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鲍·布鲁兹库斯著 李宏 王建民译

译者前言:本刊2012年第3期刊载了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鲍里斯·布鲁兹库斯 (Boris D．Brutzkus)的《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一书上卷的1—6章，2013年第1期刊出了该书上卷第7—10章及下卷第1—2章。本期刊出该书下卷第3章的1—3节。

鲍里斯·布鲁兹库斯，1874年10月生于立陶宛，1908年在彼得堡农学院任教，1918年任彼得堡农业研究所教授，作为俄罗斯一流的农业问题权威，1922年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省农业计划委员会主席。

还在苏俄处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1920年，他不断发表演讲批评苏俄的共产主义试验。1921年底将演讲内容整理成文，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为题，在俄国技术协会第十一部 (工业经济部)创办的《经济学家》杂志上连载。杂志的立场和观点受到列宁、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激烈指责，杂志被查封，布鲁兹库斯和杂志编辑部其他大部分成员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布鲁兹库斯被驱逐后去了德国，任柏林俄语学院教授。他和一些被驱逐的俄国学者一道创办了“俄罗斯科学研究所”，继续从事苏维埃俄国经济问题研究。纳粹上台后，“俄罗斯科学研究所”宣告解散，布鲁兹库斯谢绝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邀请，前往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任教。大战爆发前患肺癌去世。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布鲁兹库斯的《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一书第一次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系统地批评了计划经济体制，论证了市场经济必然性与合理性。冯·哈耶克把布鲁兹库斯与冯·米瑟斯和马克斯·韦伯并列为20世纪早期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核心问题的开拓者，认为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显示了非凡的预见。

种种原因，中文读者对布鲁兹库斯了解甚少。本刊1997年第1期发表的俄罗斯经济史专家列·希罗格罗德的文章《论布鲁兹库斯及其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中央编译局张文成教授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上的文章《计划经济体制命运的预言者?——布鲁兹库斯及其〈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一书》，可能是对布鲁兹库斯作系统介绍的仅有的两篇中文文献。刊发《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计划》一书，望能有助于学界对这位思想家的研究。本译文根据George Routledge＆Sons，Ltd.1935年版译出。

第三章 五年计划下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① 与新经济政策时期有着大量的俄国经济文献不同，对五年计划时期俄国经济的任何研究都会遇到基本资料缺乏且不可靠的障碍。计划经济实行伊始经济研究机构就关闭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彻底“清洗”了非党专家，其月刊也于1930年停办。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账簿形式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是1929—1930年度的，其可用性较之以往的数据差远了。曾作为独立部门的中央统计局于1930年1月归属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清洗”了出色的非党专家。现在，统计数据不得不奉命“在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中发挥实际的作用”。中立的专家被开除，造成大部分经济杂志停刊。幸免关门的只有几家专题刊物，刊物充斥着攻击“左倾”和“右倾”偏向或攻击“破坏者”的文章。即使没有独立见解的正统共产党人，其文章发表在偏离“总路线”的刊物上，也会有被指控的危险。在五年计划之下，只发布过一本统计数据出版物，而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该出版物对价格、工资、货币只字不提。在国家计划委员会1933年发表的《苏联经济发展成就概览》中，最重要的数据无影无踪，整个一本低劣的鼓动性手册。苏维埃政府希望避免对其煽动性的文告做任何专业审查。研究苏俄经济的学生不得不主要依靠共产党领导人不计其数的年度会议报告。报纸是最好的信息源，从混乱的铺天盖地的煽动性文字中，有可能窥见有价值的新闻和报告。当然，对这类资料的使用必须慎重。位于布拉格的S.N.Prokopovic教授的经济研究所以极大的耐心和严谨从这类来源中搜集散布的资料，进行仔细比较和鉴别。该机构用俄文出版的月刊对研究俄国经济的学生帮助最大。伯明翰大学俄罗斯经济研究所有雄心编辑出版系统性的资料，可惜，只出版了八卷备忘录 (1931年5月至1932年12月)。曾供职莫斯科的德国专家Otto Auhagen博士的文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成就》中包含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和可信的观察。但是，对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的研究只能是一个大概，因为到目前为止，所需的资料存在着太多的缺失。

第一节 苏维埃经济彻底社会主义化的历程

起初，国外并没有把五年计划当回事，仅将其当作一种宣传，意在激励人们工作。这种怀疑论走得太远了;当计划的内容在苏维埃俄国大多得以落实时，怀疑让位于震惊，在某些圈子里，及至痴迷。然而，彻底的怀疑与过度的痴迷一样，都是非理性的。但是，怀疑论者有一点是对的:一眼就能看出，计划的巨额投资并没有带来一般生活水准的同步改善。同时，不要忘记，掌控所有资源、以绝对独裁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是最强有力的;另一方面，此类国家一无所有的臣民们，却是所有国家中最无助的民众。所以，一旦确信两者难以同时兼顾时，共产主义国家不仅会放弃对生活水平的改善，甚至会压低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没有的权力。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从属于政府必须尊重的国家法律;退一步说，即使专制的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得不顾忌民众的感受。

五年计划的基础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进行了巨大的投资和取得巨大的发展。个体农业的快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事实是，即使在最好情况下，农民农业也不可能迅猛发展。农业，特别是农民农业，仅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缓慢的些许进展。在对小康农民施加迫害的地方，甭想着取得什么进步。1922年谷物耕作面积首次出现减少，1928年耕种面积再次减少220万公顷，(1927年耕种面积为9710万公顷，1928年为9490万公顷)。与此同时，实际可收割面积减少430万公顷 (1927年为9640万公顷，1928年为9210万公顷)①据1929—1930年《控制数据》第528页。。家禽数量的增长速度也极为缓慢。政府察觉到五年计划第一年里农业衰退的后果。1928年无谷物出口，显然，五年计划所设想的以个体农业为基础加快经济发展的计划因此而大打折扣。

