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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录”与新散文现实主义

2014-03-20朱健国

文学自由谈 2014年3期
关键词:宅基地土地农民

●文/朱健国

(一)

过年除了报喜取乐,是否还能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而曲径通幽?2月13日,《南方周末》以六整版篇幅刊出其十三名记者写的十二篇新闻体散文“回乡过年见闻”,以此展示“南周的故乡是中国”。许多文章立成网上热点或焦点,给全国网民莫大乐趣。

我想,这“南周回乡录”现实主义大获好评,皆因其与春晚(包括元宵晚会)反其道而行之。春晚是借“浪漫主义”之名让任何痛苦都浪漫成欢乐;“回乡过年见闻”则是说真话抒真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同在过年,一个多是“懦弱假大空”,报喜不报忧,假欢乐;一个是“仁义礼智信”,直面某些“非科学发展”带来的社会景象。

春晚的“懦弱假大空”,在几个小品中最为淋漓尽致,皆是千方百计讽民捧官。冯巩主演的小品《送礼》,将基调定为讽刺百姓是死皮赖脸巴结领导的“小人”,对一个小小主任都奴颜卑膝,官员则是拒腐蚀永不沾的青天。这一基调并且在元宵晚会的《同学会》中再重复:一个小小科长,体制外的同学们也都厚颜无耻地贿赂,而科长则一尘不染。可惜看戏人皆知这只是戏说,现实恰恰相反。

“南周回乡录”十二篇中只有《800万人的红包春节》是报喜,马年春节有八百万人过得很特别,可用手机微信抢到红包发财;而其余十一篇,皆是诉说“过年忧”。

以十一忧包围一喜,这是极大的冒险。在反右时,是“右派”;在“文革”时期,是“现行”;在“清除精神污染”时,是“污染”。可喜如今是正能量时代,人们都能视现实主义的客观批评也是正能量。时代之进步,中国特色之优势,可见一斑。

(二)

取材于江苏乡镇的《在故乡我众叛亲离》和《逼婚》,坚持展示真相的记者社会地位大降,陷入众叛亲离,远不如靠特权盖别墅、生儿子的乡村小土豪受人尊敬,“写点破文章指点江山”远不如“也没念大学,挣得还比你多,还生了个儿子”!

取证于河南洛阳农村的《禁令下的年关》,“禁令治国”致“一些地方基层矫枉过正”,呼吁“建立相关法治体系,真正将对官员的反腐和作风建设并入法治轨道”。

《马爹爹的3万元》,记录了一个死儿失地的留守老农夫——大儿子进城打工被脚手架上落下的一块板子砸中脊椎,瘫痪而死,马爹爹得到了一万元的赔偿;水电站修到村里,占了他的土地,补给了两万来块钱。心忧老而无保,马爹爹一分钱不敢花,死时“三万元的现金,票子都理得平平整整的,用塑料纸包了好几层”。

文章最新的细节是,马爹爹的两个孙女没有念书,一个“十四岁左右就嫁到了安徽”,“另外一个孙女也在十六岁左右委身一个混黑道的青年,远嫁东北。马爹爹看着这一切,却无能为力”。这一节,说明陕西安康农村留守老人的痛苦与大城市的“舞者”比翼齐飞:有些地方的农民,“先是穷困,后是一次次的分离,乡村就这样被时代一次次挤压,人和房屋都冷不可触,最后都消失于时间”。

(三)

中国的区域经济在如何折腾?请看南周记者对湖南湖北两县的调查。

《“冷水江星”》如泣如诉,讲述湖南中部的一个县级市冷水江“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四十年兴衰史。这个从“世界锑都”退位为“中南煤海”,终因极度污染和疯狂开采而从“膨胀的城市”变成“消失的城市”,如同一个“掏空的大闸蟹”,被称为外星县!人们叹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是我们的记忆里,这座城市发展得恰到好处的时候。那会冷水江市区虽小,但依山傍水,规划周正。图书馆、电影院、人民剧院、文化宫、青少年宫、儿童乐园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那时候的冷水江颇有一种悠然的城市气度,不仅市政府会规划建造各种公共设施,各个厂矿学校里,这些公共设施也一应俱全。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所有不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去处都渐渐消失了,电影院建了商品楼,人民剧院、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都建成了商铺。荷花池、球场、花园等绿化地带也甚难幸免。……最终,城市的管理者们承认游戏玩崩了。‘三废污染突出,城市功能不齐,绿化率偏低,车流拥堵,卫生难以整治……’,经调查,高达86.16%的当地居民体内砷含量达到了中毒标准,此外,该地居民的锑中毒、汞中毒比率也远高于正常水平”。“2010年,全国科学发展与资源枯竭城市转型高峰论坛曾在冷水江召开,当着数个部委负责人的面,冷水江市政府表示要经济转型。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大量投资煤矿、锑矿的钱进入投资公司。而这些资本经投资公司运作,大部分投向贵州的矿产开发。”——冷水江模式将再去祸害贵州!这才是最大的悲剧。为何知祸而再造祸?因为“在冷水江星的衰竭故事中,我所知的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受到了伤害。如果要问谁在这其中仍然活得滋润,我会想起我的一个高中同桌。他毕业后先是在一所学校挂职领空饷,接着去煤矿入了干股,最后开了一家投资公司,成为跑路老板中的一员。要问他为什么会有如此本事,我只能默默地告诉你他爹是市领导”。官场腐败是中国环境污染最重要的原因!

