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学系，北京 100872)

创新科学研究 治理人口性别结构失衡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学系，北京 100872)

2004年，美英学者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M.Hudson)和安德烈亚·博尔(Andrea M.Den Boer)联合出版了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著作。在这部名噪一时的著作中，作者利用中外历史事例，阐释了男性人口过剩可能对社会安全带来的威胁，认为过多的年轻男性光棍不仅引发国内和国际动乱，且也容易形成独裁的政治体制，威胁和平与民主进程。中国和印度两性比例的严重失衡，不仅会影响亚洲国家和地区，也会威胁21世纪的全球形式。

性别失衡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却是一个真问题。在具有男性偏好的环境中，两性比例失衡是在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不少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和地区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该现象。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存在的时间之长、波及的范围之广、涉及的人口之众、影响的程度之深、后果的潜在危害之大均为其他国家所不及，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态安全，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长远发展。

一、重大项目具有“四新”特点

对于一个备受关注、研究众多的领域，突破现有研究的瓶颈并非易事。“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项目另辟蹊径，让人耳目一新。

(一)目标新

项目跳出了就性别比谈性别比、就人口问题谈人口问题、就学术研究谈学术研究的窠臼。在对中国人口性别结构态势宏观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将性别失衡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下，从多个层面系统地考察了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风险及其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具有整体性、目标具有创新性。同时，研究通过性别失衡这个切入点，将可持续问题具体化，将个体和家庭问题提升到社会发展的高度，为公共决策提供战略依据。

(二)视角新

项目既包含微观个体和宏观社会层面的分析，也包含了学术分析和实践治理模式分析，相互支撑，互为基础，逻辑严谨，论证充分。在社会风险放大、社会失范和社会网络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从个体、婚姻和家庭的微观层面，扩至社区与个人相结合的中观层面，并放眼于整个社会，分析了性别结构失衡在不同层面的不同影响及其机制。进而，项目站在公共治理的角度，基于实证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将前期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科学的、可操作化的制度和政策方案，进一步验证学术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结果新

目标和视角的创新为研究带来了新突破，使研究发现在紧密围绕性别失衡论述的同时，发现新的特征与研究议题。项目通过多元主体利益的分析后认为，失衡状态下最直接相关的一个群体是大龄未婚男性，具有被迫性、 聚集性和脆弱性等特征；而诸多关联群体的利益也会受损，且他们潜在风险因社会信息系统与信息渠道运作而得以放大，可能进一步导致大龄未婚男性失范的行为升级为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性别失衡的风险超越了人口学领域而被放大到社会领域，从局部范围的个体事件放大为全局性的群体性事件。

(四)定位新

项目广泛纳入公共政策分析视角，站在社会宏观层次的高度，通过严谨的学术分析和论证，最后将问题还原到社会现实并加以解决。项目认为，性别失衡的原因在于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而制度的不完善既弱化了社会对家庭的支持，也加重了传统文化观念下的男性偏好。为此，项目从国家、省级和县级三个层面，从社会宏观维度、综合治理维度及基层操作层面，对治理性别失衡提出了系统性意见和具体的治理模式，而社会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更是治理性别失衡的重要突破口。

二、对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思考

中国性别结构的失衡，归根到底因出生性别比失衡而起。出生性别比是整个人口性别结构的起点，对未来不同年龄段和总人群的性别结构带来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出生性别比一旦失常是难以逆转的，不仅直接导致婴幼儿人口的性别比异常，而且还影响到婚龄人口，进而传递到老年人口，使整个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衡。换言之，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后果必将纵贯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横穿各级社会组织单元，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异常深刻和极其久远的。既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健康等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个体、家庭、社区、地区以至整个国家。而且随着该趋势的蔓延，它对全球人口的稳定性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因此，只有出生性别比不再畸高，性别结构才可能回归自然选择的正途。性别失衡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都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人口现象和问题，且往往是通过个体的微观环节和行为予以实现。两性比例失衡的行为载体是个体和家庭，其潜在的背景是宏观的是社会文化，但反过来又社会、家庭和个体。不同层次的主体相互纠缠，互为因果，一个层面的后果必然会渗透到另一个层面。

(一)突破男权中心，关爱两性

设计项目、措施，加强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对女性不利后果的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普及性知识，唤起人们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对女性及其家庭的潜在危害的认识。在微观上，人们的生育行为是理性的。他们关心自己的家庭，致力使家庭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故而漠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降低了诸多治理措施和宣传教育的产出效用。只有妇女及其家庭真正认识到自己和儿子可能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受害者，认识到问题不仅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不仅是“社会的”、也是“家庭的”。只有改变他们的漠然心态和侥幸心理，才有可能逐渐改变性别选择行为。

(二)关注并着眼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

研究设计和整合现有资源，加强部门协作与配合，同时推进长期、短期项目，有效关注女性的终身发展。长期项目着眼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从两性平等的生命权、生存权、受教育权、劳动就业权、职业升迁权、家庭义务和责任权、参政议政权、到养老保障权着手。这是个庞大、复杂、艰巨、长期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多部门共同协作，但也是彻底根治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最终途径。短期项目关注当下，在让当事人看到两性平等的长远利益的同时，也让她们感受到近期利益，至少感觉到没有儿子并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只有成功地改变人们的短视心态，使他们既看到眼前利益，也为长远着想，生育的性别选择行为才会有所改变。

(三)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后果认识的误区

我们应拓宽宣传视野，将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置于亚洲地区环境中，纠正目前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后果认识的误区。不少妇女及其家人认为，若儿子在同龄女性中找不到配偶，可以在低龄女性中寻找；若在国内找不到配偶，可以从周边欠发达国家输入新娘。婚姻挤压不是问题。然而，由于“失踪女性”现象长达数年，每个年龄段都有大量的非意愿性剩余男性，使得往低龄寻找配偶的想法并不现实。同时，出生性别比失衡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遭遇的共同性问题。随着越南等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及程度的加剧，它们可能停止新娘输出，从而阻断新娘的第二种来源。

总之，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难以立竿见影。不管是政府还是学界，都不能急功近利，而需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资源准备。其难度之大也给学者、社会各界、以及各级政府都提出严峻挑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项目和一项战略性任务，在实践和理论意义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项目为有效应对性别失衡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路。

1008-245X(2014)06-00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