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小林

刘氏的“豆腐渣”

●文/唐小林

本文质疑的对象，曾颇具影响。据说当初毅然拂袖，他处谋生，也算得一位有个性的角色。多年过去，好马大嚼回头草，又是一番新模样。有人叹曰，制造“通吃”之话题，无非惦着另一份饭票。是耶非耶？欢迎争鸣。

·责 编·

在当代文坛早已如同一个大型的农贸集市，聒噪之声沸反盈天的今天，刘再复这尊曾经一度在中国文坛销声匿迹的学界“大神”，经过出版商们的精心策划和重新包装，在一阵紧锣密鼓的集体吆喝声中，又重新“跳”入了人们的视野。一部部浸透着浓厚商业气息的刘氏学术专著，尽管大都炒的是冷饭，却被出版商们披上了一件又一件华丽的外衣，不是将其浮夸为“文艺学领域的经典、曾激发无数人的思辨”，“中国现代文学中主体论文艺学最重要之文本”，就是将其飙捧为“无与伦比的触及中国文学根本的文学批评力作，相信它将给整个中国文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这种一厢情愿，媒婆似的廉价吹捧，更像是一出洋相百出的闹剧，尽管它可以使刘再复的学术著作在一片吹吹打打的唢呐声中热闹登场，但却丝毫也不能掩盖刘再复这些学术著作低劣的“工程质量”。我们看到，刘再复的许多学术文章，不但非常缺乏严谨，而且在使用材料时，往往都是一味在故纸堆中去觅食，人云亦云，缺乏应有的甄别和思考。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刘再复不加分析地使用一些可信度极差的材料来建造其学术 “大厦”，最终岂不如同是炮制出了一堆“豆腐渣”？

在刘再复与人合著的《罪与文学》这部被吹捧为“无与伦比”的文学批评“力作”中，笔者发现，刘再复不但热衷于拾人牙慧，而且还特别喜欢啃别人嚼过的馍，在未经任何仔细考证和认真思索的情况下，就将某些名人并不恰当的观点和评价当做宝贝，作为自己学术论文的原材料，从而率尔操觚。1766年，五十四岁的卢梭用了前后四年的时间，写成了为其浪得虚名的《忏悔录》一书。在书的开篇，卢梭写道，“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掩盖：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了”。这种以假乱真的书写，旋即欺骗了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为卢梭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车尔尼雪夫斯基曾高度赞扬卢梭：“除了他的天真无邪之外，他还是一个对当代人神秘莫测、为后代人极易理解、既狡猾而又善于洞察人心的人，一个对人们充满柔情蜜意的、天才的、品德高尚的恨世者。”托尔斯泰对卢梭更是赞赏有加，他被卢梭的伪装彻底忽悠了。在卢梭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的今天，刘再复却仍然在啃前人嚼过的馍，不加分析地说：“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身世与灵魂的自传。它的伟大之处，是不顾一切把自己的经历（从童年到五十三岁）和人性世界展示给人间去评说。”“卢梭的《忏悔录》却把隐私公开化与公众化，他用文学语言这种最公众化也是最恒久的诉说形式把自己的身世与灵魂和盘托出，一切都展示于阳光之下和人类的眼底，这种写作行为本身，便是向虚伪宣战，体现的正是文学最高的伦理道德责任——真诚与真实。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事件。而《忏悔录》的文本，又揭示一种真理，即‘人不完美’、‘人性有弱点’的真理。”

“知人论世”，这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从事文学研究多年，暴得大名的刘再复，其许多学术研究都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在并未对卢梭进行过多少仔细研究的情况下，就像矮人看戏一样，跟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地随声附和，遽下结论。由此不难看出，刘再复在撰写文章时，寻觅的完全是一条终南捷径，这就是，随意将名人现成的观点和判断不加分析地放进自己学术的篮子里，并借此唬住别人。事实上，现实中的卢梭，完全是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世故圆滑的“文坛高手”。卢梭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最渴望的就是真诚，老谋深算的卢梭便假借“真诚”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为世界上最真诚人。卢梭煞有介事地吹嘘自己的《忏悔录》说，有谁在进行忏悔和解剖自己的灵魂时比卢梭做得更好？卢梭告诫人们，完美的品德应该是热爱“真”、“善”、“美”，待人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在骨子里，卢梭却是一个冷酷无情，不讲良心的人。卢梭到朋友家里，只要看到是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就会趁主人不留意，顺手牵羊，据为己有。卢梭不仅凭空诬赖过那些无辜者，甚至连自己的亲身儿女都从不愿抚养。卢梭一面冠冕堂皇地向世人宣称：“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加慈爱”，一面又拒绝承担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将自己五个亲生的孩子全都送进了育婴堂。其情妇华伦夫人曾多次倾情帮助过卢梭，在卢梭最困难的时候对其伸出过援助之手，但当华伦夫人在生活落魄的时候，卢梭对华伦夫人却冷酷无情，置之不理，完全视若路人，致使华伦夫人在贫病交加和无比的绝望中不幸而死。卢梭在《忏悔录》中看似真诚，毫无保留地暴露出的那些所谓的“可鄙”和“可恶”，其实都是经过了仔细的选择和精心加工的。因为卢梭知道，这些生活中所谓的小瑕疵，不但不会损害卢梭的“光辉形象”，反而会让人们相信，人无完人，“真实”的卢梭更加可爱。