《被运动会搅动的少数民族山城》是记录湖北恩施来凤县的“运动兴城”。2014年9月,来凤县要举办“湖北省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为了这运动会召开,来凤县县城已经成了巨大的工地,城市吞掉郊区,那些被征地的农民听说都一夜暴富,由于暴富后无事可做,人们开始大把地赌钱,一转手又穷了回去。如何将陡然扩大的城市能量转化为生产力?家乡想到的办法就是发展旅游。“要是没有这么多人来旅游怎么办?”“不要紧,反正来凤自古是出土匪的地方,到时让来凤人去各个岔路口,把外地人都拦过来旅游。”

小县市在运动与污染中折腾,大城市如何呢?来自长春的《黑暗中的“舞者”》分外担忧:大城市贫困下岗工人“总是在通向其他远方的道路上头破血流,不得不回到原点”……

在发展模式没有真正转型时期,大城市贫困下岗工人难免走上“地下工件”的苦道。

(四)

对于“三农”问题,有篇散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论。

《18份“地契”,200年家族土地史》是北京顺义县一户农民家庭刘家十余张地契的故事。它显示有关部门对“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承诺已食言六十年了!而这一病态,可能是影响“三农”问题多年难解决的要害。

“这些地契中保存最久的一张,是订立于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二日(1813年)的一张退地文约”,它表明,中国即使在封建王朝,也有尊重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底线,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53年下半年,当时仍然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其证据是:“一份河北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当时顺义尚属河北省建制)坨字第一百二十九号写明:顺义县第三区坨头庙村居民刘清泰、刘孙氏、刘庚臣、刘田氏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耕地五段十八亩、房屋三间、地基一段六亩三分二厘五毫,均作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十八亩耕地,六亩三分二厘五毫宅基地以及三间房屋,这是土改后刘家获得新政府承认的私有土地财产。”

然而,有人似乎很快忘却了“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承诺和相关法律。“首先是随着(1955年)合作化的推进,使刘家的十八亩耕地逐渐变成‘集体所有’。合作化开始的时候,土地还是农民私产,也没有特别禁止土地买卖与出租。195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民可以带土地入社,入社的土地参与分红,也规定农民可以带着土地退社,继续享有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的权利。”

不过,初级社很快就转成了高级社。1956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社员的土地必须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至此,合作化事实上无偿剥夺了农民的全部耕地,只让农民有一点自留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而几年后的人民公社,因实施政社合一体制,让最初带着土地入社社员的土地权益和土地所有权,全部收为集体公有:刘家的十八亩耕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集体所有。但是,其时刘家还有六亩多宅基地和三间房屋尚未充公。这仰赖于当时政府只“改造”农民的生产资料,而保留生活资料(农民的宅基地因属于生活资料)。

然而,这种留点情面只维持了几年——到了1962年,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这一年,中共中央部署起草《人民公社条例》(经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号称“人民公社宪法”,亦称《人民公社60条》),该文件第一次明文规定:生产队范围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至此,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包括农民自己的祖业),全部被无偿收归国有。所谓“生产队所有”实为国有。这种未经法律确认的权属改变,即使在1970年代末“包产到户”的改革中,也只是由人民公社时代的集体耕作变成分户承包,事实上的集体公有产权并没改变。

这种情形直到1993年政府完成“全国土地确权”,仍然无实质改正——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结合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农村集体土地的初始登记(土地总登记)工作,对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京郊农村顺义的农民宅基地确权基本在1993年完成。此时发给刘家的“红本”上,已没有原来土地证上关于保护农民土地私有产权的内容。“红本”明确写着:“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了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可见改革开放后的“土地确权”,不但没有恢复农民的地权,反而对自合作化以来尚未得到法律确认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进行强化和确认。所以改革开放后期的“城市化”运动中,各地政府皆理直气壮地将农村土地正式无偿转为国有。许多强拆的根源尽在于此。

(五)

此外还有来自江西奉新的《老家那些房子》,揭露“借道保障房,江西很多地方在上演疯狂的集资建房热”——保障房政策沦为省交通厅和各县官员为自己建造低价美式别墅群的掩护;《父亲的工厂》则诉说湖南邵阳的不愿“下岗”的父亲,想成为最后一个“原来的人”梦想彻底破灭。《“回乡测水” 家乡水,清几许?》披露:“在城镇,自来水水质信息有的不公开,公开的合格数据又难以让人信服。而在农村,可能连检测都没有开展”,终于催生了“民间测水行动迎来了一个小高潮”,由此倒逼政府放松压制 “癌症村村民送水样来检测”。

都说2014年是进入 “轻时代”,但“南周回乡录”却在重返“新散文现实主义”:用新闻体散文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像当年夏衍写《包身工》一样,尖锐地再现社会前进中的障碍。值此“神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热闹之时,“新散文现实主义”的出现让人倍感清醒,倍觉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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