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文

今年的四月份，为英国文豪威廉·莎士比亚的诞辰450周年。

说来巧合的是，这位大戏剧家的生辰和忌日，都为4月23日，竟是前后发生在同一天的事情。这种巧合，也未免蹊跷。据说，莎学权威对此颇持异议。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现象，既是不可解释的，也是不可理喻的存在着。所以，即便如此，又有何妨？而接踵而来更为巧合的是：就在莎士比亚逝世的这一年，公元1616年，相隔万里，在遥远的东方，时为大明王朝的万历四十四年，中国最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也在他的家乡，江西临川，离开了人世。

莎士比亚，生于公元1564年，死于1616年的四月，享年五十二岁；汤显祖，生于公元1550年，死于这年的六月，享年六十六岁。

两位文豪，同在这一年联袂仙逝，莎士比亚，去了外国人最憧憬的天堂，汤显祖，上了中国人念兹在兹的西天，距今已近四个世纪了。但他俩给这个世界留下来的无比丰富、无比完美的这一份文化遗产，永远五彩斑斓，永远活蹦乱跳，活在世人中间。一般说，能活下来，就不简单，不但活下来，还活得长久，那就更不简单了。莎、汤二位的作品活了四百来年，而且鲜活如初，实在是了不起的。鲜活率，应该列为考察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指标。你还没进火葬场，你的书已经扔进化浆池，若以以上两位大师的标准，保持四百来年鲜活率，除以十，能被人记住四十年有余者，当代文坛，几乎找不到一位。再除十，能被人记住四年左右者，统观活着的同行，为数也甚少。再除十，能被人记住四个多月者，那就算是出类拔萃的佼佼之辈了。当下中国，作家队伍庞大，作品数量骇人，至少有上万位作家，在孜孜不倦地写作，至少有上百家出版社、上千家杂志社，每年每月每天，推出新作。但很遗憾，保鲜率之低，保质期之短，有如过水浮云，转瞬即逝，大家一起在做无用功，说来也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但是，四百来年过去，在北京二环路东四十条的南新仓，一座清代遗留下的皇家粮仓改成的小剧场里，还在演出青春版昆剧《牡丹亭》，依然精彩非常，这等保鲜率才值得点赞。

我坐在每一块墙砖，每一根梁柱，都带着沉重历史感的剧场里，重温四百年前汤显祖的倾心力作。这皇家粮仓为大清王朝所建，是这一带许多称之为“仓”的清代物资储藏重地，如今只有它是硕果仅存的建筑物；看来，不能不为他的艺术生命力感叹，无论明清易帜换代，无论城市沧桑变化，戏文永久活着。而且那目不暇给的服饰，那沁人心脾的美丽，那魂飘神荡的情爱，那一波三折的艳恋，尽管魂兮归来的杜丽娘，是四个世纪前的美女，她的命运，居然还能令香奈儿、古奇一代的女孩子为之心碎垂泪，不能不为他的文学感染力折服。对作家而言，对作品而言，“永恒”二字，是多么不易得，而也就只有这两个字，才是对作家，对作品的真正褒赏啊！历四百多年的《牡丹亭》，光辉依旧，色彩不减，汤显祖若还魂过来，看到当代那些大师，准大师，连四个月保鲜期都不到的时代先进，夸夸其谈其接近于不朽，或已经不朽的功成名就，恐怕汤显祖惊讶这等人脸皮之厚，胜过皇家粮仓的城砖，真有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观感。

那一天，戏散之后，我从南新仓走出来，突发奇想，四百五十年，按迷信的轮回说，是一个人得投多少回胎的漫长岁月啊。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每个人免不了的一个结局。但文学，当然不是那些扯烂蛋的无聊文学，是不会死的；同样，艺术，当然也不是那些没起子的八卦艺术，也是不会死的。四百年之前和之后，不知变换了多少代的观众，明朝的、清朝的、民国的、当代的，都以同样的陶醉，沉浸于剧场之中，这种古今同享的美学境界，竟有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不能不赞叹这位超一流的大师，所创造出来的美学奇迹。