基于对罪与文学皮相的认识，刘再复在谈论文学时往往就像是一位于姓女同志在谈《论语》心得，好端端的一个选题，常常被煲成了一锅放错了底料的“心灵鸡汤”。刘再复在《忏悔意识与中国思想、文学传统的局限》中写道，“中国有两个著名的帝王，一个是越王勾践，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两个人都在战争中失败而成为俘虏，这使他们的地位产生巨大的落差：从帝王变成了囚徒。面对巨大的失败，勾践的负疚感是愧对先王，因此他决定复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东山再起，他没有想到干戈之下无数生灵涂炭。而李后主却是另一种负疚感，这就是对生灵百姓和生命本身的负疚感。因此，他为了自己的臣民免遭涂炭之苦，宁可妥协，肉袒出降。这固然有力量悬殊、弱不敌强的原因，但也有李煜承受国家灾难的大慈悲心：宁可背负丧失祖宗社稷的罪名，也要让百姓免受战祸之累。他的诗词所以动人，就是他的悲情与受苦的百姓完全相通，从而流溢于一种普世的哀伤”，“这些诗句所以能成为千古绝唱，一代一代地打动读者的心灵，除了诗中具有极高极自然的艺术技巧外，最重要的是这些诗带有老子所说的那种‘受国之垢’和‘受国不祥’的情感。诗词的每一句都承担着国家百姓的耻辱与灾难，每一句都连着人间普遍的命运难以掌握的悲伤。这里只有悲伤，没有哀愁；只有眼泪，没有干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给李后主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诗词境界乃是接近神的境界。”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存在着一种令人忧虑的“粉丝现象”。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只要崇拜谁，就顶礼膜拜地将其作为偶像，疯狂地进行追捧。这种头脑发热的追捧，无可避免地使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往往丧失理智。王国维作为李后主的铁杆粉丝，一个劲地将李后主吹捧得天花乱坠，“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而作为王国维粉丝的刘再复，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却真假不分，菽麦不辨。刘再复说：“李后主达到这种境界很难得，王国维能发现这种境界也很难得。”刘再复的学术本领，就是将王国维嚼过的馍，津津有味地再嚼一遍，并且欣喜地告诉世人，王国维嚼过的馍，味道好极了。刘再复怎么会知道李后主就不喜欢当皇帝，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亡国奴？如果李后主真的这样想，那纯属是被驴踢坏了脑子。现实中的李后主，并非像刘再复凭空想象的那样，心系天下，成天忧国忧民，而是一个每日陶醉在酒池肉林，女人都玩不过来，一味沉溺于个人的诗词写作中，无暇顾及百姓疾苦的昏君。李后主所谓的“宁可妥协，肉袒出降”，只不过就像是时装模特走上T型舞台，展示给天下百姓观看的一场大型的表演秀。在李后主“肉袒”之前，赵匡胤早已经为李后主的投降开出了最好的条件，“为使李煜及其妃嫔降后生活舒适，乐不思蜀，赵匡胤诏令工部先在熏风门外皇城南、汴水滨大兴土木，营建一幢俨若皇家宫苑的花园式府第，赐名‘礼贤宅’，虚苑以待”。也就是说，李煜的“肉袒出降”，完全是有条件的。唯其如此，李煜在宋兵围城之际，才表现出了罕见的淡定，仍然沉浸在其走火入魔的诗词“创作”中。面对囚车，李煜居然词兴大发，创作并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对此，苏轼曾愤怒地痛斥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别离曲哉！”而在王国维看来，“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像李后主那样只要能够写出几首像样的诗词，哪怕是山河破碎风飘絮，举国人民流离失所，也照样堪称是王国维们疯狂追捧的好皇帝。举国百姓的性命，也抵不过李后主的几首诗词？刘再复之所以五体投地，不加分析地跪倒在王国维的面前，甚至将王国维的谬说进一步推向巅峰，瞎掰说李煜的《浪淘沙》和《虞美人》“每一句都承担着国家百姓的耻辱与灾难，每一句都连着人间普遍的命运难以掌握的悲伤”，这完全是因为刘再复缺乏创见，只会重复他人。而重复他人是最不费劲的“劳动”。