即使在国有企业领域，五年计划也遭遇诸多困难。因为完成计划的前提条件是最高质量的劳动。工厂建设计划应得以及时准确地贯彻执行，合理化工序应非常娴熟地推进，从而使工厂的工作进展须臾不得停顿。庞大机器设备得以安装并立即投入使用。苏维埃俄国还应使用所有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只有上述各项条件皆备，才能建成与巨额投资相匹配的规模巨大的经济。

然而，如此一来，高质量的劳动就是可期待的吗?早在五年计划实施前，苏维埃制度已存在十一年了，此间，没有证据显示其组织结构要优于俄国的资本主义。即使在五年计划之前，彼时新工厂的建设保持着适度的规模，建设工作的进展也很难说令人满意。工作进展缓慢，耗资巨大，施工结果常常达不到既定要求②见我的论文《俄国工业与专家》(Der deutsche Volkswirt，June 29，1928，p.1338—9).。苏维埃俄国缺乏足够的顶级专家和技术工人来完成五年计划所要求的建筑施工，这一缺陷只因有来自国外的援助才得以部分弥补。建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无任何既定方案的情况下实施的。1930年4月1日，只有一半 (51%)的在建项目有既定规划;其中六分之一 (17%)只有初步规划，三分之一 (32%)根本无任何规划。联盟最高检察机构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①奥尔忠尼启则，格里高利 (Ordzhonikidze 1886.10.24～1937.2.18)——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重要领导成员。1903年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当选中央委员。他曾参与组织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任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突然去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指责斯大林要为他的死负责。——译者注在1931年初的工业经理大会上说:“我们耗费了巨额资金，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工作到底做得怎样……通常没有评估。开工很随意……结果是建筑物成本不断攀升，人浮于事，等等”。仅这类建筑一项就足以造成严重的计划资金缺口。

然而，不仅无法指望建筑行业有什么实质性改善，在目前条件下，生产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早在五年计划实施之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没有显示出任何优越性。1928－1929年的控制数据听上去很沮丧:“几乎整个工业 (个别除外)的燃料、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效能都大大低于战前”。

因此，1927－1928年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主要成本指数已高达185(1913年为100)。同时，社会主义工业产品的质量却远逊于此前的资本主义的工业产品。

依据五年计划，生产的快速增长不仅要靠新工厂的建设和旧工厂的扩建，还要靠旧工厂的开足马力。比如引进两班倒或三班倒，比如废除公休日，目的是尽可能不中断工厂运转。同时，最大的期望寄托于现代技术最新成就的应用。然而，技术至上的做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新的复杂设备的恰当操作较之安装工作要困难得多。诸多新工厂生产遭受了多年的“成长之痛”。精密机器的磨损和报废之快超出常规。设备最先进的新工厂的产品还不如旧工厂的产品，且生产成本通常高出许多。新的技术不可能盲目地移植到异国的土壤里，正是在这里应该根据俄国的特殊条件有所取舍。此外，事事图快也造成了诸多更大的难题。工厂充斥着新手，他们压根不具有操作精密机器设备的基本资质。

当面临快速增加产量和不断降低成本的双重任务时，工厂经理们首先倾向于前者;因为控制产量相对更容易。根据苏维埃统计数字，五年计划第一年工业产品实际增长幅度超出计划预期。然而，生产成本却难令人满意;尽管使用了所有的会计手段，还是算不出期望降低的成本。

不仅如此，成本核算是建立在产品质量保持稳定的假定之上的。而在现实中，产品数量的增长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方便生产者却未必适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标准化，一是全面降低质量，大量生产劣质产品。产品总量的增加绝不意味着使用价值的增加。

因此，从一开始苏维埃政府就面对一个现实:建设成本高于计划许可，社会主义生产无力为投资提供必需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二选一:要么缩减投资，要么降低大众消费。显然，苏维埃政府不会对所有的投资都感兴趣。确实，它放弃了五年计划所提出的对轻工业、交通等领域的投资，而对五年计划的重心——发电站、铁厂和机械工业发展进行的投资未减分毫;不仅如此，1930年6－7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还决定扩大这一领域的计划。该决定部分是出于军事考虑;部分则是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构想，后者是党在这一时期的新议题。根据五年计划，生铁产量应从1927－1928年的333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天然钢和轧铁产品也相应增加。显然，这种增长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党的代表大会却决定将生铁产量增至1700万吨。不仅如此，规模的扩张被强调到极致。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库兹涅茨①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苏联城市，位于南乌拉尔山东部，乌拉尔河上游，自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发展成为全苏联最大的钢铁工业中心;库兹涅茨，位于西西伯利亚东南部，是苏联重要的煤炭、钢铁、机器制造和化工工业基地。——译者注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比五年计划提出的规模要扩大二至三倍;而恰恰是在东部，钢铁工业的发展最为困难且花费巨大。应该说，这些宏伟计划无从实现，但却绝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无害的梦想，因为，一般说来，苏维埃政府正在进行的布局与这些计划是相关联的。

