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丽娜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艺术学院，北京 100024)

论视觉消费文化语境下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

周丽娜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艺术学院，北京 100024)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视觉消费文化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商品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成为文学经典的电视剧改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就是在忠实性与当下性、艺术追求与商业追求的矛盾与分歧中进行的。新世纪以来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呈现两种路向:以青春偶像剧演绎民国爱情故事和以社会写实剧再现民国社会生活。两种路向各有侧重，但改编者都在努力发掘张恨水小说与当下文化语境的契合点，采用相应的改编策略实现理性概念文化向感性视觉文化的转换。

视觉消费文化;张恨水;小说;电视剧;改编

一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现代工业技术带来了巨大的文化转型，印刷文化取代了口传文化的主导地位，使“可见的思想就这样变成了可理解的思想，视觉的文化变成了概念的文化。”①巴拉兹:《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第28页。如今，现代电子传媒技术的发展将这个过程逆转了，“可理解的思想”重新变成“可见的思想”，“概念的文化”重新回归“视觉的文化”，后者正在取代前者占据的主导地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文化转型。市场经济发展成熟，一个迥异于传统社会的新社会形态——消费社会在中国形成。“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消费欲望无穷生产的社会，而消费欲望的无止境同时包含了对视觉快感的无尽追索。”②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视觉文化成为消费社会的主导文化形式。借助当下电子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它在当下中国社会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诚如贝尔所言“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③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54页。中国当下的视觉文化显然已迥异于传统的视觉文化，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视觉消费文化。周宪在《视觉文化的转向》中指出，视觉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从视觉范式的变化上呈现出来的。他总结为五个层面的变化:

首先，从视觉文化的总体性上说，有一个从传统的不可见性到现代的普遍可见性的转变;其次，从图像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来说，有一个从传统的相似性关系向现代自指性倾向的转变;再次，从图像自身的视觉观念来说，有一个从传统的偏重内容倾向向现代的偏向形式的形态转变;复次，就观者主体对图像的观看而言，有一个从传统的理想主义的静观向现代强调当下、直接感性经验的震惊之转变;最后，从图像与观看主体的关系来说，有一个从传统的人趋近图像到现代的图像逼促人的转变。一言以蔽之，如上转变呈现出视觉范式的历史发展，集中体现为从理性的、中心化的和有秩序的视觉观念，向感性的、碎片化和非中心化的视觉观的转变。①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第44页。

电影、电视都是当下最主要的视觉文化形式，更是一种新的视觉消费文化。尽管从媒介角度看，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是由平面化的语言媒介向立体化的视听媒介的彻底转换;但从文化角度看则是由理性概念文化向视觉消费文化的转换。作为一种视觉消费文化的电视剧兼有商品与艺术品的双重属性。作为商品的电视剧以收视率的高低作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在收视率的制约下，改编必须适应当前的视觉消费文化语境，满足追求视觉快感的电视观众的文化心理诉求。但是，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品的电视剧又需接受艺术标准的衡量和检验。电视剧改编虽不必严格受制于“忠实于原著”的改编理念，但至少应能够充分深入地挖掘原著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以向当代观众展示文学经典的魅力，否则电视剧改编将失去其意义和基础。商品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是文学经典的电视剧改编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的，改编既要立足于当下的文化语境，具有当下性，同时也要贴近原著，充分体现原著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应该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电视剧在商业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上有诸多相通之处，更易于满足当下大众消费文化的需求，但张恨水的小说天然携带着旧派通俗小说的传统文化基因，如何将这些内容更好地转化为具有当代性的感性视觉文化，使之可以被当代观众理解和接受，仍然是一个难题。张恨水的通俗小说还有效吸纳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这种“雅化立场”因适应了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环境的需要而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与读者大众的支持与鼓励。但是，每门艺术都是通过自己特有的东西来确定非它莫属的效果，以在艺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小说作为以语言为核心的概念文化更侧重理性的意义追求，而电视剧作为以视听为核心的视觉文化则更侧重感官享受的追求。以深度意义追求为目标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如何转化为电视剧观众易于接受的视觉消费文化，是张恨水小说电视剧改编中另一难题。

