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德永

(故宫博物院 宫廷部， 北京 100009)

清政府军械外购对清季军事近代化的影响

滕德永

(故宫博物院 宫廷部， 北京 100009)

清季，清政府大量引进西方军械，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军的装备水平，并为清末军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外洋军械的输入成为清军武器的重要来源，推动了清军装备的革新，促进了清军军事制度的变革。同时，清政府军械输入也有诸多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清军的近代化起到阻碍作用。

清政府;军械外购;清季;军事近代化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在抵抗侵略与镇压农民运动中，清政府逐步认识到中外双方军械的差距，并由此走上军械外购之路。此后，为了维护其统治，清政府购买外国军械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仅1895年至1911年，清政府输入外国军火的总价值高达白银4 300余万两。［1］61-64由此，外洋军械的输入成为清军武器的重要来源，推动了清军装备的革新，促进了清军军事制度的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军的装备水平，并为清末军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清政府军械输入也有诸多局限，阻碍了清季军事近代化的深入。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有所关注，但主要从海军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陆军方面主要有乔伟等合著的《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一书及樊百川的《清季的洋务运动》一书对此进行了研究。前书主要从德国克虏伯对中国近代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后者则主要涉及洋务运动时期的军械外购对清军近代化的影响。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清军军械外购对清军近代化极为有益。笔者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相关文献，详细考查了清季清政府军械外购与清军近代化之间的关系，以求深入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

一、军械外购对清军的军事促进

清政府引进外国军械，这对清军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军械外购促进了清军军事制度的变革。清政府进行军械外购改善了清军的武器装备，这必然要求相应的军事编制体制与之呼应。清末，清政府方面受到“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为此，湘军、淮军购买了大量外国军械。在这方面，李鸿章的淮军为各军树立了典范，成为当时清军军事制度近代化最高的军队。随着洋枪使用数量的不断增加，淮军在体制上进行了调整，不久，淮军中出现了洋枪队的编制。此后，在淮军中又开始组建了炮营。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外国枪炮的威力，李鸿章也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操。1862年底，刘铭传部已经聘用外国人教练洋枪。此后，其他各部也先后学习洋操。至同治末年，淮军刊发《枪炮操法图说》，对步兵、骑兵、炮兵的技战术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淮军的这些改变突破了旧式军队的营制，并为各省练军所效法。这只是在旧有制度范围内作出的一次有限调整，没有也不可能创制出可以充分发挥近代火器威力的编制，不过，其率先垂范的意义不可抹杀。甲午战争后，清军编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此时，清政府编练新军采用德国模式，其重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所购武器主要来自德国。

对清军而言，外购军械对清军编制影响最大的是海军。由于海军是一个新兴兵种，清政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海军训练只能延续传统模式，但随着南洋、北洋海军组建成功，清王朝海军必须提高作战水平。清政府将学习的目光投向当时世界上海军最为强大的西方国家——英国，并且，北洋海军还在引进英国海军操典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战术。“它集中体现在天津水师学堂组织编写的《船阵图说》一书中。这种战术重视阵法，倾向于使用横阵或斜行阵，以便舰首对敌。”［2］67

此外，购买外国军械为清政府培养具有现代军事才能的专业人才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清军的军事近代化。在购买外国军械的过程中，清政府与外国兵工厂之间建立了联系，便利了清政府的军事人才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874年，在李鸿章与赫德商订蚊子船时，清政府也准备派遣人员前往英国学习驾驶、操练，并请求威妥玛帮忙。随着购船活动的开展，清政府迫切需要深化对外国军械的认知，计划“派道府等前往英国或他国，在各厂细加考察互相印证”。于是，1875年2月，清政府方面派日意格带福建船政局学生数人赴英、法各厂考察学习。二月间，李鸿章也派金陵炮局委员、通判王承荣赴英、法及德国克虏伯炮局进行考察。不过，此时的李鸿章对于这一做法尚有诸多顾虑。“盖派员出洋本极难事，须通习洋语洋文，庶不迷于所往，端绪易得，亦费用较轻。现在略谙军器之道府等员竟无精通洋语者，若遽派往须以洋人为耳目向导，势必随带多人去往，川费已需巨款，其能否得力可靠尚不可知。”［3］4168不过，这并没有成为清政府继续开展这种学习的障碍。

