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夫

（大理学院政法与经管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

李乾夫

（大理学院政法与经管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基础的提出是学界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其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的深刻回应。对哲学基础的致思必须是向后的，越是向后越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分为三个层级，研究范式是原生性层级，它决定和影响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总体认识；元理论是统筹性层级，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内容起统筹总揽和一般指导作用；理论基础是特殊性层级，它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中处于基础主导地位。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基础；研究范式；元理论；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形成，至2005年被教育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固定下来。至今，历经了30年发展，学者们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探讨，在其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不但有了较为稳定的学术队伍，还形成了一定的学科群。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却没有随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而表现出应有的生命力，其学术的进一步研究似乎也陷入了一定困境，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进行全面追问和深刻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自诞生以来，内部便不断发生着内容和体系的革命”〔1〕，其精神实质是不断地追问。

哲学基础是对一个事物进行溯根求源的反思和追问，属于本体论范畴。当我们得出一个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基础时，这个哲学基础也就是该事物合理性存在的逻辑起点，也是对该事物进行研究的理论实践基础。这是一个反向思考的过程，因为只有事物发展至一定高度和一定阶段，或在未来进一步发展和实践中遇到困境和质疑时，人们才会反过来思考其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个本原性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事物发展之初或未发之时就把哲学基础弄清，以使对事物的认识和实践能够一帆风顺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对事物认识不断深化和实践不断深入的逻辑理路。这就好比我们对一个事物的发展首先有了一个顶层设计，然后按部就班地进行事物的认识和实践一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是人类对事物发展认识和实践的不变真理。所以，事物一定高度和一定阶段的发展是对之进行哲学基础追问的前提，对其哲学基础的追问是为了把对事物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是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一定程度发展基础上的追问和反思。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同样的历史，“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正式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式形成”〔2〕。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确立却一直到1983年，理论研究上以张蔚萍和张俊南合著的《思想政治工作概论》〔3〕为代表，政策支持上以教育部确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名称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专业名称为标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历经30年的建设发展，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研究、分支学科建设还是在科研队伍建设、实践活动体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在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心论”“万能论”的纠偏过程中和对其“附属论”“无用论”的回应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实践活动的进一步有效展开方面，似乎陷入了困境或遇到了一定的障碍。这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不断走向“枯竭”导致其理论创新的越发困难；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的不断细化彰显其基础理论研究的越发贫乏；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不断形式化造成其生命力的越发弱化。这使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进行全面追问和反思成为必须和可能，通过不断的追问和反思，我们不仅可以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合理性存在的逻辑起点，又可以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开展的理论基础，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旺盛的生命力。所以，这种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理论工作者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必然要求，更是对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的深刻回应。

二、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基础的层级结构

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是具有层级结构的，从高到低分为三个层级：原生性层级；统筹性层级；特殊性层级。

（一）研究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生性层级哲学基础

“范式”一词首先由托马斯·库恩提出，是指人们对某一科学进行研究所持有的共同学术理念、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随着人们对某一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实践的不断展开，研究范式也会随之不断地发生变化，而研究范式的转向，意味着人们对这一科学的学术理念、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生性层级哲学基础。原生性强调的是对某物的认识研究得以系统进行的最高逻辑起点，是我们反思该事物发展的阿基米德点或支点。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研究范式，决定和影响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总体认识，包括其学术理念、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基本范畴、基本理论等。