于是，投资计划被修正了，但依然是非常紧张的，而且变得越发紧张，因为党代表大会决定用四年而非五年时间来完成该计划;后来计划执行时间延长了三个月，即添加了1930年最后一个季度 (10－12个月)，新经济年度的起始日推迟至来年的1月1日。被缩短的五年计划在1933年1月1日结束，而非原计划所定的10月1日。在这种条件下，巨额投资所需资金的唯一渠道就是削减民众消费。当然，这样的决定是不会明言的，但这却是苏维埃政府整个经济政策的必然走向②《五年计划》第一卷第70页上写道:“为了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的国家正在付出巨大努力，以目前的经济为代价，以严厉的节约为代价，以自我克制当前需求为代价而扩大资本的原始积累。”可见，《五年计划》的作者们对于不顾反对而压制大众消费的强制行为并不陌生。。

这样，投资的融资只能通过与五年计划的预计完全不同的途径进行。提高工业品的售价可能是一个出路。然而，该出路也只是部分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敞开着。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归根到底，必须为涨价买单的同样是国有企业。唯一有成效的途径是维持消费品价格的跟涨。根据五年计划，工业品价格应降低23%，可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消费品价格反倒多次大幅提价。为了隐瞒实际工资的降低，国家不再发布价格指数①在上述国家计划委员会出版的《五年计划的成果》一书第178页上，仅仅间接提及了货币工资。国家计划委员会似乎对实际工资没有任何概念。。由于产品越来越单一，其价值越来越低，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感受更明显。

尽管提高了消费品的固定价格，也尽管在“营利性商店”增加了可售商品比例，但轻工业的盈利仍然不能弥补重工业的亏损。巨额亏损可从以下这些无意间发布的数据中略见一斑。1932年，卖给矿山和铁路部门的轨道的售价分别为每吨104和112卢布，而同时期，它们的主要成本分别为每吨187和192卢布。此年钢铁工业所需的国家补贴高达4亿5千万卢布。根据五年计划，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净利润应达到120亿卢布;但实际上，在被压缩过的计划时间内，工业生产的纯利润只有50.6亿卢布，也就是说不到原计划的一半。这是国有经济体系内所有部门的普遍情况;计划预期的高质量劳动和利润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因劣质劳动而导致的融资计划缺口只能部分靠提高消费品售价予以填补。

对苏维埃政府来说，为经济体系融资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货膨胀;尽管通胀幅度不大，但确实使用过这一手段。根据计划，五年间货币量应从20亿卢布增加到32.5亿卢布，发行增量达12.5亿卢布。不再发布有关货币发行的信息;但五年计划所发布的最后一次报告显示，截止1932年7月1日，货币发行量高达62亿卢布。从1932年底开始，货币发行量猛增，致使五年计划在结束之时的货币量高达70亿卢布。货币发行总量高达50亿卢布而不是原计划的12.5亿卢布，是计划应发行量的4倍之多。相应地，五年计划结束时货币量也比应发行量高出两倍之多。超发货币足以给货币经济带来相当的混乱，但却无助于弥补净利润的损失。

印钞机帮不上政府的忙，原因在于苏维埃制度本身，涉及根本。在这一制度中，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两大社会领域互不相容;前者主要指涉工业，而后者主要是农业 (集体化并未改变农业的私有性质，因为它没有被国有化)。苏维埃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国有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倘若这一目标不能通过提高工业生产率来实现，那就只能是私有部门做出牺牲。但是，如果经济条件是自发发展的，通胀损失皆由农民承担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正是他们手里掌握着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通胀损失只能由工业、归根结底由工人承担;而较之农民，工人的利益与苏维埃政府更紧密。显然，政府不会对通货膨胀袖手旁观，势必予以干预，目的是将损失转嫁给农民。

实现此目标的唯一选择是以固定的低价强制掠夺农产品。甚至早在五年计划之前，通胀迹象初露苗头时就曾导致对农产品的强征。五年计划实施后，强征愈演愈烈。税收加大了;甚至还规定，农民完税之后还有剩余时，他不得将剩余产品卖给私商 (中间商)，而是必须上交国家。如果农民能够用赚到的钱以固定价格买到工业品，那么其处境也许还可以忍受;但事实上，投放到农村的工业品数量不断减少。这样，就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发生过的，日益增长的税负近乎对农民赤裸裸地剥夺。家庭手工业者的处境与农民相似。他们被集中到合作社并置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监督之下，被迫以固定的低价售卖自己的产品。与大工业争夺原材料的家庭作坊被直接清除了，这对农民的伤害尤甚。

通过对私有部门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强制剥夺，此类产品价格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在固定价格支撑下，五年计划得以贯彻。但随着货币发行量持续增加，货币量与固定价格之间的扭曲必然日益加剧。大型国有企业之间大多是通过相互冲账来了结问题款项，而消费品市场特别沉重地感到超发货币的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商品荒”因此变得愈加尖锐。