同样，莎翁诞辰四百五十周年纪念，也将是今年全球戏剧界的一大盛事，那些上演了四百年，在伊丽莎白年代的古老莎剧，再次出现在各国各地的舞台上，不知该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惊喜。如果说，《牡丹亭》还未产生它应该有的世界级影响，那么，在这个地球上，没有被莎士比亚戏剧光芒照到的地方，还真是不多。所以，在戏剧界，无论中外，那些表演艺术家回顾其演艺生涯时，最感自豪的，莫过于曾经参加过某次莎剧的演出。哪怕是剧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也终生视以为荣。我早年读南京国立剧专，校长余上沅先生谈及他当年留美，在卡内基大学艺术学院学习戏剧时，曾参加一次《哈姆雷特》的演出，“与有荣焉”的感觉，溢于言表。有同学举手，问校长先生在这部经典悲剧中担任什么角色时，他说，他饰演的是剧中最早出现的鬼魂一角，闻者无不失笑。他却正色地纠正大家，那是他一生演艺之巅峰，做一个演员，能够演一次莎剧，是件很神圣的事情。

神圣，就在于恩格斯所说，欧洲文艺复兴，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因为莎士比亚正是这样一位巨人。巨人，不是自己封的，也不是组织部门封的，更不是评论界三亲两好封的。莎翁能成巨人，第一，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第二，因为是文艺复兴的时代，所以需要巨人；第三，他具有巨人的潜力，刚巧赶上了需要的时代。推而论之，如果不是文艺复兴时代，即便如但丁、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乔叟、莎士比亚这样的巨人，生不逢时，也许只能以侏儒的面目出现。前提是时代，尔后才是巨人。如果你是确确实实的巨人，而不是草包，你赶上了大时代，你会成功；相反，如果你是确确实实的草包，并非巨人，你赶上了大时代，也许侥幸获得成功，也就被人记住四个月，然后，仍不过是草包一枚而已。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写过数百万字，就能成为巨人的，也不是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得过这个奖，或者，得过那个奖，就会成为巨人的。恩格斯说过，应运而生的莎士比亚，是一个“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一是思维能力，二是热情和性格，三是多才多艺，四是学识渊博，因此，他借文艺复兴之潮，乘变革时代之光，征服了这个世界。

有一首十四行诗，他这样写自己：“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但，尽管猖狂，老时光，凭你多狠，我的爱在我诗里将万古长青。”

这就是适应了时代的巨人，才在笔下涌出这等自信，所以，他在西方戏剧领域中，成为迄今无人逾越的高峰。现在，公元二十一世纪的2014年，经历二百多年忧患磨难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的开始期，那方向，已在把握，那前景，已可期待。我想，当时下的甚嚣尘上的文学泡沫，消停歇菜以后，当那些咋咋呼呼的文学稻草人，扫进垃圾堆以后，时代呼唤巨人，巨人必将到来，等着吧各位，那将是拭目以待的事情。

莎士比亚，这个手套匠的儿子，公元1585年，像当下“北漂”一样漂到伦敦谋生。他不知道他迈出的，正是他成为巨人的第一步，有一点胆怯和腼腆地上路了。他甚至没有如今“北漂”们抱有的雄心壮志，他“漂”到伦敦去，只是想去打工糊口。其实那时的伦敦比现在小得多多，人口还不到二十万，可把来自沃里克郡的乡巴佬，看得嘴巴都合不上，眼睛也不够用了。那时的泰晤士河口，桅杆耸立，舰旗飞扬，停舶着世界各地的商船，装卸着万国商贸的货物，这座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像烤面包一样迅速膨胀起来。尤其公元1588年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给新兴资产者，获得了经济、政治上的利益，她统治下的英国，逐步强大而且富足起来。紧随其后，文艺复兴的高潮，开始兴旺，人文主义的文化，走向鼎盛。那时，在泰晤士河的南岸，至少有七、八家剧场，开张营业，票房极佳，除夜场外，加演日场，经常挂着客满的牌子，一票难求。发了财的伦敦佬，无不以走进剧场消磨掉整个傍晚为荣。文化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商业交易愈发达，文化消费愈盛行，演艺活动愈热烈，上下游产业愈兴旺，这充分说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提升，势必推动文化艺术的进展和繁荣。

