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健健

中国的传记，堪称源远流长，自司马迁写出《史记》，两千多年来，走的都是借传窥史，史传合一的路子。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这个误区里游荡。

胡适要算个明白人。很早就喜爱传记文学，提倡写作传记，曾劝他的老朋友，比如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等，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及早写出自己的传记。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四十多岁，就写自传《四十自述》。然而，遗憾的是，这么明白的一个人，最终也拐入了史学的路径，走进“史传合一”的误区。他让梁启超等人写自传，不全是为了这些人的不朽业绩，高尚人格，而是“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

历史是什么？是过往的人与事的价值判断，是军国大事与典章制度的综合评述。

传记是什么？是一人一世之事迹，以传于后世。等这人一世过完，驾鹤西去，就可以盖棺论定。然而盖棺论定，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棺已盖而论不定，或论难定的事，时有发生。于是，就有学者、专家勤搜细考，深钻细究，对传主过往的人生事迹，加以考据、推断、解释，建构所谓的传记，试图恢复死者的生前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问题就发生了。这种传记文本，无疑有着写作者的臆想、判断，更有甚者，直接就是史料堆砌，剪贴成书，让人目不忍视，呼吸为之艰难。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人不仅有表象，还有内在、精神和魂灵，“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传主浩荡广袤的内心若是得不到呈现，就不能算是显现了完整的人生。传记文学的自律性也就不复存在。今天的传记文学，应该是彰显个性、人性和真相，是活生生的生命律动，不是“赝制”传主形象和他者的言说、评判。一句话，传主不应该再是一个死后才被研究的生命。

传记文学理应是一个人内外生命的呈现。唯有如其所是，唯真无它，传记才成其为传记。每位传主都是绝无仅有的生命个体，传记的使命，就是要呈现出传主这一人生特质。传主的完整形象包含外在形象、心灵形象，这就要求传主与传记家，最好能进行面对面深度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呈现出传主内在固有的本真，实诚的质地。唯如此，传主的形象，才能丰富饱满，栩栩如生，立体多维的形象才有可能构成。而这一切，最佳的方式，应当是传记家与传主通心合力，共同完成。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我提出“为生者立传”这一命题。这里说的传，包括通常说的人物传记，也包括自传和访谈录、回忆录。

先来看，假若我是一个读者，我接受什么样的传记？

显然，为生者立传，简便易行，可以直接操作，并最大限度地符合传记文学真实性的基本原则，对于传主来说，可谓抱西瓜而非捡芝麻的事。而眼下的境况却是，通往近处的道路竟是最遥远，也是最艰难的，它需要我们带着足够的诚意，立即返身，归入正途。

一个传记文本的诞生，传主、作者和相关人员都希望产生反响。传记、传记家、读者应该是一个良性互动的体系。好效果才是硬道理。传记文本只有在同读者对话时才存在。

在接受美学看来，艺术的接受不是一种被动的消费。艺术经验不仅解放人的生活经验，使其摆脱控制，而且解放人的内在经验和对世界的信念。读者需要一种“看见本质”的直觉能力，并不需要对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成了“作品的真正完成者”。

然而，我读过的传记中竟有这种现象，传主本人还活在尘世，传记作者根本未曾与之谋面，就拉开架势，堆砌史料，拼凑，抄袭，剪贴成书，于是一部部大传、全传，就横空出世了。坊间的《宋美龄大传》、《宋美龄全传》，全是这类货色。

还有一种现象，传主是某一领域精英，为其作传者，竟把他人的传记故事移植到自己的文本中，大段引用，如同己出。比如《乔冠华全传》、袁隆平的个别传记。

也有成功的例子。《乔布斯传》之所以风靡全球，因为传记作者呈现了乔氏不完美的一面。书中，我们领略了乔布斯独具的个性，充沛的激情，他的完美主义，还有他的欲望、残酷以及控制欲。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作家与传主生前，进行了多达四十余次的面对面的采访。于是书中，各种真相大潮般涌向我们。我们并没有因为看到了他的隐私和缺陷蔑视他，恰恰相反，只会对他深怀敬意。

老鬼写的《母亲杨沫》，没有为母亲扬善隐恶。写母亲和马建民结婚时，还怀着张中行的孩子；母亲与秘书关系密切；母亲承认自己狂妄自满，不自量力，思想水平低下；母亲恨自己软弱、虚伪；母亲对儿女的漠然冷淡；父母貌合神离等等一一呈现。老鬼在前记中说：“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这就是接受效果。没有被接受的传记，什么都不是。

