们从此失去了天真和乐园。人类也由此背负上了“原罪”,人类只有通过生前敬仰上帝,刻苦修行,才能获得上帝的救赎,死后升入天堂。“失乐园”的原型主题原本指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但是文学作品中,性行为和暴力也指丧失天真,走向堕落。

《林顿山》中,奈迪德家族的前三代致力于建立一个纯黑人社区,一个让白人羡慕的一方乐园。但是奈迪德家族的第四代,改变了社区建立时的初衷,认为林顿山必须得成为“一件展览品”[6]9,为了奋力确保社区的这种地位,他只吸纳部分居民。为了保持这个黑人中产阶级社区的纯正性,他们禁止贫困的黑人入住这个社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拒绝了自己的一部分,自己的过去”[8]75,加入了歧视自己种族的队伍。

再者,林顿山社区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征服”[9]71的基础之上的,创始人奈迪德从白人手中买下一位黑人女奴做妻子,却不给她人身自由。之后这个家族的每一代男性都精心挑选一位混血女性作妻子,而每位妻子都要为这个家族生下一皮肤黝黑的儿子作为继承人。儿子出生以后,丈夫就基本上无视妻子的存在了。这些黑皮肤的儿子的言谈举止完全像父亲,不会受母亲的任何影响。奈迪德家族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只把女性作为繁衍后代的工具,女性“本身毫无价值”[8]79。除此之外,林顿山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统治的世界,离婚的女性不准再住在丈夫的房子里。劳蕾尔·杜蒙特和丈夫分居后,奈迪德家族要收回杜蒙特家的房子,直接导致了劳蕾尔自杀的悲剧事件的发生。

林顿山也是一个阶级压迫严重的社区。居民要想留在这个“黑宝石”社区里而不惜放弃了自己的灵魂,泯灭了自己的人性,忘却了自己的历史。为了被林顿山社区所接纳,温斯顿被迫放弃了与其保持长达八年恋爱关系的同性恋人戴维,娶了一个根本不爱的女人,只为拥有一个体面的家庭,这样才有可能搬到林顿山底部,成为上层社会人士。否则,他的同性丑闻不仅会危及他的事业与社会地位,他还有可能被驱逐出林顿山,因为在林顿山同性恋是被绝对禁止的。路德不顾温斯特的个人感受,只是出于维护林顿山的形象,完全无视个体生命与人性。奈迪德家族最后创造了一个地狱般的世界,“一个罪恶的滋生地:自杀,自我否认、背叛自我、背叛他人、折磨与谋杀”[10]6。伊甸园最终沦落为地狱。

同样地,在《乐园》里,白人的种族歧视行为在鲁比的统治者他们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连同样当过奴隶的黑人也不愿收留他们。所以在遭到一连串的拒绝之后,在他们自己建立的乐园里,他们对白人的种族歧视行为进行了讽刺性的戏仿,他们颠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思想,以黑皮肤为美,为他们的黑人性而自豪,并为保卫黑人的纯真血统而战。在鲁比镇,不仅白人不受欢迎,甚至浅肤色的黑人也要受到排挤和歧视。米努斯从弗吉尼亚来带回一个沙色头发的漂亮姑娘准备结婚,但统治者们强迫米努斯退回那个女人,致使米努斯从此生活在绝望中,再也没有清醒过;老罗杰违背血统娶一个浅肤色的女子为妻,在镇上一生也没有被原谅。此外,由于身受种族歧视之害,小镇居民宁愿享受与世隔绝的孤独,也不愿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自我隔离的主张使他们迷失自我、孤立无援,也让他们变得非常的狭隘排外。在一个没有参照物的孤岛社会中发展,人们单薄地凭借对理想蓝图的憧憬建设家园,最终只能是内部矛盾重重。时代的变革给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黑人社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黑人理想生活的“天堂”开始衰弱。面对日益强大的外来渗透的力量和内部女性的不满,男人们深感社区的纯洁性和稳定性受到了威胁。再者,在鲁比镇,虽然女性看似幸福,但实际上在男人建立和统治的乐园里,男性处于主导和保护者的地位,女性则是侍奉与依附和被男性欣赏和保护的弱者。他们所设计的女性形象是体现小镇安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男人们显示其绝对控制权的手段。

可见,鲁比镇是建立在种族歧视、对女性压迫和自我封闭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小镇的建立有着这些先天不足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镇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鲁比镇的男人们苦心经营的乐园面临着危机:小镇的畸形儿接二连三地降生;年青女子未婚先孕;新娘在新婚之夜离家出走;母女反目成仇;兄弟举枪相向;修道院附近的田野里发现了白人的尸体,小镇的男人们主观臆断,认定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而在这些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所以无辜的修道院的女人们成了鲁比镇种种矛盾的替罪羊。为了转嫁内部矛盾,鲁比镇的男人们把矛头直指女修道院,对手无寸铁的女人们实行杀戮。他们实施暴力的工具有:绳子、手铐、催泪毒气以及枪支。“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7]1,伴随着这次杀戮,鲁比镇彻底背离了创立时的初衷。小说中,小镇人的暴力使他们失去了天真,丧失了乐园。

三、救赎

然而,乐园的建立并非没有希望,“替罪羊”的处理给小镇带来了新生。替罪羊的宗教典故来自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替罪羊”的说法来自古犹太人的赎罪日,据圣经《利末记》载,在赎罪日这一天,犹太祭司把两手按在一只活山羊头上,这样就把犹太民族在一年中所犯下的罪过都转嫁到了这只羊身上,接着 便把这只替罪羊放逐到旷野里去,即将人的罪过带入无人之境。这就是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替罪羊原型”。文学作品中,“替罪羊”有如下几个特点,替罪羊一般指人,包括妇女、儿童乃至圣人;替罪羊是无辜的;替罪羊往往被处死,因为它(他/她)的死能为一个集体驱走一切邪恶,带来和平。