时年二十出头的莎士比亚，来的正是时候。这个身板结实的乡巴佬，很快被缺乏人手的剧团录用。开始让他搭搭布景，跟着让他跑跑龙套，赖打赏的几个便士的小费混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他的编剧才能，胜过了他的演技，遂让他以鹅毛笔为生，源源不断供给剧团以剧本。威廉·莎士比亚，前为姓氏，后为名字，shakes的含义，本有霹裂、震撼的意思，果如其名，像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似的，这下子他可响了，伦敦为之一震。于是，他穿上绉摺领的大礼服，与本琼生、培根平起平坐，不但剧本大赚英镑，更因头角崭露，甚至有问鼎文坛领袖之意。

据说，那位不可一世的女王陛下，有着很高的艺术品位，她不但是莎士比亚戏剧的铁杆粉丝，而且，她还看好莎士比亚的创作潜力。她甚至授意这位剧作家，将他历史剧《亨利四世》里的一个人物，集酒徒、懦夫、寄生虫、老花花公子于一身的福斯泰夫，移植到新戏里去，使其重新再现于舞台之上。这对才华横溢的莎士比亚来说，不过举手之劳而已。伦敦的剧场，早期自然采光，是无顶的，随后，大家有钱了，开始使用灯光照明，加盖上可以遮风蔽雨的顶棚。很快，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少女巷里的寰球剧场首演，观众的笑声差点没将剧院的顶棚掀翻。

莎士比亚若是想当英格兰剧作家协会的头，应该说是小菜一碟，他太牛了，他的戏非常卖座。然而出身市民阶层的他，全部奋斗的目标，就是赚钱。赚到足够多钱以后，其最高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贵族。财源滚滚而来的他，先成为剧团的股东，后成为剧场的老板。多少年后，终于达到了目的。衣锦还乡的他，已是体面乡绅，门楣终于镶上他梦寐以求的贵族徽记。他还向当地的圣三一教堂捐了一笔钱，不但活着的时候，教堂里有他的专用祈祷席位，死后还可以很有面子地埋葬在这里，成为很受尊敬的显贵。

直到今天，莎翁故居和他的埋葬地三一教堂，仍是去英国旅游者必看的景点。当年，莎士比亚从家乡沃里克郡斯特拉福镇来到伦敦，坐的是驿车，行程需要一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斯特拉福镇，参观莎翁故居，坐两个多钟头的火车就到了。中途还可以走下站台，从容地喝上一杯咖啡。那个琳琅满目的小镇，几乎随处都是莎士比亚的遗迹，英国人对于他们的文豪的敬重关爱，让我领教“我们宁可丢掉一百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的英国名言，果然话不虚传。

然而，汤显祖呢？真让我们汗顔啊！我们知道他是江西临川人，但那里已经找不到什么可供凭吊的大师遗迹了，或许曾经有过一些，也早湮没无闻。他这一辈子，按《明史》的说法，只有四个字，“蹭蹬穷老”，此说不免刻薄，但也是这位从未发达过的文人真实写照。从他朋友的记载中，说他处于“竹篱园蔬，鸡莳豚栅”之中，看来也是穷困潦倒的一种诗意写法罢了。如果说，汤显祖的农家院落，不能像英格兰沃里克郡的斯特拉福镇的莎翁故居，能够保存四百多年，可以作为遁词；但同是江西临川人的王安石，出身官宦世家，做到类似国务院总理职务的高官，至少应该留下像点样子的房屋、园林、陵墓、碑刻吧，然而抱歉，除了地方志的数页记载外，未能有任何遗迹残存下来，以供后人瞻仰。看来，我们中国人对待自己民族的先贤，相比之于斯特拉斯福镇，恐怕不能不感到相当惭愧。