商品在绝对意义上也是短缺的。政府摧毁了农产品市场，它只得自己扛起养活民众的重任;该任务太艰巨，即使不断增税也难以完成。这类赋税给贸易机构造成了许多技术上难以解决的困难。比如，由于所征收农产品数量巨大，像谷物这样的耐储产品也只能任其腐坏，因为无人知道该如何妥善保存①1930年的巨额粮食税达二千二百二十万吨，其中的25%，即五百五十万吨无法运抵火车站，这部分粮食或变质或被偷，永远到不了需要者手里(Sovetskaya torgovlya，1932，No.5，p.12)。。制造业的消费品也是绝对短缺的。工业化后果是非农业人口超常增加。1928年非农业人口为3240万，1932年达到4740万，增加了1500万，增长幅度为46.3%。工业人口对制成品的需求数倍于农业人口②1927—1928年，农村居民人均工业消费品约为35卢布，工业工人人均工业消费品128卢布，是农村居民的四倍。见《五年计划》第一卷，第101页。。同时，这期间轻工业的发展只不过是取代了已遭取缔的小型工业而已。此外，如果把制成品质量的低劣以及禁止所有消费品进口等因素都考虑在内，那么五年计划期间，即使以俭约的俄罗斯标准来衡量，绝对匮乏的不仅是农产品，还有工业品。然而，若将商品短缺当成“商品荒”的真正原因那就错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品也未必总能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但即使在通胀条件下，也不至于出现“商品荒”;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总是设法保持供求平衡，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大众不会感到商品匮乏，只会觉得自己缺钱。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情况则迥然不同，通货膨胀通常是由国有企业不良的经济状况导致的。由于价格几乎是固定的，产生了货币量与产品量之间的扭曲。消费者缺的不是钱，而是没有产品可买。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中，人们对生产不足的体验是“商品荒”，而非货币短缺①所发生的一切，在共产党员们眼里都可以拿来为他们的制度增光。为了使外国人能理解，对“商品荒”做了如下富有智慧的解释:在沙皇统治下，农民们曾未使用过工业品，而现在，新的富足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他们对工业品有大量需求;尽管工业在今天有了巨大的发展，却仍然不能满足农民需求;革命后农夫们的胃口已经大得不得了了!这类想法流行于旅行者的报告里，甚至见诸一些自诩具有科学价值的报告中。。

在这种状况下，产品不能售卖，只能留待分配。早在1929年春，即五年计划实施六个月后，重新启用面包券。到此年秋，所有食物和制成品都开始定量配给。僵化的计划经济却原来是僵化的强制经济。一切取自于下，一切取决于上。

消费品是这样，生产资料也是这样。生产资料不能交易，只能分配;一种新的工业经济组织诞生了。在新经济政策体制下，所有工厂依据行业或地域被集中于某个托拉斯。各托拉斯之间联系密切，某种生产资料市场发展了起来。但早在五年计划实施前，由于计划日趋重要，市场交易不再发挥作用。在托拉斯之上又建立了辛迪加。后者逐步承担起为各行业托拉斯供应生产资料并处置其产品的职责。五年计划期间，与经济职能日趋集中同步的是市场的灭亡，1929年12月5日党中央委员会决议最终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据此决议，所有工业企业都必须按行业集中于工业康采恩。工业康采恩的职能非常广泛:制定生产计划，指导基本建设，技术管理，组织供销，指导商业和金融活动，劳工问题，干部 (专家和熟练工人)的培训和配备。这样一来，托拉斯的重要性由工业康采恩所取代②见论文《苏维埃建设十五年》第376—377页。。这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名义重建了早在“战时共产主义”就实行过的工业高度集权管理体制③“管理委员会”一词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倍遭憎恶，已被暗暗地用“工业康采恩”之名取代。。

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新的信贷组织中也有表现。早在五年计划实施之前，私人贸易的废除和计划经济的进展早已导致信贷体系的单一和集中。但资本主义机制——所谓的商业信贷——仍然存在，它赋予了苏维埃经济一定程度的弹性。国有企业间可以开立票据和进行借贷。这在某种程度上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空子，因此必须彻底废除。信贷改革法于1930年1月31日出台，同年4月1日生效。依据此法令，国家银行垄断了短期信贷，禁止国有企业之间开立票据或相互借贷。国有银行充当买卖双方中间人;供货方将发票寄送银行，银行将相应的信用额度贷给供货方，同时将账单计入购货方。工业康采恩准时将自己的信贷计划提交给国有银行;计划应详细说明每家工厂及其附属机构的信贷需求。国有银行对信贷垄断的目的在于藉此形成监督计划执行的有效手段。

这样，到1930年春，在历经1929年冬那场农业社会化的大跃进后，苏维埃经济制度向全面社会主义的过渡似乎完成了。不论国有还是私有，企业的所有产品都掌控在苏维埃政府手中。生产资料在各企业间按计划进行分配，对消费资料实行定量配给。无限发行的货币在产品分配中不起决定作用。对生产资料的分配说了算的是大权独揽的官衙——通常是工业康采恩。欲获得消费资料，最重要的依然不是货币而是阶级身份，其工作价值的大小由国家说了算。私人贸易苟且存活，近乎非法，所占比例几可忽略不计。

全盘社会主义化也影响到外贸领域。在评估外汇报价时，出口产品的国内价值不具有任何意义。概言之，俄罗斯的外贸组织使得将国内紧缺产品出口到国外成为可能。苏维埃俄国的对外贸易是个另类:某数量的产品必须进口 (这些产品是五年计划中工业建设的专用物资)，而这些产品的外币价格必须用相应的出口产品支付。至于从国内市场状况看这些产品是否应当出口，这是无人关心的问题;出口产品的被锁定的价格也确实提供不出问题的答案。因此，其他国家曾指控苏维埃俄国倾销。这种情况确与倾销不同，却更为糟糕。“倾销”一词源于生产成本与收益具有可比性的经济秩序。但苏维埃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收益之间根本不具可比性，所以“倾销”这一术语在此根本就不适用。

