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洪江

我最早刮目相看林语堂，是通过他撰写的《中国人》。方知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之前，就曾有过正面介绍中国人的著作。但获知林语堂与“幽默”的渊源，还是在更全面地了解林语堂之后。当林语堂别出心裁地将英文单词“Humor”译为中文名词“幽默”的时候，是否直接从屈原《九章·怀沙》“煦兮杳杳，孔静幽默”或李白《鸣皋歌送岑徴君》“魂独处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的诗句中信手拈来，我们不得而知。可它已经完全颠覆了原词“幽静无声”的本义，拓展出一个全新的境界。

起初，这一新生的词汇难于在文化圈子里得到认可。有的主张改译为“语妙”，有的拟用“油滑”或“谐穆”取而代之，几经权衡，反而促使了“幽默”的约定俗成。当然，仅凭形象地翻译了这么一个英文单词，幽默是不可能大行其道的。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最先翻译“Humor”为“欧穆亚”，却未能发掘它的内涵。林语堂的不同凡响就在于，当他独具慧眼发现了“幽默”之后，便如获至宝引入国内，并精心地嫁接在中国古老文化的大树上，直至萌发新枝、绽放奇葩……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散文为主的文学周刊《语丝》问世，林语堂随同周作人、鲁迅、钱玄同、俞平伯、刘半农等成为主要撰稿人。也许他的身影被众多名家遮蔽，故此他的“幽默”尝试，并没有吸引多少追随者。

一九三二年九月，由林语堂担任主编的《论语》在上海创刊。这份半月刊以“幽默闲适”和“性灵嬉笑”的文风，借会心一笑讽刺黑暗的现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投石问路”的创刊号，很快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屡次加印。每期的发行量都达到三四万份，成为上海热销的刊物之一。一时间，幽默文章成了时尚。第二年初春，爱尔兰喜剧大师萧伯纳环球旅行途中逗留上海，林语堂用英语和他进行了幽默风趣的对话。三月一日，《论语》推出萧伯纳专号，更为兴起的“幽默热”推波助澜，以致这一年被称作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后来，林语堂又曾主编了《人间世》和《宇宙风》两份扩大幽默影响的刊物，宣称：“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都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将“幽默”的地位抬得这么高，林语堂可谓千古以来第一人。在《八十自叙》中，他实事求是地表白说——

我创办的《论语》这个中国第一个提倡幽默的半月刊，很容易便成了大学生最欢迎的刊物。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对我说：“我若有要在公告栏内公布的事，只须要登在你的《论语》里就可以了。”我发明了“幽默”这个词儿，因此之故，别人都对我以“幽默大师”相称。而这个称呼也就一直沿用下来。但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幽默是需要文化底蕴来发挥的，同样也需要自由的心态来接受。故此，当西方人以船坚炮利威逼满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的条约的时候，他们眼里只有朝廷上的卑躬屈膝和朝野的芸芸众生，却看不到那流萤般的智慧灵光，便武断地认为中国人没有幽默。

这也代表了一些“五四”文化精英的观点。鲁迅就曾写过一篇《从讽刺到幽默》的文章，声称：“‘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其实，“幽默”并非舶来品，它甚至比西方的幽默更源远流长。可以说从孔子的《论语》，到林语堂的《论语》，中国人的幽默比比皆是。

古代先哲大家仿佛谙熟当代“今谓有趣而意味深长为幽默”的定义，即兴在他们卓有见识的说教中加入不少有趣且意味深长的寓言。这些寓言早已化作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流传了两千多年，宛如华夏幽默的“胎记”。尽管它们都可归入传统的“说笑话”，但绝不是单纯的“为笑笑而笑笑”，更不是所谓的“讨便宜”，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给人有益的启迪。即令后世派生出了许多低俗的笑话，但其中也有着不胜枚举的亦庄亦谐的好“段子”。

可见，并不是因为林语堂的倡导，中国才从西方移植了幽默，而是中国的幽默古已有之，需要借助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林语堂不过是借助洋文为它贴了一个容易辨认的标签而已。

林语堂一八九五年出生于福建平和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位乡间牧师。他的家境并不宽裕，以致少年林语堂徘徊在鼓浪屿海边默祷上帝，祈求能在路上捡到一只角子，好去买一碗向往已久的素面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令他失望。家乡的青山绿水滋养了他的心灵，多少年之后，他都相信自己是以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

事实上，假如他是个农民的儿子，那他很可能就一辈子都在田园里度过。幸而凭着父亲的身份，他享受到教会的优惠。从小学和中学，都是免费教育，而且免缴膳食费。

按照父亲的愿望，他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是闻名全国的英文大学。他在中学以第二名毕业，在圣约翰也是以第二名毕业。中学时，只要他再加把劲，完全有把握“独占鳌头”。可他偏偏甘居第二，便省下了一份逍遥自在。当其他同学都在积极备考的时候，他却到苏州河边捉鳝鱼，甚至引诱别的好友一同去钓鱼；在圣约翰大学，他发现讲授中国民法的金老夫子讲了不出十分钟，就开始“坐禅”。他便趁机偷看各种书籍，其中他最爱看的是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又读了赫克尔《宇宙之谜》、华尔德《社会学》、斯宾塞《伦理学》及韦司特墨《婚姻论》……他对于进化论和基督教的明证很感兴趣，有一次回家度假，他在教会登坛讲道，宣称旧约《圣经》应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宣教辞把他父亲吓得惊惶无措。

