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谢慈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 湘潭411100)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相关立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务操作层面的尴尬，但仍然存在不足，如相关概念的定位不准，主体范围不明，赔偿数额不确定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通常认为，相较于自然人而言，法人不存在精神痛苦，故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缺乏依据。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人的精神利益不断受损并引发了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因此对确立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的探讨就显示出其独特价值。

一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最初的一味被否定至现在获得学界和立法认可，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发展是我国法律制度进步的突出表现之一。因传统法律在损害赔偿问题方面重“物质”轻“精神”，对比日本，德国，匈牙利等国，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较晚，直至民国才正式立法。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否曾在我国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至今理论界对其仍是莫衷一是。1986年《民法通则》120条①之规定是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此法条并没有明确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名词性说法，至今亦为人所诟病。理论界普遍认为《民法通则》第120条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的空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