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法芹 赵彩燕

国体，即国家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它是指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即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所处的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各政党、各派别、各阶级和阶层的政治联盟，在相关著述中，它一直是作为党的一种政治结盟方式，即一种战略和策略进行阐述的。但在毛泽东的著述中，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明确使用“国体”一词来描述统一战线。他说:“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677页。。毛泽东这段论述为人熟知，但这不意味着对其内涵的发掘已经穷尽。例如，杨凤城先生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中概述了我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十个方面内容，也罗列了李维汉归纳的七个方面概括，均没有提到“统一战线国体论”思想②参见杨凤城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10页。。既是国体，其重要性和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历史定位当然远大于战略策略，而相对说来，后者具有更大的暂时性、易变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对毛泽东政治思想本身的发掘，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的是，可能对新中国六十多年曲折前进的道路，对伴随着这一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做出新解读。

一、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的形成，它的基本内容以及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这里仍有简单回顾之必要: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尽管毛泽东谈到过作为国体的统一战线，但其作为战略策略的一面更突出;同时，这一回顾也是为了与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走过的道路进行对比。

1919年7月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民众大联合》可视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萌芽;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首次在党内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失败，使党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③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继之，中共三大做出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决策，同时也指出共产党应在国民党内保持自己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从理论上阐释了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的认识和主张没有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所接受。党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先后出现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土地革命前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结果放弃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致使党和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险，在率领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之日，党在1935年12月25日举行的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我们的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瓦窑堡会议两天后，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观点，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汲取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教训、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下了诸如《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了一整套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

抗战胜利，国民党挑起内战。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章中，提出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接近胜利，毛泽东在规划新中国的前景时，仍然强调统一战线在新中国的作用。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选出的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占三位;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占二十七位，政府组成充分体现了“联合政府”的性质。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一方针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巩固、发展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奠定了政策基础。

通过以上简单回顾可以看到:第一，毛泽东从投身革命、领导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统一战线理论、战略和策略从萌芽到成熟，贯穿他思想的始终。

第二，统一战线理论、战略和策略是毛泽东思想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上述毛泽东的著作大多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统一战线问题都是极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列为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并且，统一战线居“三大法宝”首位，在篇幅上也远超出对另外两项的论述，其重要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可见一斑。这是因为，“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共产党人》杂志的任务是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2页。。在这里，毛泽东将统一战线视为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先决条件，它与党的兴衰成败甚至生死存亡紧密相连。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论著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其新民主主义论的初步轮廓，即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其中，统一战线被视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又将统一战线置于“国体”的地位，其重要性无以复加。

第三，从其由萌芽到成熟的整个过程看，尽管统一战线在理论上曾被置于“国体”的高度，但伴随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几个时期，统一战线也经历了从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数次形态上的转变，每次转变都紧合着党面临的迫切历史任务，这使得统一战线具有某种暂时的、过渡的性质。同时，这种过渡性质又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认识密切联系着，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密切联系着 (这一点将在后面展开论述)。这进一步强化着对统一战线暂时性、策略性的认知，这种认知难免与“国体”所要求的稳定性不合。

第四，尽管统一战线经历了上述数个时期的形态转换，但其核心问题始终如一，即如何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预示着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能否正确处理这一关系，依然事关党的事业成败。

二、统一战线在新中国曲折前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战略和策略从萌芽到成熟，即大致到《＜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是历史的轮回，统一战线重新走过曲折的历程。这一曲折过程，可透过统一战线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及其他重要文献得以显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1956年党的八大上，延续毛泽东在延安七大的报告，统一战线问题是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的重要内容，其中，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中，统一战线问题占了绝大篇幅;“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个党代会报告，即1969年林彪在九大上的政治报告和1973年周恩来向十大所做的政治报告，统一战线问题只出现在外交政策中，在内政方面，统一战线问题从用语到内容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启动并步步深入，伴随着这一过程，统一战线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1977年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在内政部分恢复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指出统一战线已从革命统一战线转变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2000年12月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在新世纪，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②《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5页。;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922页。;十八大报告又将之上升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④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一大到十八大》(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页。的高度。

上述过程显示，统一战线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主要文献中的轨迹呈马鞍型，即从建国到八大和“文革”结束后的两头高，九大和十大中间低的情形。这一轨迹与新中国走过的曲折前进的道路大致吻合。这一吻合不是巧合。这一情形启示我们，正像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是否正确地解决统一战线问题作为党领导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之一，我们完全可以把是否正确地解决统一战线问题看作解读新中国发展轨迹的一个关键。

统一战线，在政治上，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阶级、阶层、其中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在经济上，用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的话说，就是“工人阶级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而经济联盟在社会经济体制上的表现，则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从统一战线的视角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同样可以看出，其成功和挫败、前进和倒退，都同是否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密切地关联着。

新中国建立，国民经济在短短三年中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在其后不长时期内保持了很好的发展势头，是与统一战线的方针得到很好的执行分不开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政治上，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国家保护“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3、10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的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它促进了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不唯此，当时还曾一度采取着重扶持民营工商业的政策，即通过国家委托加工、订货、收购等一套办法，以优先保证供应。在这一时期，各种经济成分都取得了较大发展②关于这一时期、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成就，参见孙健著《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经济卷 (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3、155－157页。。