我们知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其主导研究范式发生了从“社会哲学范式”到“人学范式”的转变〔4〕。在“社会哲学范式”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和工具性，这种研究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生命线”的作用，同时其学科建设也成就斐然。在“人学范式”研究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不仅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更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看，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必须表现和落实为每个个体的发展”〔5〕。在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向下，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认识和研究发生了深刻变革。如在人学理论框架下，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理论体系，主要以万光侠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6〕和一系列博士论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研究》等为标志；在人学研究范式中，促使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构思考，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依据的挖掘力度和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的论证力度，以及在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研究方面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分支学科研究的拓展。这样“人学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讲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7〕。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注意的一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本身是在特定的实践环境和特殊的社会实践层面中历史地形成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任何超越或滞后于现实实践目的的研究存在都可能对实践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只有从当下现实实际出发，才能对社会的进步和实践目的的达成起到良好的助益。所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环境条件以及实践层面有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按照原来的研究模式进行，势必削弱其实践价值和生命力，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出现困难，于是在反思基础上只能转换其主导研究范式。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从社会哲学范式向人学范式的转向，是对原来社会哲学范式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继承、超越、拓展和深化。

（二）元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统筹性层级哲学基础

“元”的英文为“meta”，其意为“在……之后”，后来引申为“超越”。20世纪以来，“元”便被广泛运用于不同学科，冠于某一具体学科和名词之前，如元美学、元伦理学、元问题、元思考等，来表示对某一学科现有理论或概念的更高形式的逻辑思考，意指对现有逻辑思辨的超越，这种在已有理论后研究的理论我们称之为元理论，这是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审视态度，是对理论的理论，其致思方式是向后的。

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的展开，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高度的“学科自我意识”的萌动，这种学科自我意识的产生只能是在学科发展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可能产生的。在一个学科发展达到一定程度，而进一步发展和研究成为困难或在实践中陷入困境时，人们便会用批判的眼光和态度反过来审视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些理论，“当某一学科在试图建立自己的元理论时，总是意味着该学科的建设遇到困境和阵痛”〔8〕。上面我们已作过论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处于不同的实践层面，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也主要局限于某一主要研究范式。随着实践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与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深入，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研究范式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向。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下，必然会产生出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而对不同研究范式下的不同研究理论成果进行后研究，相应的就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所以，这种元理论的发展总是“滞后”的，也只能是滞后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对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再研究的理论，这也由元理论向后的致思方式所决定。抛开这种向后的思维，离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就将成为空中楼阁和无源之水。

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形成的前提，也就是说必须先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研究理论，才有对这些研究理论进行再研究的元理论，但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一旦形成，它就具有了一般形上学的意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个时候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就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一般原则，从而具有了统筹性和总揽性，亦即一般性。我们在界定“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核心概念的时候，往往会把它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区别开来，其中以邱伟光和张耀灿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9〕一书中的区分最具代表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实践活动，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为研究客体的科学，前者解决的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作区分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不应仅仅是一项实践活动，它是一门科学，其中还包括规律性的认识。“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坚实基础上，因此本身就蕴涵着按照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提高社会整体与个人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的规律的理性认识。……认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是完全正确的、不容否定的；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学科定名为思想政治教育，绝非一时的疏忽”〔10〕。我们在这里作这样的强调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本身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范畴，它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构成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理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内容起统筹总揽和一般指导作用。

（三）理论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层级哲学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其特殊性层级哲学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基础的层级结构中居于最低层级。作为理论基础，它必然普遍存在于一切思想政治教育中并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理论相比，它们的适应范围、作用方式都不相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制约具体理论，具体理论体现理论基础；理论基础以具体理论为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具体理论以理论基础为主导。

我们可以通过理论基础的完善程度来衡量一门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一门成熟的学科，必然具有完善的理论基础，反之亦然，因为理论基础只可能在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产生，并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完善。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决定着学科的特定内涵——马克思主义学科。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如何在庞大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理论依据学界又争论不一，这又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哲学研究范式下，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因为它强调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为国家、为党的服从和服务，是“治党、治国”的科学，所以其社会性、工具性作用突出。在人学研究范式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它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它所要达到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迄今唯一真正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并寻找到实现的现实道路的思想理论”〔11〕。基于此，我们可以明确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理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与传播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人的需要、人性、本质、发展、信仰等都属于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我们同样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和人学理论不是截然相对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研究范式不是对社会哲学研究范式的否定，而是对社会哲学研究范式的超越、拓展和深化，我们说研究范式的转向，只是指我们以人学作为主导研究范式取代社会哲学作为主导研究范式的地位，特别是在现阶段，完全抛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和工具性需要是不可取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基础的进一步追问