随着军械外购活动的频繁，仅仅依靠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清政府的需要。1890年，为建造兵工厂，张之洞需要大批制造人才。为满足需要，他准备派遣一个由20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德国兵工厂学习。出于谨慎，他就该事请教当时的驻德公使洪钧。对于张之洞的这一设想，洪钧并没有盲目赞同，而是进行制止。他的理由有二:首先，德国已经不再制造张之洞兵工厂所要生产的枪械，向那里派人学习已是此路不通;其二，学习时间太短，难有成效，此举“糜费无益”［4］5509。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张之洞的方案。这就迫切要求寻求新的学习方式，以满足清政府日益扩大的技术需要。经过不懈努力，清政府探索出新的途径——将原来“走出去”学习模式转变为“请进来”教授模式。光绪末年，两江地方向德国礼和洋行订购炮位。为了清军更好地掌握这些炮位的性能，双方约定:由礼和洋行聘请克虏伯厂教员一人，以6个月为期，并负责该员来华返国川资及6个月的薪水;中国方面负责为其提供住所一处。此外，清政府方面还对教员提出要求。该教员须遵守中国军营规定，按炮标统带、管带所定时刻到营，不得任意迟延，出入营中亦不得有碍军纪。尤为重要的是，清政府方面严格限制教员的权限。其一，除教习、操练外，不问别事;其二，如兵丁等有不能虚心受教者，可由该教员转告该管官核办，并不得有侮慢或呵责。同时，考虑到实际情况，清政府对这一规定设置了有利于自己的条款。该教员与所订炮件运华时，一并来华指授用法，若6个月满期后，中国官员如欲续延该教员，则须另立合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陆军部档案全宗·两江购炮合同》)。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它改变了原来单纯依靠清政府方面招聘外国人员教导清军的模式，这一改变避免了原来招聘的人才技术水平不高的缺陷，可以获得更为专业的人士，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指导清军使用新式军械，有利于清军的学习，能够充分发挥这些军械的功用。

清政府的军械外购本应对清军军事变革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过，诸多问题的存在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军械外购最大的问题在于清政府自始至终没有实现对其的统一管理，这产生了诸多问题。首先，由于未能实现统筹，各地的军械外购活动混乱无序，所购枪械制式杂乱不堪，这极大地加剧了对这些军械管理的困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清政府也不清楚各地购买外国军械的数量与型号。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各地政府频繁向中央申请购买军械，另一方面各地仍在不断强调军械匮乏，不敷应用，甚至还发生了前后两任督抚对辖区之内购买军械完全不同的记载。1903年7月，闽浙总督崇善向中央政府奏称，福建存储快炮2 000余尊，炮弹38 000多颗，各式前后膛快枪20 000多支，枪弹1 000余万发，如此“缓急足用，无庸添购”。不过，其继任者李兴锐查验后向中央汇报，所谓快炮2 000余尊，快枪20 000余支，根本是子虚乌有。实际上，“快炮不及百分之一，余皆旧日废坏土炮，快枪则共有数百枝，其它皆旧式各国所弃而不用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年正月浙江道监察御史姚舒密奏为各省购储军械请简大员查验事》)。所以，他再次申请向外国订购快枪，以应急需。二者孰是孰非已不重要，关键是这一事件要求清政府重新考虑军械外购问题。

其次，各地方竞相购买外国军械，导致资源内耗严重。清末，外国军火商销售产品有两个集中地:北方是天津，南方是上海。各省需要军械，纷纷委派人员至两地购买。为了能够获得洋枪洋炮的购买权，从而获取巨额回扣，这些购械官员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的争夺，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操守，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脑后。