广大民众对战时共产主义“强制经济”卷土重来极为沮丧。定量配给制的弊端日甚，住房条件越来越不堪忍受。对此必须找到一个解释，这需要一个替罪羊，知识分子派上了用场。最骇人听闻的迫害时期降临了，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比内战时更为深重。他们的罪名是阻碍计划执行，甚至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指使干着背信的勾当。苏维埃政府希望以此在某种程度上给遭受苦难的大众以慰籍。

这种经济发展反映在国家计划委员会1929－1930年的控制数据中，该数据是首次在没有非党专家的协助下由年轻共产党人拟定的。与往年相比，这些数据的科学性大为降低。作者们不把市场均衡问题当回事。他们赞同强制征收农产品并定量分配之;更有甚者，他们公然主张这种分配应严格遵循阶级立场。他们认为，“以价值形式 (价格)对国民收入进行表述已开始失去其普遍意义”。但他们也无奈地表达了某种疑虑:“这给一般的经济分析和特定的分配条件的分析，都带来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统计学未能解决的”。这些年轻的作者们坚信产品经济社会主义的问题大可以得到解决。这是最后一批控制数据。消灭货币后，资金计划好也罢坏也罢，都无法给出详细说明，而这恰恰是以往控制数据的关键①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新年讲话中，计划数据依然被称为“控制数据”。事实上，这些计划都是无依据的。。

在1930年的经济文献中，在这类因非党专家被排除而整体退化的文献中，下述观点占了上风:新经济政策体制已经完蛋，苏维埃经济已步入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货币发行已不重要，因为它现在只不过是一种不久就会被放弃的计算符号，民众必须使自己适应实物分配;如果苏维埃经济确实需要价值计量，那么最适合社会主义的是劳动日而不是货币。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死灰复燃了。

第二节 乡村的二次革命

为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宏伟目标而采取的措施造成了农业领域的巨大混乱，这是五年计划始料未及的。这是乡村的二次革命，它甚至比1917—1918年的乡村革命还要激进的多，乡村生活的根基被连根拔起了。

五年计划旨在以农民经济为基础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1929年歉收之后，政府从农民手中夺走了一千三百九十万吨粮食，在此过程中，他们蓄意摧毁富农经济。就此而言，它的确是得手了;但自那以后，不要指望再从农民的劳作中得到什么了，在农村唯一可做的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农业体系。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官员会议中，红色独裁者斯大林在他著名演讲中宣布了建立新农业制度的决定①指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6—151页。——译者注，并很快将这一决定付诸实施。决定的任务是摧毁原有的农民经济，将农民及其残存的财产集中到“集体农庄”。而共产主义者们自己对所谓集体经济的内部结构尚不完全清楚。

富农的破产为苏维埃政府的新举措提供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支持。约三分之一俄罗斯农民拥有土地，却没有农资储备。为了耕种自己的土地，贫农只得依靠租用相邻富农的农具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或让自己的邻居帮工，或出租土地以得到部分收成或现金。富农的破产，同时使贫农失去了经济依靠，他们也只能参加政府扶持的集体农庄，农村无产者开始一股脑地涌进集体农庄。对政府而言，这一事实具有政治意义，但却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因为农业无产者们囊空如洗。

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摆在眼前，这就是把中农纳入集体农庄。但这些农民绝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农场。欲达目的，政府只有诉诸武力，为此，斯大林不惜冒险行事。1930年1月6日，政治局做出了春季到来时将干草原地带集体化的决定，其他地区的进度可以缓一些。二千五百名被授予全权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被派往农村。根据秘密指令，富农及所有反对集体化的人都将被赶出自己的农场送往雪域，即送到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森林湿地中从事强迫性劳动 (植树造林，修建道路，兴建运河，等等)。任何抗命不遵者格杀勿论，无须向中央请示。整个过程被称作“驱逐富农”。十二年间，苏维埃政权组织高度强化，而农民则被弄得一盘散沙，这使得这一世界史上空前的行径成为可能。通过这些措施，农民被强制加入集体农庄，事实上，1930年3月初，超过一半俄罗斯农民同意加入这些组织。不过，仍有一些消极或积极抵抗。消极抵抗表现为农民大量屠杀将被归公的牲畜;积极抵抗表现为纵火，谋杀共产党人，特别是在非俄罗斯地区的公开造反。由于红军内部也存在着不满情绪，此类造反并不总能被轻易镇压下去。斯大林在1930年3月2日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①见《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7—174页。——译者注)中突然终止暴力集体化，并公开宣称苏维埃政府从未下达过强迫集体化的命令。事实上，他已经意识到政治局势过于紧张，同时，对大半农民一蹴而就地实行集体化从经济上说是不可能的。3月15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的决定。匆忙上马的集体农庄大部分垮了。但是在干草原地区，由于正值播种期，此时已很难放弃集体农庄了。

苏维埃政府的让步只是安抚农民的权宜之计。1930年秋，强制集体化卷土重来;此时农民的抵抗遭到了镇压，到1931年初，60%以上的农村经济完成了集体化。总的看，所有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领域都实现了集体化。唯一未被集体化的地区，尤其是北部地区，那里的农业完全是自给自足的。从政治角度看，创建社会主义农业的艰难使命业已完成。

但这一规划却有着更为巨大的固有困难。从经济角度看，只要大农场的优势是不确定的，成功的农业社会化就绝非易事，在牲畜饲养业中尤其如此，何况生活方式被突然打断也让农民心烦意乱。因此，诸多状况的发生迫使党的目标出现某种程度的转变。