可以说，刘再复写作时之草率，在当代学者中是极为罕见的。刘再复在完稿之后，常常根本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核对。因此，张冠李戴和不知所云的现象，就像走马灯似的，在刘再复的文章中频频出现。其中有些话，简直就像是“狂人”撰写的日记，让人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例如：“可惜近年来，我‘返回古典’，醉心于《红楼梦》写作和对其他古典作品的研究，因此对于‘内在主体间性’理论，也止于思想，未能诉诸著作。”地球人都知道，明明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大言不惭的刘再复？由此看来，刘再复写文章本身就像是马三立说相声“逗你玩”。刘再复随意就将《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的作者扎西达娃写成了札西多娃；将《古船》的作者张炜写成了张烽，将其《九月寓言》写成了《九月的寓言》；将《在同一地平线上》写成了《在同一地平线》；将《天堂里的对话》写成了《天堂的对话》。更有甚者，刘再复居然将《论语·学而》中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说成是孟子说的话。如此稀里糊涂不说，刘再复还强作解人地说，这是一种君子式的反省，其反省的目标是远离小人，端正处事姿态，并不是灵魂的拯救。刘再复这种脱离《论语》语境，遍山跑马的“解读”，简直就是在乱捣糨糊。《论语》的原文是“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诚如李零先生在其《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所说：“这里讲的三条，都是属于自律，不是太高的要求。道德有高尚道德，有一般道德，还有作为道德底线的起码要求。高尚道德，常人做不到，或很难做到，做到了令人佩服，做不到也无可指责。在道德问题上，与其‘高大全’，到处讲用，举国若狂，还不如劝大家尽职守责，少干点坏事。人为拔高，适得其反，北京话叫矫情。”在《论语》中，曾子明明是在谈自律，刘再复却责怪人家并不是灵魂的拯救。这就好比小区里两位邻居在路上碰见时打打招呼，刘再复却偏偏要指责别人缺乏真正的关怀，开展的并不是心灵的对话一样。刘再复说：“从个体生命解脱的角度上说，庄子道家思想倒是给中国作家很大的帮助与启迪。庄子是中国第一个叩问人的存在意义与人生真实性的思想家。”如此为中国的思想家列出排行榜，就好比非要为梁山的农民起义军排座次一样，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难道在庄子之前，孔子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曾子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顺矣”，就算不上是在叩问存在的意义和探索人生的真实性？

我始终不理解，在当代文坛，像刘再复这样喜欢自己打自己耳光，常常自相矛盾的批评家何以会受到极力的追捧？刘再复在《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质疑》一文中，激情澎湃地盛赞郭小川和贺敬之是我国解放后在诗歌创作上成就最卓著的代表。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努力向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学习，又努力向外国和我国“五四”以来新诗的精华学习，在运用形式和体裁时别具一格，多方尝试。刘再复肉麻地吹捧说：“与郭小川同志并驾齐驱的、严谨而又才华横溢的贺敬之同志，喜欢使用并善于驾驭的也基本是两种形式，一种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如《放声歌唱》、《雷锋之歌》、《‘八一’之歌》等，不过贺敬之同志采用了一些中国古典诗歌的勾勒形象和再现意境手法，把它中国化了。另一种是民歌体，基本上是陕北的信天游，如《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桂林山水歌》等，我们不妨说这是文人创作的新时代的‘乐府’。这两种形式在贺敬之同志手里使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便于他作高度的历史概括，揭示题材所包含着的典型意义，唱出时代性的大气魄的歌和抒情性的亲切的歌。”身居高位的贺敬之永远也想不到，刘再复对自己的甜言蜜语，完全是一种小人式的别有所图和言不由衷。刘再复用虚假的文字，公开“调戏”了贺敬之。在刘再复的骨子里，贺敬之的诗歌简直连狗屎都不如。时隔三十年之后，身居海外的刘再复对贺敬之的诗歌，进行了一次原形毕露的彻底清算。刘再复愤怒地谴责，“到了1949年之后，所有的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都陷入困境”，“取代这些成熟的作家构成大陆文学的，则是贺敬之等的政治诗歌、刘白羽的政治化散文和浩然的政治化小说。他们所选择的文学类型虽有差别，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极端‘文以载道’，极端‘代圣人立言’”，“在海外的《今天》杂志复刊时，我曾用一句话来描述‘今天派’诗歌的意义，这就是它打破了前二三十年诗坛上所形成的 ‘新台阁体’”。真是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刘再复，不但把写作当成了表演，而且还在表演中掌握了一手川剧的绝活——“变脸”。明明内心里早已经把贺敬之的诗歌视为祸害中国诗歌的“新台阁体”，犹如敝履一样，刘再复却在需要巴结贺敬之的时候，不惜用文字来谄媚，摧眉折腰地歌颂贺敬之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其诗歌包含着典型意义，唱出了时代性的大气魄，堪称新时代的“乐府”。这种言不由衷的虚假吹捧，只能说明刘再复早已失去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职业操守，对文字毫无敬畏之心。像刘再复这样将文字当做羔雁之具，一忽儿用于奉承献谀，一忽儿用于政治批判的学者，其文章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性又从何谈起？