对于这种情况，清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也曾经试图努力，期望做出改善。1884年刘铭传就主张，清政府购买外国军械应当“筹购大批枪炮，以节经费而免欺蒙也”。他认为，之所以要如此，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开设兵工厂，事属创始，以致所产枪炮，“不闻精利，计其价值，转倍外洋”，而生产的严重不足，使得一旦遇有战事，“各省仓皇分购，洋商索价骤昂，辗转侵渔，所增辄倍”。不过，事情的关键在于所购之军械，“无一精良”。刘铭传指出其原因在于英法官厂皆不制枪，枪械主要购自商人。而商人所制枪械，必经官厂验收，若质量不合格，国家就不会购买，厂家就无从盈利，因此，所产生的大量废旧枪械，在外国销售无门，商人们则将其皆运至中华，以为销路。在中国，“各省徒慕虚名，不求实际，莫明优劣，甘受欺蒙”。这样的结果，“既糜国帑，更误军需，一有争战，败征且见”。所以，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应请饬下总理衙门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款四五百万两，专派熟悉洋务精通枪炮之员，赴西洋各厂订购后门枪十万杆，一尺径口以外大炮数十尊，一尺径口以内炮并拖炮数百尊，枪炮分三年解清，价值亦分三年清给”。同时，他也提出了如何实现这一方案的途径:“一面分饬各省，按年缴价，以宽军储，免致纷纭，贻误外洋。”最后，他又深入论证了此方案的可行之处:“枪炮零购则贵，趸购则廉，如新到黎意枪，零买每杆需价银十四两，多购减至七折，炮亦如之。是枪炮价银总计四五百万，趸买已省银百万，且可就该厂逐细查考，不致收其废弃。既节经费，又免纷歧，一举数善，莫急乎此。”［5］228

不仅如此，针对现状，刘铭传建议稽查军械，还提出了设立军器局专责其成的方案。由于中法战争，清政府外购军械所存在的问题已经初步暴露出来。刘铭传就认为，“各省购买枪炮，新旧参差，前门后膛，过时辄废”。所以，他在考察外国军队军器的基础上，提出“一国之兵，必用一律之械，新精于旧，然后毕国更张，故操法可并一途，战阵不虞错杂”。鉴于此种认识，他认为清政府要在现有军事上有所突破，必须在天津或金陵、上海特设军器局进行稽查。为了保证稽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他认为必须由中央政府主持其事，“慎选严明精覈大员，饬下各省督抚，将购存枪炮开列呈明，分别新旧，以旧枪专备操演，以新枪归军器局收储，以备战时领用。惟洋枪忌湿锈，即弃材存械之区，屋必高敞，分门别类，毋致混淆。某枪用某子，某炮用某弹，某项水雷，某项火药，分存编号，位置秩然，然后取之不乱”。［5］229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刘铭传对外国军械的生产与销售的认识难免有错误，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一方案对解决当时军械外购存在的问题不失为一良策。这样，清政府就可以集中有限的资金，购买相当数量的外国军械，同时，再配合本国军械厂所产枪炮即可装备出一支近代化军队。重要的是，军器局的设立不仅避免因管理不善而造成资源浪费，导致重复购械的恶性循环，而且可以更为有效地管理所购军械，在战争来临之际，为战争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为更有效地抵抗侵略创造条件。不过，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刘铭传的建议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维持了现状，轻易地错过了整顿的大好时机。

清政府未能统一管理军械外购活动，根本原因还在于对近代化需要反应的迟钝。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军械。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海军建设事关清王朝的整个防务，清政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几乎举全国之力购买船炮，在短短二十年间，建立了一支足以雄视整个亚洲的“强大”舰队。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在陆军建设方面，清政府则采取了放任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指导”清政府练兵。这次练兵声势很大，涉及清王朝18个省中的多个省份。但总体而言，由于列强的参与，清政府对这次练兵谨慎多于热情。所以，这次练兵的效果有限，除了为清政府购置了一批外国军械外，并未能帮助清军在近代化道路上有什么突破。