在论述研究范式、元理论、理论基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基础时，我们都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出发的。不容否认，对于每一个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或理性认识，都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事物的源泉同时也是检验对事物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标准。不论是研究范式、元理论还是理论基础，都来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它们又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是历史的、现实的存在。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实践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强调三点：第一，哲学基础是事物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关系并决定着该事物的产生、运动、变化和发展，并体现该事物的特殊本质；第二，哲学基础探讨的思维是向后的思维，必须是事物发展到某一高度，实践达到某一层面才使这种探讨成为可能；第三，由前两点决定的哲学基础的表达只能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而不能是形而下的器物。关于第三点我们要加以一定说明，所谓形而上的哲学基础并不是要脱离实践谈哲学基础，而是强调哲学基础必须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理性认识，并且是通过了实践检验的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成为我们实践进一步展开的规范和指导。在明确了这三点之后，把实践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基础都明显不可取。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那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直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学科理论体系，其下设有六个二级学科，虽然我们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的整体性，但各个二级学科又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与核心内容。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直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则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特点和特殊性。所以我们只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放在其研究范式上，并作为原生性层级哲学基础，因为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涉及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的学术理念、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话语体系等。具体研究范式下的理论基础则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特殊性层级哲学基础，因为它直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及实践活动的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和元理论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呢？其实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也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范畴，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研究理论的后研究中，必然会得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这一元理论。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中，其研究范式具有根本性和统筹性。研究范式的转向，致使元理论也将随之改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构体系、范畴体系等这些元理论内容。所以，可以这么认为，元理论是对具体理论的“后思考理论”，而研究范式是对元理论的“后思考理论”，是元理论的理论。在这个逻辑关系中，后者是在更高一级上的逻辑存在和理论抽象，前者是后者逻辑存在和理论抽象的基础。

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元理论和研究范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这样的思考会不会把思想政治教育带入一种建立在抽象或先验基础上的存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我们从不否定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一切认识的来源，但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对事物达到真理性的认识，这种真理性认识反过来指导我们更好地实践。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基础的探究，不是让我们回到实践的原点，而是为了找到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思考的逻辑起点，这种致思的方向是向后的，即向后思考，因为只有不断地超越对事物原来的认识，只有不断地在原来认识基础上抽象，我们才越能形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才越是事物哲学基础所在。

〔1〕宗海勇，潘晴雯.交往实践：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哲学基础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1（11）:179-181.

〔2〕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

〔3〕张蔚萍，张俊南.思想政治工作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4〕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

〔5〕李乾夫.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正”性解读〔J〕.大理学院学报，2013，12（1）:45-48.

〔6〕万光侠.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颜军.马克思人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J〕.求实，2013（10）:80-83.

〔8〕王智慧.范式转换与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创生〔J〕.传承，2010（6）：42-49.

〔9〕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0〕平章起，梁禹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32.

〔11〕董雅华.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训性与解放性：一种对思想政治教育特性的哲学探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10-16.

（责任编辑 张 成）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 Qianfu
（College of Politics,Law,Economics and Management,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The form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regarded as a highly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cademia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with further studying on this theory,but also a profound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Thoughts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must be backward,and the more it is backward,the better we can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ings.Philosophical ba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research paradigm is the primordial level which decides and influences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meta-theory is the co-ordinating level which conduc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other related content;theoretical basis is the special level which is in a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philosophical basis;research paradigm;meta-theory;theoretical basis

G641

A

1672-2345（2014）09-0064-05

10.3969∕j.issn.1672-2345.2014.09.014

2014-03-14

2014-05-26

李乾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