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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成功,但求独特(外两则)

2014-03-20文/李

文学自由谈 2014年3期
关键词:慧能韩老师大山

●文/李 更

“贾大山走了?”听见这个消息时,王蒙显得很震惊,那是1997年在珠海的一次小聚上,我想,这种表情大概不是王蒙经常有的。

也许没有人想到贾大山的 “走”会引起同仁们那样多的感慨,作为一位新时期最早出名的农民作家,至死也未能出一本专集。他的淡泊名利,可谓名副其实。

早在“文革”后期,贾大山就开始在复刊的《人民文学》上发稿,打倒“四人帮”之初,他就以《取经》的短篇小说名震当时的文坛。那时候,连王蒙这些尚未“解放”的中年作家也对他存有深刻印象。

贾大山的才气,还远不止写小说,他最让人难忘的是即兴创作语录体,在文讲所学习那阵儿,所有的作家,包括老师都对他的“最高指示”入迷。要知道,能引起作家们开怀的笑话可不是一般的幽默。他的能力惊人,能把所有人事,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口吻评述一番,讲话的语气、神态,遣词用句的方式、结构都几乎乱真。

那些学成归来的作家们 (如今都成了各地文学界中坚),立时将在贾大山身上取到的“经”散播各地,语录体文学时尚一时,至今令人称绝。我想,贾大山令人难忘就在于文学术语中的“这一个”。单纯读他的小说,就凭他多年出不来书这一点上来看,起码也是未迎合市场经济的需求。

当然,这方面,贾大山所在地的文化部门是有责任的,以其后来隆重无比地捧张三赞李四,而忽视贾大山的存在,简单地说成是走眼是失误,还不如说成是该省的一个笑话。

贾氏为人厚道,敢于直言,所以不被当地,甚至也不被全国有关方面看好。

贾大山真正的成绩,在于对民间文学大宝库的充实,世事野史,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要知道,能流传于老百姓口头上的文学,远比见于白纸黑字的文学价值更高。谁都知道,能不靠书本、不靠电视广播,而只靠自己的作品活在人民的口头,肯定是给人留下刻骨难忘的印象的。中外作家,能达到这个水准的不多。

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里,至今仍有许多藏于民众而未开掘的珍品,特别是那些经过千百年千口万口的传诵、修正的东西,不论是史诗还是民间小调,那都是真正民族骨子里的文化。

贾大山生前未留下书本,但他留下了口碑,足矣。

不求做个成功的人,但要做个独特的人。

笔者最近在书店发现一批当年鸳鸯蝴蝶派们的散文选集,别的方面先不讲,但都很独特。

独特是值钱的。

选择性失忆

韩作荣(1947~2013),笔名何安,黑龙江海伦人,中共党员。1968年参加工作,历任工人、解放军工程兵战士、排长、师政治部干事,转业后任《诗刊》编辑,《人民文学》编辑、副主任、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第六、七、八届全委会委员。2012年4月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2013年6月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2013年11月12日因病在京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特别喜欢查找历史、查找古人,通常,在百度上看见人名之后,还有其开始的日期,就说明这个人肯定是名人了。而在开始日期后面的破折号之后还有结束日期,这个人应该还是个古人了。

我不是个爱好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人,但是,我认识的“朋友胡适之”之类的人确实非常多。

多多少?多得我记不清楚了。

但是韩老师韩作荣我记得清楚,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是文学青年,就是说,记忆力还是相当可以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他跟在叶文福后面到处参加文学笔会。

叶文福是我的文学大哥,也是韩作荣的解放军战友。那个文学救国的时代,连一个穷困的蒲圻也是要每年召开诗歌大会的,因为太在意文学,蒲圻现在已经改叫赤壁了。

这个赤壁,确实生产了不少诗人,比较有名的有叶文福、饶庆年、王建、卢卫平。我是在蒲圻诗会上认识韩作荣的,曾经把酒甚欢。

过了三十年,在珠海的诗会上,舒婷说还认识我,韩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他甚至连个应付的笑容都没有,而王家新也是笑得十分尴尬。我只好提醒他,我和他多年的女朋友,一个诗歌写得不错现居深圳的老大姐经常有联系,他才“喔喔喔”。

上网,只要打出韩和作,他的名字就自动跳出,条目还不少。

但是,叶文福这个名字必须要全部打出,才能跳出不多的几条。

所以叶文福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我,所以,叶大哥没有老年痴呆,所以,叶大哥还活得健健康康的。

就是在珠海的诗会上,我请韩老师帮帮叶大哥的忙,叶大哥虽然也在北京,但是过得比较寂寞,而且,没有什么地方发表作品。韩淡然且沉着地说,叶这个人,比较麻烦,名字就敏感。

我想,可能这就是网络中十分流行的“敏感词”吧。

也难怪,韩老师已经德高望重,周围太多甜蜜的嘴巴,哪里还听得进我这样不善于表达崇敬的声音。

社会上把人分成很多种,我有点中年痴呆,为了方便记忆,就简单地把中国人分成两种:儒家和庄家。活得潇洒而多金者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儒家了。混得不怎么样的自然属于老庄。而我,连个小庄都算不上,一些人在场面上不认识我也在情理之中。

后来有人说,韩老师自从当了《人民文学》主编以后,经常出现选择性失去记忆的情况,对于谁应该想起,谁必须忘记,他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

对于混迹于文坛非常久的李某人,想起和忘记之于某些人来说是十分纠结的问题,一方面,李某人混得不理想,当然属于不应该想起的人。另外一方面,李某人确实又是个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人。