清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它要实现军事近代化，政府必须充当领导者的角色。遗憾的是，清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继续其长期所形成的放任政策，交由各地方督抚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军械就成为地方督抚的事情。问题在于，地方督抚也不具有现代军队发展的专业知识，他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当军事武器发展到现代，对制式等各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清王朝的地方督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在他们的主持下，“大部分军队都缺乏训练、武器和作为一支战斗部队所必需的士气。即使在德国或日本教习的监督下，当时也很少有部队做过野外演习，部队也仍然有用弓箭与火绳枪来打靶的。当时，一方面有某些统带用毛瑟枪和克虏伯大炮来训练士卒，而其余的却把他们的新式武器储存起来，让军队使用老旧的器械。更糟的是，由于缺乏保养，竟一任现代武器朽烂。”［6］并且，在其努力探索的过程中，清政府的传统思维还会阻挠地方督抚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这使得清军军事近代化只能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实施，最终，延缓了清政府整个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总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中央政府，他们远离了军事变革，只会将自己更加封闭在传统思维之内，而在地方督抚主导下，清季的军事近代化先天不足。这种不足导致其还不足以完成这个转变。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也正是清政府军事近代化的这一努力，为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创造了条件，为其奠定了基础。

二、清政府军械外购对其军事自足的影响

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以及清政府的认识局限，清王朝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为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改变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清政府逐渐走上了军械外购的道路。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内部一直不忘建造自己的兵工厂，以满足军队的需要，从而减少对外国列强的军械依赖。

林则徐、魏源是这一思想的源头。在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就认为“火器最利行阵”，所以，他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办理禁烟事宜时候，看到先进的西洋枪炮便萌生了学习的念头，并进行实践，仿造“底用铜包，篷如洋式”的战船。后因道光皇帝偏听偏信，将其撤职。在镇海效力期间，还与嘉兴县丞龚振麟共同研制四轮磨盘炮架，改变了原来炮位固定不能移动的缺点，使火炮能够“俯仰左右，旋转轰击”［7］415。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提倡设局办厂，聘请外国技师指导建造先进炮船。不仅如此，为了将这一思想推向全国，以改变清军军事上的落后现状，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用大量的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中国较有作为的兵器专家、士绅和官员在仿制外国先进的军械方面的成就。可惜的是，这些先进的思想并未为时人所接受，没有产生其所预想的成效。

二十年后，清政府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军械。在此之时，对于是购买还是自造，清政府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不过，鉴于自己制造条件尚不成熟，在短期内必须依靠购买的认识，洋务派内部的意见较为一致。“精求武备，为雪耻复仇之计”［5］118，但“为经久计，必须制之中土”［8］172。如果“中国只用洋枪而不能自造洋枪，非受制于洋人，即受骗于洋行，非计之得者也。”“既用外洋枪炮，必须外洋子药，而内地所用皆购于外洋，为费甚巨;且恐有事之时，药弹无处购办，则枪炮转为弃物。”除宜自造枪炮外，并“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9］305他们更为一致的地方，则是在购买的同时，同步地开展兴建新型兵工厂。

为了建立兵工厂，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经费。据不完全统计，到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江南制造总局先后用银220余万两，已拥有各种工厂10余座，干船坞1座，还设有翻译馆、操炮学堂等。金陵机器局则投入银50多万两，拥有工厂10余座。福州船政局经过不断扩建，到70年代中，计有工厂16座，船台3座，船槽1座，并附设艺局等，建厂投入银135万余两。天津机器局先后建东、西两局，到80年代初，先后共计用银110余万两。其他各省，到1884年为止，先后建立军工局厂20所，其设厂及扩建经费共用银770万两。简单相加，这些投入近1 300万两白银(以上数据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四册及有关文集等所载资料统计)。

由于技术落后、人才匮乏，这些新型的兵工厂生产能力较低，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军事需要。“在十九世纪后一半时间发生的战争中，各地的几个兵工厂，无一例外地证明它既不足用又不堪用。在承平岁月中间，每发生一次危机，中国都不得不采取危险的权宜措施，依靠她的潜在敌人取得军械。”［6］111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在清末编练新军过程中，由于这些兵工厂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不得不大量聘请外国人，但他们的技术水平也非常有限，最终导致清政府的兵工厂的设备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远大于实际产量，其生产的军械也参差不齐。为此，清政府对兵工厂进行整顿。这次整顿从上海机器局开始。清政府认为由于沪厂积弊甚深，导致“枪炮历年所制均非精品，火药比较洋药尤属不逮”，所以，命令“其总局总办等”力图振作，核实稽查，裁汰冗滥。并且强调，“如总办不得力，即会同北洋大臣遴员接办”。上海机器局方面为求改善，还聘请了一名日本精制火药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陆军部档案全宗·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江督周馥奏整顿沪厂拟派员匠出洋学习制造片》)。但是，由于这些兵工厂积弊甚深，清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遭遇重重阻力，最终整顿的成效有限。因此，这导致国内军械产量不敷应用，清政府仍需从外国输入大量武器，尤其是从德国与日本。