再来看，我是传主，怎样呈现自我？在这方面，我有深切的体会。这两年，我一直在采访袁隆平先生，已写出一部中等篇幅的传记，还有更大的考虑。传记是一个人生命的历程，成长的记录，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可能一贯正确，肯定做过错事，甚至拥有一些不健康的想法。袁隆平的妻子邓则，是他的学生，跟他生活了近五十年。看了我写的袁隆平，邓则说：“有好多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乔布斯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想让我的孩子们了解我。我不经常在他们身边，我希望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并理解我做的事情。另外，在我生病以后，我意识到如果我死了，其他人肯定会写我，而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他们会全都搞错。所以我想确保有人能听到我想说的话。”

如此看来，传记不应该是传主死后才着手的事业。最好能在传主活着时，无数次面对自我或他者的往事回忆，和一些人生节点中内心本质的想法，才能相对客观地趋近真实，因为，回忆的过程还有遗忘或理想化的问题。

作为传主，一定要清楚“保持原本就是对自我的最大保护”。我们个人的人生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和许多人打过交道，甚至共事过，我的优点缺点，做过的好事坏事都有人见证过。我不能把自己吹嘘成女神一般。万一有一个细节证实你说了谎，对方就会鄙夷你，抛弃你。尤其你想跟对方成为朋友，赢得好感。所以说，传主不能期望人家歌功颂德，把你说成大好人。那样非常危险，会失去展示个性特征的机会。

聪明的传主，都懂得这个道理。美国总统奥巴马、韩国总统朴槿惠等政界的高人，都很好地利用了传记这一文体，大选之前出版传记，通过阅读，赢得人心和选票。这就是西方叙事理论的“首位效果”。意思是，“我们倾向于把最初收到的信息视为正确有效的，即便这个信息与同一行文中后面出现的信息相矛盾”。

假如我是传记家，该如何写传记。我不写已经逝去的传主。传主的逝去，带走了他的内在本真和心中秘密，即便他留下书信、日记，那也是毫无生气的符号、资料，无法感受他生命的气息。为其作传无疑“胡须拉死狮”、“着骷髅于血肉”。我曾写过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很有这方面的体会。写作中，一遍遍观看他留下的记录片，想通过他的音容笑貌捕捉其内心世界。最终，许多疑问，无从解答，只能不了了之。我只能遗憾生不逢时，没能与他面对面深度交流，呈现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博大情怀。同时不由得想到，如果我的这一传记理论，早日得以传播，有人领悟了，在邓稼先在世时就对他采访，那么，后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那么多的不解之谜了。

邓稼先作为当代的科学家，我尚且不敢越雷池半步，妄加推断、猜测，更别说古代名人。古代名人如同星辰光芒万丈，他们所达到的高度不仅体现在事业上，也体现在思想上。岁远易诬，假如我们非要为其作传不可，只能是顶着他们的桂冠，写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这样一来，势必拉低他们的人格，亵渎他们的尊严。即便终其一生研究他，也只能是研究而已。康德将人的尊严视为人的内在价值。我们对他们的任何想象、虚构与臆造，都是侵犯他们的尊严。

因此我认为，传记家只属于自己的时代，不属于其他任何时代。我们的使命是秉笔直书自己时代的各类传主，面向当下和未来。尽管时命多诡，难以辨识，我们还是要有所担当，不能逃避。

我们的传主，大部分应该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物，有着丰富经验、高超智慧以及深厚学养。我们要具备与他们对话的资格，必须不断积蓄自己的才学，提高自己的见识，涵养一颗客观、公正、追求真理的素心，拥有“织片段成全图”的写作技能，多面立体、血肉丰满地呈现传主表象、精神、心灵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海德格尔告诉我们：道路的本质不是在现有的路上来回搬运什么，而是“开道”。投机主义者”的北大、清华的年轻学子们的“明智选择”了。一个更典型的证明是：在中央电视台不久前的《对话》节目中，受邀的十二名美国高中生——他们是2014年的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与中国的优秀高中生——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录取的高中生——都共同面对“智慧、权力、真理、金钱、美”的选项，结果是令人深思的：美国高中生一致选择了“真理”与“智慧”，中国高中生几乎全部选择了“财富”与“权力”（有一人选择了“美”）。这意味着什么？或者向我们昭告了什么？这是 “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一代宣言。作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的东西深入并已扎根于年轻一代的心灵中，它的改变又岂是一个简单问题？没有几十年的工夫恐怕是改变不了的。此忧若非杞人之忧，那真要如九斤老太之叹——“一代不如一代”——了。尽管这绝不是我们的愿望，也绝不是我们乌鸦嘴的咒语。我们宁愿在一代胜过一代的前景中痛快地死在沙滩之上。但怕就怕这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