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清华大学。由于父亲早年在他心底打下了英国剑桥、牛津和德国柏林大学的烙印。故此，几年后他毅然踏上了留学之旅。一九一九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一位朋友评论说，他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原是一种善意的嘲讽，他却以为说到点子上了。他曾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思想活跃，毫无顾忌地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让他们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还别出心裁地要辜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唐纳（前英国内阁总理）之家中，而看着他们相视而笑，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这样发掘一中一西之元始的思想，他的兴味之浓不亚于通宵达旦砌长城的“麻将迷”。

他一度自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家”。又称自己是“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他喜爱妙思古怪的作家，但也同样喜爱平实贴切的理解。他坦言感兴趣的是文学、漂亮的乡下姑娘，地质学、原子、音乐、电子、电动刮胡刀，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他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藉以消遣自娱。喜爱在雨中散步；游水大约三码之远；喜爱辩论神学；喜爱和孩子们吹肥皂泡儿。见湖边垂柳浓阴幽僻之处，则兴感伤怀，对于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一切山峦，皆所喜爱。与男友相处，爱说脏话，对女人则极其正经……他曾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秘书，可仅仅四个月他就辞职而去，因为他“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

林语堂曾有两位恋人，都因对方家庭的阻拦未能如愿。他的妻子翠凤是鼓浪屿首富廖家的二小姐，二人情投意合，廖母却提出：“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却坚决果断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就是这句话成全了一对美满的婚姻。刚办完婚礼，林语堂就果断地烧掉了结婚证书，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他用此举，表明了二人永远相爱的决心。

居家过日子，少不了磕磕碰碰。有时廖翠凤也会生气，林语堂便保持沉默，直到翠凤自动消了气。翠凤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听人家赞美她高挺的鼻子。每逢翠凤不开心，林语堂就去捏她的鼻子，翠凤忍不住扑哧一笑，于是“云开日出”。

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林语堂夫妇庆贺金婚。在献给廖翠凤金质胸针上，镌刻着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名诗《老情人》，林语堂特意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一九二三年，“海归派”林语堂受聘赴北大任教。那时北大的教授们分为两派：一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博士为领袖；一是《语丝》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为首。倘若单论交情，他应该投身胡适的麾下，因为就在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危及性命的时候，他打电报向素未谋面的胡适借钱，胡适二话不说，就给他汇了一千美金；当他的钱不够又拍电报求援，胡适再给他汇了一千美金，终于帮他度过了难关。他起初还以为这是北大为了招揽海外人才的特殊照顾，一打听，方知是胡适的私房钱，把他感动得逢人便说“胡适老朋友”……然而，他或许从鲁迅的阿Q那里看到了东方幽默，和鲁迅似乎惺惺相惜，又主动与《语丝》结盟。他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

一九二六年，林语堂和鲁迅都上了当时军阀政府的黑名单。林语堂避祸南下，刚在厦门大学立稳了脚跟，就邀请鲁迅也到厦大任教。两个文豪便又有了四个月的亲密接触……

当鲁迅最终定居上海，林语堂也追随着来到了上海，他的本意是想和鲁迅加深友谊。不料，林语堂打出幽默的旗帜并没有受到鲁迅的赏识，相反，鲁迅相继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文章进行嘲讽。早先，二人也曾有过围绕“痛打落水狗”的论争，是以林语堂宾服鲁迅的观点而收场。但这次，林语堂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要为自己的文艺观念而战，也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反击……

不过，这种笔墨官司尚未影响正常交往。直到“南云楼风波”的发生，方使他们的友谊产生巨大的裂痕。在鲁迅的日记里，对此曾有记叙：“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而四十年后林语堂在《忆鲁迅》中也回忆此事：“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本来经过这样的调解，这一场矛盾冲突也就过去。不久，鲁迅写信劝林语堂多翻译些英文名著的时候，林语堂回信说了一句“等老了再说”。谁成想，这被鲁迅误以为暗讽他已经老了，便愤怒地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其实，林语堂并没有像鲁迅假想得那么歹毒，说的也是内心一句再正常不过的实话，却在鲁迅那里激起那么大的仇视，这令他始料未及。他在美国逗留期间，闻知鲁迅的噩耗，便写了《鲁迅之死》寄托哀思：“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他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老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不遗余力地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并曾经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一九四七年，林语堂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一九七五年，他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转年于香港走完人生旅程，享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