或许正是因为在学界和文坛浸淫多年，一贯以学术大腕自居的刘再复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筹。刘再复打着维护文坛正义的旗帜，像梁山起义的农民领袖替天行道一样，在批驳海外学界前辈夏志清先生时，是多么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夏先生对赵树理这种居高临下式的冷嘲热讽，以致用 ‘愚蠢及小丑式的文笔’这种损害作家人格的语言来形容赵树理，却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文学批评的严肃性既体现在不可随意美化一个作家，也体现在不可随意丑化一个作家，既不可‘捧杀’，也不可‘扼杀’。夏先生对赵树理的评论，显然缺乏评论者与作家‘人格平等’的态度和批评的严肃性。倘若我们不计较夏先生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而面对真理思考，又会发现夏先生的评论离文学事实太远。”夏志清先生如此评论赵树理固然不妥，但刘再复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实行的却是双重标准，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刘再复明明宣称 “文学批评的严肃性既体现在不可随意美化一个作家”，但在对某些与自己关系特殊的作家进行评论时，却爱屋及乌地将其脸上的麻子吹捧成了酒窝。反之，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刘再复却一再情绪失控，恨不得将其一口咬死。刘再复在批评顾彬时所使用的攻击性的语言和污辱顾彬人格的话，简直不逊于泼妇骂人：“知道‘顾彬’这个名字，则是前几年偶尔在网上看到消息，说有个名叫顾彬的德国人，很像‘愤青’，（有人干脆称他为‘欧洲愤青’）在中国当代文坛里混迹了几年，作了一个粗鄙的、绝对本质化的判断，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因为这‘垃圾论’，我才知道‘顾彬’。所以一见到‘顾彬’，就想到‘垃圾’。读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人（不是研究者），只要不存‘傲慢与偏见’，当然都会明白，这个耸人听闻的‘垃圾论’乃是践踏中国当代文学的欺人太甚的独断论。我虽明白，但不屑一顾，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的生存策略，其目的是想制造‘一论等于一万论’之效，从而实现在东方大国‘暴得大名’之功。面对‘垃圾论’的空前侮辱，尚未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有所不平，是很自然的。但在《明月》第八期上，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许子东先生却为‘垃圾论’辩护，说‘大陆媒体只记得顾彬的垃圾论，那真是一叶障目’。‘只记得’，说得好轻巧！难道‘垃圾’的侮辱可以忘却可以不在乎吗？我还要提问：既然顾彬已把‘垃圾’这一最脏最臭的东西倒在中国作家的头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呻吟一下，申辩一下，抗议一下？！被侮辱了，还替侮辱者‘张目’，还怪同胞们‘障目’，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咄咄怪事。”