在视觉消费文化语境下，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无法回避忠实性与当下性之间矛盾以及艺术追求与商业追求之间的分歧，新世纪以来张恨水小说电视剧改编的两种路向就是在这种矛盾与分歧中进行的。两种路向各有侧重，但改编者都在努力发掘张恨水小说与当下文化语境的契合点，采用相应的改编策略实现理性概念文化向感性视觉文化的文化转换。

二

进入新世纪后，张恨水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呈现两种路向:一是以青春偶像剧演绎民国爱情故事，如电视剧《金粉世家》、《红粉世家》、《梦幻天堂》、《啼笑因缘》等;二是以社会写实剧再现民国社会生活，如《夜深沉》、《纸醉金迷》等。

视觉消费文化追求感官层面的刺激、愉悦和快感，拒绝理性层面的深入反思，新世纪初风靡大陆的“青春偶像剧”正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加之此前琼瑶言情剧传统，用青春偶像剧演绎民国爱情故事成为新世纪张恨水小说电视剧改编的首要路向。

改编者努力从这位言情小说大师的作品中挖掘出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进一步渲染和放大，使之成为一个个神话般的“爱情至上”故事。最早采用这种改编模式的是摄制于2002年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充满教训意味的世俗婚恋故事，改编后的电视剧则成为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爱情神话”。小说中，平民女子冷清秋在豪门公子金燕西构筑的强大金钱攻势下，一步步委身于他，嫁入豪门，终以悲剧收场。电视剧极力将小说中的这对“凡夫俗女”改造为完美的“大众情人”。为此，电视剧对原著进行了很多改动:如将冷清秋接受金燕西礼物的时间改为两人相爱之后，淡化小说中的物质引诱色彩;将冷清秋未婚先孕改为因爱而婚，维持女主人公的纯洁形象;甚至还赋予了冷清秋自强自立等的现代女性性格。于是，小说中那个极具传统色彩的冷清秋在电视剧中变身为纯洁孤傲的现代女性形象。同样，小说中的那个本性难改的花花公子金燕西也在电视剧中变身为英俊帅气的多情公子。电视剧安排了诸多情节表现金燕西对冷清秋的一往情深。与小说中那个无情无义的纨绔子弟不同，金燕西在婚后也深爱着冷清秋，如在金母动怒时为之求情，精心布置烛光夜餐向她道歉等等各种情节的设计都确证着他对冷清秋的爱。电视剧用铺满葵花的绚丽画面将故事推进到高潮，又以“金燕西在车站与冷清秋相逢并紧紧拥抱”的幻觉画面结束故事，将爱情主题贯穿始终。与聚焦于世俗婚姻的小说相比，电视剧始终将爱情摆在首位，塑造了美貌深情的人物形象，呈现了纯洁美好的“爱情白日梦”。此后的《红粉世家》、《啼笑因缘》、《梦幻天堂》等电视剧的改编路向与《金粉世家》基本一致。小说《满江红》讲述的是画家于水村与歌女桃枝的凄美爱情悲剧，据其改编的电视剧《红粉世家》在水村与桃枝的故事主线之外，增加了作家秋山与女记者苏琪、摄像师太湖与歌女小桃的生死之恋。小说《现代青年》本是一个劝孝的故事，讲述贫苦农民周世良倾尽全力支持儿子周计春读书，后者却经不住都市声色犬马的诱惑，逐渐堕落，致使周世良气病身亡，而电视剧《梦幻天堂》也将其改编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小说《啼笑因缘》讲述的是樊家树求沈(凤喜)得何(丽娜)的爱情故事，具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性。电视剧以樊家树与沈凤喜艰难曲折、忠贞不渝的爱情为主要内容，将“求沈得何”改为“求沈得沈”，演绎了一个鲁莽直率的青年与一个纯情软弱的少女之间的苦恋悲剧。这些爱情故事无疑都是对在物质富裕时代中情感匮乏的一种补偿，满足了观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爱情欲望。