从这两位戏剧大师的成功，可知戏剧的发展史，比文学还要渊远流长。原始社会，戏剧应因宗教的祭祀仪式产生，先是演给神看的，后来，祭司以神的名义演给人看，这也是演员必须戴上面具的原因。至今，中国古老的剧种，如傩剧，如藏戏，仍戴有面具，一直到京剧的脸谱，也仍是面具传统的变形。接下来，随着宗教意识的日益淡薄，随着人间色彩的逐渐趋重，戏剧遂市井化，大众化，通俗化，商业化。南宋灌园耐得翁的《都城记胜》，这样记载称之为“瓦”的游乐场所：“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瓦子，瓦肆，或瓦舍，中国特色的剧场和舞台，遂成为上至有爵位的高贵人士，下至无恒产的百姓阶层的娱乐中心，要比伊丽莎白时代才有的剧场，早出现好几百年。

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惊人之笔，名震天下。次年，作《南柯记》；再次年，《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已达到了巅峰。如果，以他《牡丹亭》问世，那盛况空前的演出，已达到了“京华满城说《惊梦》”的痴狂程度。也是这一年，相隔万里的伦敦，简直巧得不能再巧的遥想呼应，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拉开了大幕，同样获得巨大的成功。有一次，为女王陛下演出，被桂姐捉弄的颟颥情人福斯泰夫，跌跌撞撞地出现在脚灯前，女王本人也都为之笑得前仰后合；同样，汤显祖剧中的杜丽娘，魂兮归来，风情万种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时，有多少有情人为之垂泪，又有多少钟情女为之肠断。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笑翻伦敦，那么，汤显祖的这出《牡丹亭》，泪飞神州，这两位戏剧大师笔下的艺术魅力，可谓旗鼓相当，伯仲之间。

读明代历史，大都对万历朝印象不佳，其实大谬特谬。因为提到晚明，就会想到李自成、张献忠，其实这两位农民领袖，杀人狂，起事祸害大明，已是万历驾崩以后其子其孙时的事情。而他在位的四十八年间，中国人过得还是比较滋润的。什么叫滋润，一是太平，不太打仗，一是有钱，够吃够花，一是万历这个人，非常糟糕，酒色财气，一应俱全，但终其一生，不怎么折腾他的百姓。因之万历年间的一众文人，比起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同行，活得更加开心。朱翊钧不搞文字狱，这实在是了不起，在中国，几乎所有皇帝，都患意识形态恐惧症，防文人比防盗贼还来劲。他没有跟文人过不去，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手上沾满文人鲜血的康、雍、乾，不知圣明多少倍。也许这是万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对性，对钱感兴趣外，不怎么关心文学，也不怎么热衷文艺活动。以当下的网络语言描述，朱翊钧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尔视察定陵修建状况，从不露面公众。唯一的一次，应该是万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为京城久旱不雨，他亲率数千臣僚，由紫禁城出发，到天坛祈雨，然后又原路返回。坚持步行，拒绝坐车，要比今天那些嘴上挂着人民公仆，却以人民父母官自居的作威作福者，尽职敬业得多。