最初，党的目标是尽快将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此后，所有的东西，甚至最后一个母鸡都被社会化了。这项政策损失巨大;尤其是连最后一头奶牛也归了公，在农妇中激起了巨大的愤慨，因为她们的孩子的牛奶就指望牠了。在农妇反抗中常常能够看到此种愤懑的表达。

这种抵制本应遭到镇压;不过斯大林本人发现将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的方案并不符合苏维埃政府的利益。农民大众的情绪令他感到不安。而农民也意识到目前不可能再发动任何抵抗，他们重新回到顺从状态，他们多半会说:“同志们，如果你们认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耕作，那好吧，农田交给你们管，我们老婆孩子的口粮也找你们要。我们完全听从你们差遣，每日工作七小时，但我们要求与城镇工人同样的待遇”。对斯大林来说，这种情绪十分危险。毕竟，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税收的最大化;他们决无意为养活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承担责任。斯大林在1930年3月2日著名的文章中宣布放弃强制集体化，不过是权宜之计。另一方面，斯大林对公社的放弃具有重大意义。将整个农业实行社会化的公社，仅仅被认为是将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的一个便捷的过渡阶段。现在的目标不再是公社，而是合作社，它是一种不包括家庭经济的、只对生产实行社会化的组织形式。而家庭经济的范围是很宽泛的，包括了果园、菜园、葡萄园、家禽、所有小动物、一头奶牛。这样一来，集体化了的农民就保留了某些私有农业的成分。通过对家庭经济的宽泛界定，显示农民不是工人而是合作社的成员。但共产主义国家的合作社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合作社。前者不可能自由发展。集体管理委员会是根据党的指令选定的，多由共产党员组成。集体农庄的管理者是共产党国家的官员而不是庄员利益的代表。决定他们仕途的最重要差事是确保按时上交税款。

集体农庄的内部生活不仅受成文法约束，而且受大量政府指令的控制。这些指令事无巨细，甚至连钉马掌这样的琐事也要管。这样，集体农庄的管理权全归政府，庄员却无发言权，同时，经济责任却要后者承担。只是在责任上，集体农庄类似于合作社而与国有企业有所不同。更有甚者，庄员的待遇是不平等的。管理委员会的支柱是所谓的“积极分子”，他们先前是无产者，与先前的资产阶级农民相对立。后者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常常将集体化看作是农奴制的复活①参见论文:“苏俄农业集体化问题”，载《农业问题报告》1932年第16卷，第二部分，第216－43页。。

在集体农庄内部，最重要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农民倾向于对必需品进行平均分配;这种倾向起源于革命时期所发生的平均分配土地以及收入极端匮乏;收入主要由各种实物构成，扣除税收之后，这些物品至多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况且，此种分配的一大优点就是简单易行，无须任何账簿。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对工作积极性的影响最为不利。苏维埃政府寻求在工作时间、效率和质量的基础上建立分配制度，并希望以此方式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他们也希望像在工业领域那样，在农业中实行计件工资。但我们必须知道，尽管增加劳动量是雇主的利益所在，但计件工资制即是在资本主义农业中也未曾得到广泛采用，因为农业中工作数量的增加易于对工作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苏维埃集体农庄中，根据贡献大小获取报酬的制度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它要求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簿记制度，但由于缺少教育，要为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提供簿记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劳动组织内部的混乱自然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展开，政府着手另一项任务:它着手改善1917－1918年乡村革命后手中握有的为数不多的大地产经济组织，试图更有利可图地利用之。照旧是创建新的国有农场。他们特别起劲的是建立所谓的国家谷物农场，这早在1928年就开始了，计划是在东部干旱地区建立三至五万公顷的特大型农场。这些农场只生产谷物，特别是小麦。家畜不见了，而是像早就宣称的，要百分之百机械化。整个组织将作为工厂装备起来，为此，这些农场被称为谷物工厂。在这些谷物工厂的建设中，苏维埃政府完全是空手套白狼。这项工作进展比预想的要快，农场平均规模比计划的也要大。到1931年，处于播种期的谷物农场超过四百万公顷。

1930年的经验表明集体化不利于牲畜饲养，于是苏维埃政府就着手创建特大型牲畜饲养企业，为此从农民手中夺走了数百万头牲畜。

尽管为创建完全国有化的农业付出了多种努力，但俄罗斯无疑仍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到1932年，国有谷物企业仅占可耕作地区的10%，牲畜农场的比例更少。作为乡村二次革命的结果，集体农庄是作为苏俄农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而出现的。因此说，农业并没有国有化，农村人口也并未转变成为农业工人。虽然如此，这些做法仍然向着建成社会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在集体经济管理委员会中，政府现在掌握了执行计划以及征税的重要工具。与集体化之前的情况相比，政府对农产品是想拿就拿。不过，将农民聚集在一起，政府也为自己制造了某种危险，因为在集体农庄中，农民现在是有组织的。

第三节 回归资本主义的尝试

虽然苏维埃依据产品经济社会主义原则的发展得到了正统年轻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却在苏维埃政府内部引发了某些担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政府曾经以为在企业中坚持经济核算是政府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显而易见，想使企业有效运作，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核算。自1930年4月1日信贷改革付诸实施以来，通货膨胀现象更为明显。政府很清楚，宽松的货币环境正在损害经济核算制度。当决定在1929－1930经济年度末追加三个月计划时，苏维埃政府试图收紧这一时期的货币供应量。但是这一尝试难以持续贯彻。工厂经理们已惯于自由支配资金，以致信贷受到限制时，他们就无法支付工人工资。