青春偶像剧的改编路向还对民国历史进行了意识形态化或审美化处理，并将原著的故事情节复杂化，以增强戏剧性。电视剧《金粉世家》增加了金铨与白雄起的政治斗争作为故事发展的另一条主要线索，并增添了金铨女儿参与的学生运动。这一改编既加强了戏剧性，又呈现了一个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电视剧《啼笑因缘》同样增加了小说中没有的军阀派系斗争，且将其作为重要的故事内容和发展线索，更增加了以关寿峰、沈国英为主的支持和参加东北抗日的爱国故事，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念。电视剧《红粉世家》在优美的江南水乡背景上，增加了更多戏剧化情节，营造调侃幽默的轻喜剧氛围，成为更“有看头”的凄美悲情剧。《梦幻天堂》则在主人公的求学生涯中增加了校园恶搞等喜剧因素和商场搏战等现代都市生活场景。这些改编的电视剧“绝对无意重现‘真实的’过去，而始终只是对关于过去的现成神话与刻板印象加以‘权且利用’进而呈现一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审美风格的历史取代了‘真实的’历史”①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历史的审美化处理偏离了历史事实，却给电视剧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感官愉悦。当然，青春偶像剧最能给观众带来视觉快感的还是出演这些电视剧的俊男靓女们:如主演《金粉世家》的陈坤、董洁等，主演《红粉世家》的佟大为、孙俪等，主演《啼笑因缘》的袁立、胡兵等，主演《梦幻天堂》的明道、李曼、徐熙颜等，加之精美的画面、兼具怀旧感与时尚性的服装道具等，共同打造了一场场视觉盛宴。

可见，从视觉消费文化角度看，以“视觉美”为首要追求的青春偶像剧改编路向为观众提供了视觉快感，多方面地满足了当下大众的感官愉悦需求，这正是这一改编路向寻找到的与当下文化语境的契合点。“一部电视剧是否能够流行起来，有时并不一定在于电视剧本身艺术性有多强，思想内涵有多深，而关键在于电视剧中蕴藏的深层叙事者话语是否符合了受述者在特定的时间阐释他们社会体验的方式。”①周靖波、魏珑:《电视剧文本特性研究——话语与语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页。青春偶像剧能快速地从感官层面将观众带入剧情，获得观众的认同，这是其成功之处。但从艺术角度来看，这种改编路向在很大程度上窄化甚至扭曲了原著的主题表达，张恨水小说的丰富内涵并未得到深入充分地开掘。

与青春偶像剧不同，社会写实剧改编路向更注重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控诉与批判。小说《夜深沉》以1930年代的北平为社会背景，讲述了社会底层的马车夫丁二和与卖唱女杨月容之间的情感故事。电视剧《夜深沉》的导演姚晓峰发现小说“里面更多的是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控诉与批判，结局也很无奈，非常现实，没有任何让人想象的空间。”②赵莹、许敏:《不露痕迹的生活流——访电视剧＜夜深沉＞导演姚晓峰》，《中国电视》2007年第2期。由他执导的电视剧不仅在主题意蕴上极为接近原著，而且还在艺术结构的完整性、社会批判的深刻性上超越了原著。首先，电视剧在二和与月容的情感关系中加入田枣花(原小说中的田家二姑娘)这一重要的第三者因素。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直到后半部分才正式出场，在电视剧中则从开始就是一个重要人物，自始至终爱着丁二和。枣花纯朴痴情的个性与爱慕虚荣的月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电视剧对这个人物的丰富使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更为复杂，加强了戏剧冲突，拓展了情感内涵。枣花作为一个纯朴善良的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更能凸显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其次，电视剧将二和、月容、枣花等人所面对的社会黑暗具体化为刘明德这一人物形象，并让其作为二和、月容等人悲剧命运的直接制造者贯穿始终。虚伪奸诈、阴险贪婪的刘明德不仅是矛盾冲突的重要方面和情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之带来的贫富对立加强了社会现实批判色彩。