万历年间，由于他不管、少管、懒得管，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空前，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一个叫屠长卿的文人，患了当时只有欧洲，而且也只是性糜烂的水手才患的梅毒；一个叫何元朗的文人，必须当场脱下陪酒女的弓鞋，裹着酒杯方能畅饮；一个叫徐文长的文人，非要用铁杵敲碎下体睾丸，以自宫行径引时人注目；一个叫王世贞的文人，大文人，后七子之首，隆万年间的文坛霸主，拜倒在前首辅王锡爵之女，未嫁死婿、辟谷守节的昙阳子裙下，对其所倡的邪教迷恋到失控程度，以至降尊纡贵要出家皈依这位圣处女……仅此不拘小节一斑，可窥文人放荡全豹。由此也可想象，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到十六世纪上半叶，见所未见的自由空气，闻所未闻的叛逆潮流，使得文人冲决礼教束缚，破除儒学樊篱，摒弃禁欲主张，提倡个性解放，进而推动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于是，晚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的同时，文艺复兴的征兆也开始形成。然而，历史给中国人的这一次发展机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抓住而错失良机。

人类，作为地球上的命运共同体，其进展的道路不尽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迈过的门槛，必得经历的洗礼，必得升华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价，是无可回避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不会留下时代空白。万历虽属晚明，而且《明史》言之凿凿地认为，“明亡亡于神宗”，固然，败由朱翊钧，但偌大王朝的衰亡，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朱翊钧在位的四十多年间，确实是中国资本主义成形，或者发展的时期。据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三万吨，日本生产的白银八千吨，两者合计三万八千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七千吨或一万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所以，这些真金白银，给万历年带来了物质的丰裕，生活的奢靡，民风的浮躁，社会的沉沦，正是这些外部因素，也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突出多元，而良莠斑驳的色彩。

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由于作坊手工业的发达普及，纺织、印染、冶铸、锻造的规模气势，加之海上丝路商贸交易活动的活跃广泛，正如清人赵翼所说的万历年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作《拍案惊奇》的凌濛初也描述过:“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当时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想象，在灯红酒绿，茶楼饭馆，靓男美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三瓦两舍，丝竹管弦，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后面，颇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在城市中大批出现，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政治集群。这个阶层涌动着强烈的消费欲望，其文化需求，和躺在地头上由着太阳晒屁股讲两个荤笑话就心满意足的农民不同，他们渴望着美学价值高一些，文化品位强一些，以市井人物为主体，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文学艺术出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盛世有华章，绝代出巨作，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样的文化大潮中，应运而生。

所以，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汤显祖，相继同年离世，说来偶然的巧合，却是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难得合拍同调的注脚。

当其时也，汤显祖绝对应该与莎士比亚一样，接着写他的戏剧，方是正道。明人沈德符说：“《牡丹亭梦》一出，几令《西厢》减价。”清人俞用济说：“《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为他伤心到死。”可是，他在笔端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生命的新区，却不知珍惜，因为他志不在此，日思夜想，指望着朝廷有朝一日，能重新起用他，竟放弃了这个最能表现自己艺术天才的福地。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致命伤了，“学而优则仕”的“仕”，是害了他一生的梦。外国文人不存在这一说，当官，或者为“仕”，对莎士比亚而言，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必须如此的人生追求。他从到伦敦打工那天起，直到退休回乡，活了半百年纪，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汤显祖则大不同，出身于书香门第，是地道的读书种子，一生以士大夫自居，抱着达则济人，穷则独善的精神，拒绝苟且，耿介不阿。结果，茕茕兀立，贫寒而终。

莎士比亚一生写出了三十七部戏剧，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本·琼森所预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那样，产生了全球范围的巨大影响。与他同年而逝的汤显祖，比他多活十四年，只有五部戏剧，除《牡丹亭》外，尚有《邯郸记》、《南柯记》、《紫箫记》和《紫钗记》。这两位大师虽然同在一年去世，事属偶然，并无深意，但引发我们中国人思索的，为什么在舞台这个特殊空间的创造性上，汤的完美，汤的才分，并不弱于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同行，却不拥有与之相称的世界性的广泛声誉呢？

这就是东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和中国文人传统价值观所造成的恶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