1931年初，在莫斯科召开了工厂经理联合会大会。在这次会议中，专家们对经济状况的描述给人以绝望的印象。显而易见，苏维埃经济体系濒于总崩溃。

最糟糕的是没有了经济核算。在新经济政策下，当能从市场上获得生产资料时，每个企业都实行货币核算，他们精打细算以赚取利润。现在，生产资料的获得更依赖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而不是货币。一旦某项计划得到政府批准，就可从国有银行得到执行计划所需资金。在会上，工农监察院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说道，“一切都由国家银行买单，企业无任何实际责任。工资的支付与企业经理无关。商品不管质量好坏都必须支付货款，人们只是运走你们的产品然后分发了事。”“棒极了!”观众不无讽刺地喊道。针对这一情况，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工业化委员会在1930年12月19日的重要文章中写道:“工厂经理们都认为:不管财政赤字有多大，国家总能让它们好转;财政对扩大生产和建设投资的膨胀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在执行计划时，企业经理们习惯于大手大脚地使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另一个重大错误是对资本品的无偿分配。由于货币供过于求，所有生产者都尽可能大地增加供给。他们并不介意货品积压，只要需求到来时他们手里有货就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是:产品由生产者各自存放，适时供给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指生产性消费者)。但在社会主义通胀条件下，生产者的产品很快进了消费者的仓库，而其他消费者只能望库兴叹。如此一来，某些工厂可能拥有某种产品的大量库存，与此同时，其他工厂则完全无米下锅。负责分配的工业康采恩不具有善谋其政之位，因为在那种条件下，价格指针是无效的。有一种普遍的观念，但其前提却非常荒谬，即社会主义中央机构无所不能，因此管理委员会有能力判定每个企业的资本品需求量。无所不能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品是互补的，缺少一种或者多种特殊产品可能导致生产瘫痪，即使这个国家的相关产品是过剩的。

人们寄希望终结计划经济的、1930年4月1日生效的信贷改革，却加剧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国有银行只不过是个金融机构，完全没有控制各种计划实施的能力，所以也没有决定信贷的能力。为了不妨碍各种计划的实施，它制定了极为宽松的信贷政策;随着改革展开，开始了“自动”贷款时期①苏联政府1930年1月实行信贷改革。改革之初实行一种被称为“自动贷款制”的制度。其要点是，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依据的是事先制订的计划，而不是根据企业的实际业务交易需求。与自动贷款制直接相联系的是自动结算制，即银行可以完全不管交易双方约定的品种、质量、价格、交货期限等供货条件，只要银行收到供货方提交的发货凭证，就可以不经订货方的付款同意，即不经承付，直接将货款从订货方的银行账户转入供货方的银行账户，这导致经济机构之间的合同关系被彻底破坏。该制度实行了一年多，1931年3月被终止。——译者注，与此同时，信贷的制度通道却给堵塞了。在五年计划开始生效一年半之后，即从1928年10月1日到1930年3月31日，货币量增加到8.75亿卢布，但在后半年增加到了13.88亿卢布。银行改革对商业管理产生了不利影响。银行一收到发票就立刻将运达产品的价款记入买方的银行账户，这样买方就失去了对订单执行方式的控制。1931年3月22日，《消息报》在其头版文章中对这种信用制度作了如下总结:

按其性质，这种信贷方式彻底终结了企业与合作者之间的合同规范，从而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产品质量和多样化的努力，削弱了执行计划过程中厉行节约和创造利润的努力，削弱了降低成本的尝试。企业没有商业和金融活动。企业领导者对金融问题根本不感兴趣。

此外，过度的计划化也对生活消费品分配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将居民消费物品骤减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生产失败也是错误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由于漏洞百出的分配造成的。社会主义大获全胜，不仅禁止了私有贸易，而且带来了全新的计划分配体制。各省先前供应当地合作社的批发商店逐步被关闭，而地方合作社却无权直接与工业康采恩打交道。工业康采恩与消费合作中心签订总合同，然后由消费合作中心根据莫斯科预先制定的计划，在俄国广袤的领土上分配消费品。为避开中间商，工厂依照消费合作中心的指示，将物品以小件托运方式发送到最偏远的地方合作社 (此所谓转运贸易)。

借总合同和转运贸易体系之助，计划经济在消费品领域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但是很显然，计划有其总要面对的难题。如果消费合作中心无所不能，那么这种体制也许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不幸，它不是无所不能的。消费品的分配陷于如此境地:甚至在消费合作中心经理们的眼里，那也是一塌糊涂。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发生的严重供过于求却不会在这种体制下出现。为了得到自己定量配给的那片面包，消费者不得不到合作社商场去。这也是迫使他去购买其他没人愿意要且质量最差的消费品 (此所谓的强制搭配)的机会。而且，面对着“商品荒”，消费者对存款没有特别的兴趣。这样一来，不管分配多么混乱，不管质量多么差，所有货品尽数售罄，只有消费者倒霉。

整个发展的内在意蕴在于，这个起初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计划部分地回到了与产品经济社会主义相类似的状况;而该体制的弊端已被经验所证明。