创作于1940年代的《纸醉金迷》已完全脱离了张恨水早期言情小说的创作模式，从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来看，与当时的新文学作品已无多大区别。小说以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陪都重庆为背景，主要讲述了小公务员魏端本的太太田佩芝在金钱诱惑下走向堕落的故事，以及投机商人范宝华想借买卖黄金储蓄券发大财，却最终惨败的故事。电视剧增加了第三条故事线索——阔太太朱四奶奶故事。朱四奶奶家的热闹奢华富贵与田佩芝家的冷清简陋贫困成为电视剧中两个贫富对比鲜明的生活场景，前者呈现了抗战时期重庆的商人政客醉生梦死的生活画面;后者则展现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穷困潦倒和悲哀无奈。两种生活画面既为人物的动机和命运提供了充分依据，也更好地表达了原著的社会批判主题。

社会写实剧的改编路向并未放弃对当下性的追求，只不过与青春偶像剧相比，它除了努力从外在视觉美给观众带来视觉快感外，更为侧重挖掘人物生活与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契合点。同样是虚荣的月容，电视剧凸显的是她的不谙世事、易被诱惑和欺骗的一面，更多地将她的虚荣心作为一个底层女性的梦想和追求来表现，如她“感到唱戏时所有人看着她，所有人都爱她、疼她，感觉自己像公主，像在做梦。”对于在缺少亲情的环境中长大的月容来说，舞台生活、成名欲望已成为弥补现实缺憾的一种独特方式。她犯下的错误更像是一个追梦少女遭遇的挫败:她随宋信生到天津，不仅仅是被其富家少爷身份所吸引，也不仅仅是被其爱情表白所感动，更重要的是对其灌唱片的许诺信以为真;她随刘明德去上海也是被其帮她当电影明星的许诺所诱惑。电视剧更多地将月容的选择和行为表现为一种人生理想或价值追求，这一改动显然更为契合当代价值观念。电视剧对枣花、月容等小说否定的女性形象上倾注了更多理解和同情，也因此开掘了更复杂的人性内容。

小说《纸醉金迷》表达的是作家对田佩芝这种虚荣心强、贪图享受、意志薄弱、嗜赌成性的女性的批评和警诫。电视剧《纸醉金迷》在田佩芝的故事之外，扩展了小说中的两个次要人物(东方曼丽、袁园)的故事。东方曼丽在逃难过程中被朱四奶奶收留，迅速地由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堕落为高等妓女。袁园因惨遭范宝华蹂躏，心中充满难以释怀的恨，一度迷失于朱府，但当她逐渐发现朱四奶奶等人所干的空手套白狼勾当后，开始厌恶这种生活，努力摆脱这种生活，最终牺牲于抗日战场上。善良、聪慧、勇敢、正直的袁园是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里闪耀的美好人性之光。东方曼丽与袁园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与女主人公田佩芝的经历和性格形成对比。田佩芝向往优裕的物质生活，但在逃难途中被小公务员魏端本所救，无奈之下嫁给了他。她羡慕东方曼丽和袁园的生活，却不知这种生活背后的堕落和残酷。为享荣华富贵，她赌博、偷窃，被迫做范宝华的情妇，沦为朱四奶奶的赚钱工具。但与小说中那个彻底堕落的田佩芝不同，电视剧中的田佩芝抛夫弃子后又心怀愧疚，最终走向自杀之路。她的行为和选择也有值得同情之处，已不再是小说中那个被作家彻底否定的女性形象，因此也有着更复杂的人性内涵。