忽然想到雷抒雁老师,百度上的词条也不少:雷抒雁(1942.08.18~2013.02.14),男,陕西泾阳人,当代诗人、作家。196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其成名作是纪念张志新而写的长诗《小草在歌唱》。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2012年5月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并担任中国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诗刊》社副主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先后出版诗集《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激情编年》等,散文随笔集《悬肠草》《秋思》《分香散玉记》等。获得过各种文学创作奖,并有多种文字翻译诗作发表于国外。2013年2月14日,雷抒雁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2011年11月,我应邀参加宁夏黄河金岸诗会,雷老师在银川举办了自己平生第一次个人诗歌作品朗诵会,他告诉我,北京大腕太多了,轮不到自己,只有投亲靠友,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来了心愿。我那次在一个非常小的书店买到他的一本书,请他签字,他十分开心,还写了一段话。当时正是银川一个诗人请客,认为我是其对立面请来的,用一种独特的眼光请我“回避”,雷老师本来希望我一起吃饭,我当然识趣,我都年近半百了,早就不写诗了,不存在巴结什么诗歌大佬,更不需要努力争取发表诗歌。

再次听到雷老师的消息,是他离世的噩耗。

韩老师继任雷老师的位子,还不到半年,居然也驾鹤西去。真是可惜了的,中国诗歌学会一年连损两位大员,属于重创。

1992年秋天,我曾经去天津看老朋友夏康达,我们是1984年夏天在合肥认识的,一起去了黄山,在屯溪还住了一个礼拜,当时都是“文学评论家”,同去的还有雷达。

一晃八年过去,夏老师本来身体不错,可一见面,才发现他又黑又瘦,他告诉我其实不喜欢自己现在这个位子——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学报主编。他好像有点迷信,告诉我这个位子上,已经有两个同事去世了。他是萎缩性胃炎,一顿只能数着米粒吃饭。我宽慰他好久,他为人那么好,不会有事的。后来,他和雷达一起主持中国小说学会多年,果然身体还不错。雷达受邀到珠海,还第一时间叫我一起吃饭。可见小说学会是个好组织,主事者都应该长命百岁。

有些学会、协会则是不能随便加入的,尤其是去当什么长,一出事,那个协会就真的变成邪会了。

掰着指头一算,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一职,已经有四个月没有人打考勤了,自从马来西亚航班人间蒸发,失联,好像成为一种时髦,是先失忆后失联呢?还是先失联后失忆?想起这本来是趋之若鹜的地界,怎么今天似乎要门可罗雀?有人拿克夫相来比喻,看上去,有些地方是不折不扣的名利场,多金多美人,但是,如果你压不住气场,那里说不定成为你的陷阱,让你仅仅成为被人日后笑谈的过客而已。

神秀与慧能

忽然想到慧能,不是因为他作为所谓法定六祖于今宣传甚嚣尘上,而是因为另外一个相关人物:神秀。

想到神秀,莫名其妙会想到类似一些人,因为两者实在近似,都是逻辑上几乎天注定的接班人,但是都失算,在最后一刻砸了锅。

虽然神秀在湖北黄梅县的丛林还是香火鼎盛,但是和韶关的南华寺一比,实在堪称寒酸。

按照我的研究,五祖在选定接班人方面,应该是非常踌躇的,跟着他多年的神秀,好像也找不到什么硬伤,而且对他阿谀奉承到极点。中国的宗教和中国的政治一样,匪夷所思之处比比皆是,五祖到最后也没有留下具体遗嘱,他只是觉得慧能老实巴交,能够做好一个下人的本分,所以让他暂时代管衣钵,就在这个时间,五祖死了,死因蹊跷。

神秀和慧能比较,相当于博士后,慧能只能算小学生。平常的神秀,飞扬跋扈,没有人缘,关键时刻,又明显缺乏政治智慧,你本应召开民主生活会,虚怀若谷一番,结果他演出的是全武行。慧能是因为害怕他才跑反的,慌不择路,直接去了南蛮之地,神秀的人应该也算时代精英,无奈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慧能已经泥牛入海。

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是,慧能做诗境界确实高于神秀,但是,那是属于文学和哲学的范畴,神秀的诗,平心而论,是唯物主义的,甚至是现实主义的,主张积极的生活上进。慧能的诗,明显属于无政府主义,随波逐流,爱谁谁好了,我不想的事情就不存在。中国佛教,因此拐了个大弯,走向虚无、无为。就是基本的物质客观也不承认了。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就一直在拐弯,从印度的欢喜佛变成道貌岸然的禁欲,完全是颠覆性的。到了我的熟悉的年代,佛教已经组织化。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拐弯。

后来愈演愈烈的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把佛教变得更加实际,人间的香火,要;人间的烟火,也要。佛教成为一种菜园门,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和尚有儿子的事情时有所闻。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电影《少林寺》,把佛教娱乐化了。

当然,解放前,佛教就已经是避难场所,比如苏曼殊、弘一,都是因病去势才遁入空门,还有一个原因,庙里面大部分是穷愁潦倒,没有基本生存能力,没多少文化的人,所以你有一点文名便更容易出头。

我们也可以说是佛教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比如半路出家,带孩子出家,都是司空见惯。随时还俗,也表明佛教的来去自由。这样的组织,通常是十分不好掌控的。

现在,佛教又进行了一次大拐弯,在一些地方变成明目张胆的唯利是图主义。

因为今天国中佛教的彻底俗化,才导致不少寺庙的佛门大肆商业化,其商业化程度之高,不仅领先于所有宗教,甚至领先于许多国企。

慧能之所以今天还为人所道,一种是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比如我在网上查到的慧能传,居然是一个“道士”写的,大概是因为慧能所为完全是一种道家做派。还有一种,就是混得不好的人太多了,聊以自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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