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伟伟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071)

希腊城邦政体(国家)及其生活模式为政治思想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因此，想要研究政治思想的诞生与城邦生活的关系，就必须先研究城邦的起源及其特征。

一、城邦的起源及其特征

(一)城邦的历史起源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我们知道，希腊城邦并不是在先前文明的各种形式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也不是对希腊“中世纪”已被摧毁的事物的简单的复兴，而是一种原创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按照传统的说法，人们把它看作是“希腊的奇迹”。［1］39首先对城邦这种政治现象进行理性考察的当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二人，虽然在他们的时代希腊城邦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阶段。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到了城邦的历史起源。首先，人们之间存在着自然的不同，即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强者(适合当统治者，即主人)和弱者(适合当被统治者，即奴隶)的不同，前两者之间结合起来以繁衍人种，后两者结合起来也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其次，从这两种共同体(指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的共同体——译者注)中首先形成的是家庭共同体，家庭共同体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再次，当多个家庭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而联合起来时，村落便产生了;最后，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说早期的共同体(即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体、主人和奴隶的共同体、家庭共同体、村落共同体)是自然产生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产生的，因为城邦是早期共同体的目的，因此是必然会出现的。［2］3－4

(二)城邦的特征

我们在此尝试把城邦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邦由相异的因素互补而成，它们之间的整合使城邦成为了能够自给自足且具有共同利益的独立事物。由村庄到城邦，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城邦的性质和结构与村庄不同，对城邦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有完善的分工，因而能够自给自足。这种自给自足是由差异化而来的为着各自利益而进行的通力合作来实现的。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所以应当避免各种有可能导致一致性的东西，因为一致性会使城邦遭到毁灭。从自足的角度看，城邦能达到最大的自足，所以，追求自足便是追求较少的一致性而不是更多的一致性。［2］32

第二，城邦不同于军事联盟，也不同于民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共同体不同于纯粹的军事同盟，也不同于基于血缘关系的民族，城邦是真正的政治共同体。亚里士多德说，一个统一体所由以构成的元素在种类上是不同的，这就是在《伦理学》中提出互惠原则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市民天生平等，所有人都分有治理权力，即应当轮流执政;而且当政的职位也各种各样。真正的善是能使事物保存的东西，而一致性只会毁灭城邦，因而实际上不是城邦的善。［2］31军事同盟和民族都诉诸某种同一性，内部缺少应有的差异性，因而不契合于城邦精神。

第三，城邦以过优良的生活为目的。城邦的建立起初是为了互通有无、为了大家的利益。但是，经营实务和获取财富只是城邦存在的自在的基础，而不是它的自为的目的，它的真正目的是让人们过优越的生活和促进德性的发展。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城邦共同体不能仅仅以生活为目的，而更应谋求优良的生活;……城邦共同体不是为了联合抵御一切不公正的行为，也不是为了彼此间的贸易往来以有利于城邦的经济，……要真正配得上城邦这一名称而非徒有其名，就必须关心德性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2］88他又说，“一个城邦并不是空间方面的共同体”，［2］89“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应以高尚的行为为目标，而不是单单为了共同的生活”［2］90。

(三)城邦先于家庭和个人

城邦的特征表明，城邦是最高的共同体形式，是包含其他所有共同体的共同体，它包含差异性而又通过互补达到自足，是最适合人本身的真正的共同体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从经验上说，城邦是由家庭等共同体发展而来的，但是就城邦是家庭等共同体的目的而言，城邦则先于家庭等共同体。他说:“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并且先于个人，其证据就在于，当个人被隔离开时他就不再是自足的;就像部分之于整体一样。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个部分，它要么是只禽兽，要么是个神，人类天生就注入了社会本能，最先缔造城邦的人乃是给人们最大恩泽的人。”［2］5

这就涉及亚里士多德关于事物的本性以及目的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本性(phusis，也作自然。——译者注)就是目的;每一个事物是什么，只有当其完全生成时，我们才能说出它们每一个的本性，……终极因和目的是至善，自足便是目的和至善。”［2］4对人来说，自足就是目的，就是至善。自足也就是完满，完满就是潜能的实现，而潜能的实现依赖于城邦，因此，过城邦生活是人类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事物的目的也就是它的本质，事物注定要发展到目的，注定要实现它的本质，因此，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方向都是由目的因(即本质)预先决定了的。因此，人类注定要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一定要生活在城邦共同体中。

二、政治思想的诞生

法国学者菲利普·内莫曾经提出了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产生的两个条件:一是作为客体的国家，二是作为方法的理性思维。［1］1－2虽然运用这两个条件在分析具体的政治思想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但本文的分析倒是建立在这两个条件之上的。就希腊城邦来说，它既是典型的“国家”，其思维工具(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又是以理性思维方式为主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思想的诞生是属于希腊城邦时代的。

(一)公共空间的出现

希腊城邦与其他政治共同体的不同之处之一是公共空间的出现。这一公共空间不仅仅指空间意义上的“广场”等公共集会、发言之所，更指这种集会、发言的机制、制度或者习俗。这种公共活动并非限于狭义的政治生活，而是扩展至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技艺。很多公共事务都会向公众进行汇报，接受其讨论和批评。被讨论和批评的对象包括人们头脑中的知识、价值、技艺等，这种讨论和批评则促进了理性的发展。