无论月容、枣花，还是田佩芝、东方曼丽、袁园，这些女性的命运其实都是当下女性生存状态的某种折射。在小说中，女性的弱势处境和道德标准的高要求之间构成了一种悖论。女性越处于弱势，越被强加以高道德标准，女性的欲望也就越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这种对女性欲望的否定和压抑更多地是一种男权话语霸权的体现。电视剧对这些女性人物的同情和理解则在相当大程度上消弭了男权话语的歧视和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夜深沉》和《纸醉金迷》都契合了当下观众的文化心理诉求。

社会写实剧的改编路向准确地抓住了小说原著的精髓，并以新的艺术形式丰富、深化、拓展了原著的思想内涵。由此可见，尽管这一改编路向在视觉冲击力方面逊于青春偶像剧，但其艺术价值却高于后者。

三

无论承认与否，在视觉消费文化语境下，作为视觉艺术的影视文本比文学文本占有更大的优势，而将纸质传媒的文学文本转换为电子传媒的电视剧文本更是新文化语境下文学传播的一种新途径和新方式。电视剧改编可以扩大文学文本的读者范围。作为对小说的影像化阐释，电视剧改编甚至成为制约文学文本持续传播，制约作家艺术生命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电视以其强大的传播能力，给报刊界和整个文化界提出了一个绝对可怕的难题，相比之下，曾经让人害怕的通俗报刊便显得无足轻重了。”①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页。作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代表，张恨水是新世纪以来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数量最多的作家，几乎每个阶段的代表作都被搬上了荧屏。正是凭借现代视听传播方式与手段，他的作品赢得了更多观众和读者，电视剧改编成为其小说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持续传播的首要推动力。

而对于如何改编，或者说改编的合理性问题，至今仍是一个难有定论的问题。如果将“创造性”作为理解改编作品与原著之间关系的基础，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客观的阐释和评价立场。所谓的“创造性”包含“艺术形式的创造性”、“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以及“文化意蕴的当下性”等不同的层面。参照这一标准，进入新世纪后，在忠实性与当下性这一对改编的矛盾中，张恨水小说电视剧改编的这两种路向显然各有千秋。青春偶像剧的改编方式以其爱情至上理念的表达、历史的审美化处理、视听语言之美的充分发挥，在文化意蕴的当下性方面达到了“创造性”的要求;社会写实剧的改编方式以其对原著思想内涵的丰富和深化达到了忠实性基础上的再创造。两种改编路向相比，青春偶像剧偏重于感性，社会写实剧偏重于理性，前者比后者更适应当下的视觉消费文化语境，后者比前者更贴近原著，更有艺术价值。这两种改编方式对张恨水小说，也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电视剧改编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当然，如果两种改编路向能够优势互补，既成功地保留原著的精华，又基于当下文化语境对原著进行完善和丰富，同时又有效发挥电视剧这种艺术的优势，兼具当下性、创造性和丰富性，那么，改编后的电视剧无疑将成为与原著相映成趣的另一优秀艺术品。

［责任编辑:诚 钧］

On the Adaptation from ZHANG Henshui’s Novel into TV Play in the Context of Visual Culture of Consumption

ZHOU Li－na
(School of Cinema Television，Con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In the new century，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visual culture of consumption．In such cultural context，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mmodity nature and artistic nature in the adaptation from literary classics into TV play．The adaptation from ZHANG Henshui’s novel into TV play is carrying on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idelity and present，and between artistic pursuit and commercial pursuit．There are two ways in the adaptation from ZHANG Henshui’s novel into TV play in new century:One is to interpret love stor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youth idol drama，the other is to reappear social lif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social realistic drama．Two ways are different，but they all try to find the fit between ZHANG Henshui’s novel and present cultural context，and choose the corresponding adaptation strategy to change rational concept culture into perceptual and visual culture．

visual culture of consumption;ZHANG Henshui;novel;TV play;adaptation

I 206.6

A

1002-3194(2014)02-0074-06

2013－08－30

周丽娜(1975－ )，女，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博士后在站，烟台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