众所周知，所谓“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完全是国内某些新闻媒体无中生有的蓄意炒作。当“垃圾论”在各种新闻媒体上铺天盖地，大肆渲染的时候，顾彬先生就迅速对此做出了澄清。《人民日报》也于2006年12月22日发表了鲁平先生的署名文章，告诫中国的读者：“笔者查阅了顾彬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的全文，才发现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假新闻！”面对这样的假新闻，刘再复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积极去抵制，而是无中生有，以讹传讹，始终对顾彬怀着一种你死我活的仇恨。甚至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把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当成了前进路上的假想敌和风车，企图煽动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和顾彬不共戴天，战斗到底。刘再复这种将学术争鸣政治化，蛊惑人心的做法，完全是别有所图。仿佛中国的文学真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急的关头，拍案而起的刘再复，代表的就是正义的中国作家和全中国人民。无缘无故得罪文坛大佬刘再复的顾彬，简直就是捅了马蜂窝，侮辱的不仅是中国作家，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这种荒唐逻辑的推理之下，就连凭着学术良心为顾彬辩诬的许子东先生也仿佛成了民族的罪人。刘再复的《驳顾彬》，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倒不如说是一位学术泼皮的行泼记录。通篇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极其下作的对顾彬的人格侮辱。试问刘再复，倘若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并且来到中国，与中国作家有所接触，就叫做“在中国文坛混迹”的话，刘再复长期居住在美国，往返于香港，“客座”于瑞典、加拿大、台湾等地，岂不就叫做混迹于世界各地？刘再复用刻毒的语言，将顾彬暗喻为“垃圾”，这种下三滥的手法，使我们无比失望地看到，刘再复已从一位学者堕落成为了一名强扭着别人打架的“学界牛二”。作为一名学者，刘再复在明知“垃圾论”为国内某些媒体蓄意炒作的噱头的情况下，仍然声嘶力竭，别有用心地栽赃顾彬，往其头上扣屎盆子，如此的蛮横和耍泼，学术界世所罕见，令人叹息。

2012年10月，获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刘再复，就像他自己买中了一张巨额彩票一样，表现出了一种范进中举似的怪异的兴奋。2013年4月，刘再复的拼凑之作《莫言了不起》在其亲友团的助阵和吹捧之下火速出版发行。这本仅仅只有一百二十五页，六万五千字的书，不仅开本很大，而且价格高达三十四元。为了忽悠读者，书中除了故意留有大量的空白之外，其字体也像是患了浮肿病一样，比普通书籍的字体“虚胖”了很多，而即便是这样，刘再复的文章也无法凑够到一百页。这部署名为“刘再复著”的书，居然有将近三十页收录的都是莫言的文章和其写给刘再复的书信，以及重复书中书信的复印件。这种匪夷所思的做法，如同明星出书时文字不够就干脆往里面大量放入写真照一样，无异于利欲熏心的屠户直接往猪肉里注水。书中的文字，不是大同小异，重三叠四的那几段刘再复与莫言过从甚密的八卦和喋喋不休的答记者问，就是一些对高行健、莫言和金庸的作品进行过度阐释，大而无当的评价。刘再复肉麻地吹捧说，“莫言虽说是在‘讲故事’，但他却讲出大气象、大格局、大悲悯，讲出荷马史诗似的大叙述，讲出巴尔扎克世纪画卷似的大结构”，“从文学的视角看，莫言虽不能说是‘世界冠军’，但他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在我看来，文学并不是武林大会，非得要用拳头一决高下，难道刘再复连“文无第一”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

知道吗？所谓“最ⅹⅹ，最ⅹⅹ”，完全是一种典型的“文革”句式。诸如什么“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等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再复告诉记者说，莫言是个持守“酒神精神”的伟大的汉语作家。莫言获奖是方块字写作的胜利。看到刘再复这样不靠谱的评论，我敢说，即便是聪明非凡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都会傻眼。请教刘再复，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究竟又是什么字写作的胜利呢？因为在日文中，既有从中国吸收过去的当用汉字（方块字），又有平假名和片假名，甚至还有英文字母。诺奖评委们在阅读莫言的作品时，根本就不是根据莫言用汉语写作的方块字，而是葛浩文和陈安娜翻译的英文和瑞典文。这跟刘再复所说的方块字八竿子都打不着。难道我们能够向全世界宣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大量金牌，不仅是黄土地创造的奇迹，而且是长江、黄河的胜利；不仅是大米干饭的胜利，而且是中国运动员用筷子吃饭创造的奇迹吗？刘再复连莫言的作品究竟因为什么文字获奖都没搞清楚，就信口雌黄，实在是太丢人现眼。照刘再复这样荒唐的说法，像韩国、越南、柬埔寨、印尼、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诸多国家从来就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就证明他们国家的文字失败了？这种十三不靠的哗众取宠，只能说明刘再复并非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而更像是一个喜欢走向前台的娱乐明星。这表明，以不知为知，固执己见，早已成为了刘再复学术生涯的常态。面对一些学者对莫言作品的质疑，刘再复表现出了一种丧失理智的偏激，以致不惜歪曲是非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创立110年来，始终守持真文学视野，眼睛只盯着真作家、真诗人、真文学，所以赢得了全人类的敬重。”刘再复研究了一辈子文学，居然说出如此缺乏常识的话，我真不知道刘再复的学问究竟是怎样“做”出来的。且不说许多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名噪一时的作家，其作品都因为缺乏文学性而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们的名字早已经随风而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