1931年6月召开的工业经理大会再次对上述状况进行了讨论。此次会议是秘密举行的，斯大林6月23日向大会发表的纲领性演说①1931年6月23日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见《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72页。——译者注，直到7月5日才公之于众。这次演讲对此后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压根未提政府正在放弃计划经济原则和社会主义，更没有提及放宽私人贸易的设想。但斯大林演讲中的新调子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保留某些资本主义机制是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的绝对必要条件。自五年计划实施第三年以来，该信念在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工业经理中已成普遍共识。实质上，完全的社会主义依旧被认为是实物经济的，但人们认为不一定要根除新经济政策体制，作为新经济政策最重要原则的货币经济必须得到保留。在1931年6月23日的演说中，斯大林强烈谴责了现阶段非货币经济的观念，指称它为“左”的托洛茨基运动。经济核算作为苏维埃经济的主要原则得到确认。“卢布掌控一切”——这就是口号。

为此，必须首先重建信贷制度。1931年，通过一系列信贷改革，试图迫使工业经理重新恢复严格的经济核算。在此，依旧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迹象。凭单信用仍然被禁止，国家银行是惟一被授权发放短期贷款的机构。但苏维埃政府认识到国家银行只能作为金融机构发挥作用。为避免信贷停滞，要求所有企业出示财务状况表，以准确确定他们的信贷所需。企业自有资金必须与银行贷款严格区分。只有用于特定目的的短期贷款才能得到批准，且必须如期偿付，否则就要遭受经济惩罚。

买卖双方间的直接关系得以重建。鉴于此，所有国有企业都签署了企业间的期货合同，合同经由监督计划执行的上级司法机关批准。此类合同必须详细规定产品的种类、品质、价格和数量。当订货方收到供货方的产品时，国家银行才能将货款付给供货方。因此，真正控制供货方行为的是客户而不是银行。

1931年，针对工业康采恩的衙门习气，采取了一些措施。托拉斯不像以往那样重要了，但工业康采恩依行业或区域进行了划分。据信企业规模过大，难以控制。以往数年间形成的“好大癖”遭到谴责。试图将超大型企业划分成若干小企业。但迄今为止尚不具有可行性，只好对大企业各个部门实行独立经济核算。

将所有利润都集中于国库也被认为是有害的。1931年5月3日，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约一半利润留给了企业。这些利润可用于基本建设，增加运营资本或满足雇员的文化需求。

在产品分配方面，斯大林发明了“苏维埃贸易”一词以取代“社会主义分配”，重新寻求与消费者的联系。各省的批发商场得以重建，奉上级安排运送小件(转运贸易)的业务被终止了。货品不再强加给消费者，如有可能，也不再实行定量配给。只对短缺的货品实行定量配给。

劳动组织方面也有所改变。工人们的责任感得到了激励，这既体现在工人劳动的质量方面，也体现在数量方面。废除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厂的不间断运转;这种体制曾弱化了工人对机器和工具的责任感。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新措施制定了普遍计件工资。对经理的选拔，不仅要考虑其党员身份，还要考虑其是否胜任。

在社会主义框架中保留某些资本主义机制的尝试并非徒劳无益，它使苏维埃经济避免了最终崩溃。贷款不再像以前那样唾手可得，许多工厂的管理者被迫考虑资金问题，如此，就必须引入某种生产秩序。不再到处囤积无用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被变卖，为企业提供了急需的运营资金。

然而，这些成功仍然是很有限的;因为资本主义机制属于一个全然不同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能否对其加以吸纳尚不得而知。计划经济不断强加给社会主义企业的各种任务必将与企业赚取利润的本性相矛盾。因此，这些新因素难以充分融入社会主义制度中。

国家银行没有适当手段迫使国有企业遵守信贷条款。技术上说，国家银行可以没收企业的产品，但事实上，它并不敢采取与执行计划经济背道而驰的行动。肩负降低成本压力的托拉斯常常建议关闭那些确实无利可图的企业，但是当局不同意，认为这些措施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

再来看那些企业经理们，最严重的问题是只在名义上执行计划;确实，他们的荣辱就靠这个。正是在至关重要的建设领域，无人重视收益率。许多案例表明(见1913年11月15日《消息报》)，那些负责建设工作的人根本不具备任何预算知识，他们甚至不知道所费超过预算几何。概言之，他们的观点如下:“最重要的是按时完成工作，成本是小意思。”他们认为快速建设与低成本难以兼顾。故此，金融管理成为计划经济中最重要的领域。但是即使在成本与赢利可以确定的工业生产领域，情况也没有实质的不同。在此，对管理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完成计划的数量，他们根本不关心收益率或产品质量。实质上，这一观点恰恰就是苏维埃政府的观点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谈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政府试图证明该计划已完成，但对价格、成本、报酬等问题却不予理睬。。

此外，只要货币量与产品固定价格之间继续存在着巨大的扭曲，就不可能用贸易取代消费品的“社会主义分配”。如果人们真心希望以贸易取代社会主义的分配，就必须打破商品的固定价格体制。

为了认真地处理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别，苏维埃政府必须掌握足够粮食和住宅;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必定是对另一个工人的严重伤害。

在经理的遴选中，政府期望同时考虑候选人的实际资质和政治观点，但这一期望是一种故作姿态。社会主义意味着政治与经济最密切的结合，它不可能不如此。

尽管采取了多项措施，但货币发行并没能得到严格限制。自1931年1月1日到五年计划的结束这两年间，货币发行量从4.3亿卢布增加到近7亿卢布，增加了2.7亿卢布。但由于政府不希望让货币保持更大的发行量，因而强令限制建设项目。在1931年9月12日的《经济通报》上 (而不是在别处;很明显不希望将这一决定公之于众)，最高经济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影响巨大的法令:暂时中止所有当年不能完工的建筑;所有建筑材料都必须转交给当年可以完工的建筑。此种办法使大量资金在多个烂尾楼前停止了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