《乐园》中,在暴行发生之后,小镇开始发生可喜的变化,上帝又给了鲁比镇一次机会。这些女人的死能为鲁比镇带了希望的曙光,其死亡在鲁比镇引起了人们强烈的震撼和激烈的争议,迫使人们反思这种残忍杀戮行为的根源。变化最大的是第肯·摩根,他开始自我反省,并第一次同孪生兄弟产生分歧,有了分道扬镳的想法,并赤脚到教堂忏悔。小说最后一章的标题以袭击修道院事件后死去的新生婴儿“塞芙·玛丽”为题,这名字意思为“救救玛丽”,实际上也是作者暗示“救救我”,“救救小镇”。先前在鲁比镇上,没有墓地,人们也拒绝承认死亡,“救救玛丽”的葬礼使人们开始勇敢地接受死亡,承认客观现实,预示着小镇的“复活”。《乐园》结尾出现了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细节,在最后一次去女修道院时,安娜手捧象征着新生和昌盛的五个鸡蛋,她看见了一扇门;米斯纳牧师则手捧象征着各肤色民族的红色、绿色的辣椒和黑色的李子,他看见一扇打开的窗户:这象征着通向人类共同的乐园之路,表明了作者对美国黑人、对全人类未来的憧憬与信心。

而《林顿山》中,在了解了历代奈迪德家族其他女人的历史之后,薇拉的女性意识慢慢觉醒。她收拾完地下室和厨房,想让生活重新有条理、有秩序。她打开了地下室通往楼梯的门,抱着死去的儿子,出现在丈夫面前。在与丈夫的纠缠中,缠在儿子身上的裹尸布引燃了壁炉里的火,最终葬身于火海之中,与丈夫同归于尽。“薇拉的重生来得太迟,返回正常生活持续的时间太短暂”,但她“获得了一种面对过去和隐秘的自我的力量”[5]49,这毕竟催人奋进。大火烧掉了奈迪德家族的房子,在撒旦般的统治者奈迪德被烧死之后,“或许林顿山会有变化的希望”。小说结尾处,两位好朋友决定离开林顿山这个罪恶之地,由此“传达出一种希望”,转变了林顿山炼狱般的恐怖景象。

弗莱发现,整部《圣经》,都讲述了人类如何因罪而受难,又如何因忏悔而获得拯救的过程,这种叙事曲线被称为U型曲线,即一系列的不幸和误会使情节发展到危难的低点,此后,情节中某种吉利的线索使结局发展为一种大团圆。在这种结构中,故事的开始和结束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分别代表堕落之前和获救之后的状态,中间由下降到上升的曲线则指由堕落到获救的过程。“原罪”和“救赎”构建了整部《圣经》的框架,“复活”原型在《圣经》中是作为“原罪”与“救赎”的理想远景而体现的。两部小说对“寻乐园、失乐园和救赎”原型主题的置换移用表达了莫里森和内勒对黑人逃离苦难、寻找家园的信心。罪使人失去天真,走向堕落,在受难之后,人获得拯救,重新找回天真。抽取《林顿山》与《乐园》的深层结构,不难发现,林顿山这个中产阶级社区由于奈迪德家族为了维持“美国梦”,而不惜压抑女性、实行父权与男权统治、并且割断自己的民族之根,最终滋生了种种罪恶,林顿山成为“地狱”,一场大火彻底毁灭了奈迪德家族建立起来的这个罪恶之地,两位诗人朋友的出走预示着新的希望。《乐园》中欣欣向荣的鲁比小镇,由于其领导人种族至上、歧视女性和自我封闭的政策而走向堕落,袭击修道院使这种堕落达到最高点,经历了“叛教—落难—悔改—救助”的过程,小镇得以回归,这一过程正好契合了《圣经》中U型叙事曲线。总之,林顿山与鲁比镇的追求呼应了“寻乐园、失乐园和救赎”的原型主题。

四、结语

千百年来,人类就一直不停地构想未来,坚信人类能根据理性设想的蓝图建构人类社会。林顿山和鲁比镇的建立是非裔美国人创建理想家园的两次重要实践,反映出他们追求美好生活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然而,当乌托邦的美好蓝图一次次地幻灭以后,人们不得不悲哀地意识到其虚幻性。两部小说展现了非裔美国人在创建理想家园、追求人间乐园的过程中的痛苦经历和为此而付出的艰辛代价,体现了两位非裔女作家对非裔美国人自身存在问题的反思。种族隔离的政策给美国黑人带来了心灵上的巨大创伤,他们反过来又内化了白人的种族政策,为了维持自己所建的乐园,对本种族人们实行阶级压迫或女性压制,或者把自己孤立隔离起来,最终导致乐园的覆灭。但他们对美好梦想执著的追求精神却具有悲壮的意义,尽管自身存在种种问题,两位作家在小说末尾还是给人们留以希望,通过自我反思,鞭策非裔美国人继续追寻探索之路。乐园·失乐园·救赎这一潜在原型的不自觉运用,体现了二位作家思想上的一致性与连贯性,表明了她们对黑人文化传统和命运的关注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展现了两位女作家对美国黑人种族前途的信心。原型的运用大大增强了两部小说的深刻性,丰富了小说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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