前面讲过，虽然统一战线曾一度被尊为“国体”，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战略和策略。因此，在毛泽东的理念中它只能是“暂时性”、“过渡性”的举措。由此可以理解，新中国建立前后，尽管公开的文告仍然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宣布“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但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统一战线的地位在毛泽东那里已经开始下降了③据黄克诚回忆，早在平津战役刚刚结束的1949年5月，针对黄克诚的解放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主张，毛泽东严肃地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 (草稿)》中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又过了短短两年，较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统一战线在1954年《宪法》中的地位就有了明显下降:“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就成为革命的对象。到1954年宪法出台时，仍然提到要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及其他合法财产，但到1956年这个“保护”也取消了。随后在1957年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是遭受冲击的主要群体之一。至此，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政治上几乎名存实亡，在经济上则名实俱消。

继“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造成的巨大经济破坏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他在1957年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进而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他的思想日益向着极左的方向发展。及至“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到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共和国走过的这段巨大曲折时期，也正是统一战线被破坏殆尽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就这一辉煌成就之取得的原因，党的领导人曾有总结。江泽民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既通过不断发展物质文明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又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①《江泽民参加浙江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指出抓住机遇只争朝夕知难而进开拓进取坚定不移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日报》2000年3月15日。。这些总结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当然，这种总结还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其中，统一战线是能够丰富这一总结的一个角度。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的启动并步步深入、中国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的过程，也是统一战线逐步恢复和发展的过程。这两大过程的并行并非表面现象之间的联系，而是有着深刻因果联系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取得，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关系，也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政治上说，也就是与各种资产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之间的关系——这正是统一战线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反过来说，不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不可能的。在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的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映照下，统一战线展现出全新的意义和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成果。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作用和意义，无论党的文献还是学界述论，已经相当丰富和深入。但如果与统一战线相映照，其思想光彩更加醒目。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阐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765页。这一政策的提出，是同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相联系的。江泽民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746页。这一认识，是十五大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十六大报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出发提出了判断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746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这一思想的实质，无非是把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及他们的代表纳入现行政治体制，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也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是建立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统一战线。而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平稳、健康、顺利发展的保证之一。

三、从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看“作为国体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时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它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同如何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事实启发我们:如果不是从字面来理解统一战线，而是从具体的历史内涵来理解，统一战线绝非“暂时的”、“过渡性的”历史现象，而是现代中国政治的特有现象，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有极强的生命力。

首先，从产生条件和渊源上说，与前东欧国家采用苏联模式之前由国际因素强加的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相比较③例如南斯拉夫。“同东欧各国不同，南斯拉夫基本是靠自己力量解放的国家，共产党在国内处于独大的局面，但还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建立了多党联合政府。”见吕雪峰《论斯大林在东欧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 (1944－1948)》，载《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3期。，中国的统一战线及其体现为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是“内生的”，是植根于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所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5页。邓小平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

其次，中国的统一战线虽也是一种政治联盟，但它不同于近代政党政治产生以来在许多国家常见的政治联盟，如各种选举联盟、联合政府等，而是共产党始终占领导地位的联盟，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中国的统一战线虽是一种政治联盟，但联盟却不限于政治集团之间，而是包括政治集团、民族群体、宗教群体、海外侨胞和工商团体等各阶层、各界别的全面联盟。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 “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②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一大到十八大》(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页。

但是，本应是长期稳定存在的作为“国体”的统一战线，却被赋予了“过渡性”的暂时的意义。究其原因，如前文所指出的，伴随着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等几个时期，统一战线也经历了从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数次形态上的转变，每次转变都紧合着党面临的迫切的历史任务。这些原因是现实政治方面的。除此之外，我们前面还指出，这种对统一战线的“暂时性”、“过渡性”的理解，又是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是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密切联系着的。

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解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阶段，而统一战线，即使作为“国体”，也只是与这一过渡时期相联系的政治形态。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作为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时限上被设想为十到十五年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页。。这样一个时间长度在当时的用语中被称为“相当长的时期”，实际上，作为社会经济体制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太过短暂了。(二)在目标上，按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向着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过渡。既然对过渡时期的时限和目标作如此理解，而统一战线又是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它也只能被理解为暂时的战略和策略。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对统一战线做出了全新探索。邓小平首先指出，“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统一战线不仅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形态，也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形态。江泽民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巨大优势。它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①《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 (续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1998年2月13日，在接见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代表时，江泽民又指出:“统一战线历来是我们党团结最广大群众发展事业、战胜困难的重要法宝。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大有作为的”②江泽民:《在会见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2月14日。。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做出了全新的理解。其中最显著的成果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关系的界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显然，只有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才能理解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差别，从而理解统一战线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逻辑地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性的认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被理解为一个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的过程。既然如此，那么，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的统一战线也必然被理解为在中国长期存在的政治形态。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国体论”，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及其科学结论才为这一“国体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统一战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表明，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国体”，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