前面已经说过，城邦(国家)不是简单的联合体，而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实体，对人而言，生活于城邦中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添加于其本质之上的某种事物或某个突发事件;它是构成自身本质的属性，人们无法想象人竟然会不是公民。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人不再是群居动物意义上的简单的社会存在，如蜜蜂那样。由于自然不会凭空造物，而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掌握语言(logos)，所以语言必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东西。当声音只能表达快乐或痛苦时，人和动物没有区别，但是人类的语言除了表达痛苦快乐之外，主要用来表达何为有用，何为有害，因此也能表达何为正义，何为不义。而人作为城邦动物，只有在城邦中，借助城邦的公共空间，才能表达自己，才能实现自己话语(logos)的潜能。这在一般传统的君主制形式的共同体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城邦及其公共空间的出现，为政治思想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二)平等与正义

公民社会中的成员一旦进入公共空间之后，便会将彼此视为同类者和平等者。在城邦的公民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具有交互性和可逆转性，它替代了臣服与支配的等级制关联，公民们之间可以轮流进行统治和被统治，这样，公民在政治地位上就是平等的了。另一方面，希腊城邦一般都实行法治，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如内莫所认为的，希腊城邦创造出了某种类型的人，这种人既不同于独一无二的君主，也不同于某些享有特权的人，他们不能忍受不平等;他们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分享权力，并会平等地服从同样的法律，这分别表达了isocratia(权力平等)与 isonomia(权利平等)的概念。［1］31

当然平等也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是具体的，给予平等者以平等，给予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就是正义。因此，在希腊人的价值序列中，平等还只是基础，比这更高的目的和依据是正义。但是，正义是一种“社会”美德，它调节的是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勇敢、节制则强调的是个体自身)，因此，如欲成为正义，就必须借助于与他人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最好方式就是生活于政治共同体(城邦)之中，只有城邦才具备使人成为政治动物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家庭、村落、部落甚至王国中都不存在。可见，城邦这样的环境对充分发展人类自身的人性(自然、本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政治动物”。

(三)理性思维原则的确立

理性思维原则的确立可以看作政治思想诞生的主要标志，它不同于先前的宗教—神话思维，也不同于日常意识和流传下来的传统观念。在城邦的公共空间之内，要想作出决议，要想使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就必须借助辩论和说理，因此，对于介入城邦公共生活的人而言，要想具备高超的说服力，就既需要缜密而深刻的思维，又需要高超的语言艺术，这就促进了logos精神的发展，训练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希腊人培育了理性精神，这是他为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由于理性乃是所有公民共同拥有的东西，希腊人在理性面前又一次找到了平等。由于理性为每一个公民所分有，而且是可以公度的东西，所以人们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这时候想要胜出，就只能按照本身具有的普遍性的逻辑，援引大家都能明白的客观事实，并从这些事实出发进行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力争永远达到客观性，并不断做出逻辑上的修正。［1］28－29可见，理性能力借助民主的公共活动得以发展出来，而理性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提升和保证了希腊特有的民主精神的发展。

理性精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批评精神，它的产生还有一个契机，那就是意识到自然与文化的不同。当然理性的发展和这种意识之间的关系很难分清孰先孰后，毋宁说它们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自然与习俗的区别是，前者具有宇宙普遍性，而习俗是人为的，是变化着的，人可以以其意志对其进行改动，这样，当某事物无法契合社会的功能或人们的愿望时，人们就可对其作出修改。城邦共同体本身就包含着差异性，甚至可以说差异性是它的生命，解决差异性带来的矛盾的方式就是允许和支持公开讨论，汇集各种建议，最后按照多数原则作出决议，包括贝壳放逐法、呼声大小、抓阄以及后来的投票法。“希腊城邦便如此创建了适合政治多元化的操作程序。”［1］34－35“正是因为自此以后人们认为国家是人建设而成的，可以对其进行改良。希腊城邦出现的时候，它就作出了规划，力图体现国家能够而且应该所是的理论;力求客观化、理性化、普遍化的政治科学在希腊诞生了。”［1］35

正是理性的发展，使得希腊精神迥异于同时代其他地区孕育出的精神。理性的发展对社会思想产生的一个根本性结果是:“作为整体秩序的神圣秩序开始断裂，并且意识到自然与文化，即自然(Physis)与习俗(nomos)之间的对抗状态。”［1］34也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区别，人从自然中脱离出来，人把自己作为不同于自然物的东西加以思考，人类精神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觉醒。在希腊，知识阶层所作的系统性的反思，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智术师”们的思考，其主要背景是当时希腊的开疆拓土，使他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由事实带来的问题，即是否所有人都拥有普遍相同的物质本质(Physis)。“随着时间与场合的不同，不同的法则与习俗也可以与生活相容，而且法则与习俗完全是人类建构的成果。它们并不建基于自然之上，亦非诸神的硬性摊派，它们乃是另一种类型的现实，与人类行为相关。因此先前社会如原始社会及近东地区神圣君主制的独一无二的秩序便被划分为了自然与文化两种秩序。”［1］34继智者之后，斯多葛派对希腊化时期的思考，诞生了最早的世界主义。

正是在希腊城邦及其精神作品中，同时具备了政治科学的对象和工具:国家(城邦)和理性思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内莫才说“政治思想只可能是希腊的”。［1］35

［1］ (法)菲利普·内莫.民主与城邦的衰落［M］.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