在近代，尤其是内忧外患频仍的清王朝，通过购买外国军械以改善本国军械落后面貌，发展本国武装力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一点，不只对于清王朝适用，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适用。这样可以缩短时间，创建一支近代化军队，以赶超其他先进国家，为本国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军事保障。不过，清王朝的军械外购不仅未能给予足够的帮助，成为其军事自强的有益补充，反而令她深陷购买泥潭，不能自救。这一切对清王朝的军械自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其一，军械外购为清政府兵工厂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技术压力。清政府的兵工厂是在现代军械技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这是其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对此，清政府方面缺乏足够的困难意识，并且高估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认为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西方技术，制造出新式武器。经过长期实践，清政府发现与西方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对于其中原因，清政府片面强调客观设备不足，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力量不足是其发展的最大瓶颈，所以，虽然花费大量经费购买各种机器，但是清政府的兵工厂整体水平提高缓慢，其产品也不能与世界同步，未能满足清军日益增长的军械需求。这反过来促使清政府更加依赖于外国军械。

其二，军械外购规模的不断增长促使各国军械大量进入中国，与中国军械抢夺市场。由于技术和原材料等方面的优势，外国军械“物美价廉”，反观中国兵工厂所产军械，不仅制式落后，质量低劣，而且价格亦处于下风，这影响了中国军械的销路。中法战争期间，因防务紧张，广西需要大批军械，请求福建的兵工厂帮助制造，结果发现“闽枪较湘枪之价倍昂，比购洋枪益不合算”。鉴于此，广西方面无法接受，主张“缓办”［10］20。我们知道，战争期间各国军火禁运，军火商人大肆提高军械价格。即使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本国制造尚且高于外来军械，令前线军队难以接受。国家危难之时尚且如此，那么在和平期间，地方购买军械亦多会选择性价比较高的外洋军械。

其三，军械外购的不断增加为国内兵工厂的发展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由于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经济制度逐渐解体，原有赋税体系受到沉重打击，经济命脉也渐渐为列强所控制。此外，战争因素所带来的损失、赔款，令清政府的财政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清政府的兵工厂的经费很难得到保证，而不断扩大的军械外购，使其财政雪上加霜。甚至为了购买外国军械还经常挪借兵工厂的经费，这导致兵工厂的生产经费严重不足，无力购买新式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也严重影响了本国兵工厂的发展，阻碍了清军的军事自足。

其四，军械外购对时人的军械认知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购买之初，很多人为西方军械的威力所震撼，片面地以为西方军械都较中国军械为优，受这种思想影响，很多省份不分良莠，购置了大批外国淘汰的军械。而外国军械的日新月异则严重打击了本国军械生产者的信心。李鸿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但即使如此，他也对中国的军械缺乏信心，而是积极购求外国军械，并将之在第一时间装配到自己统帅的淮军，他成为清末时期购买外国军械的主要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外国新式军械的引进导致很多官员非常迷信外国军械，在战争来临之际唯外国武器为信。一旦战争失败，他们即将责任归咎于武器不如人，并掀起新一轮的购械高潮。

其五，军械外购导致了清政府一些兵工厂军械生产的地域化。冲破了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清政府建立了近代兵工厂，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时候的“近代”兵工厂还不能脱离仿制外国军械的局限，它生产何种军械直接受到所购军械的影响，并且这种军械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军械，其影响亦呈放射状向周边扩散，而这又将促使这种军械生产规模的扩大。当时最为重要的兵工厂之一的江南制造局主要生产枪炮，并调拨到各军使用，从设厂至1904年，共生产大炮742尊，各种后膛洋枪65 300支，但是它更多生产的还是火药及各种炮弹。这些弹药不受本厂所生产的枪炮规格的限制，其种类很多，“是支应各军最有效的一项生产”［11］81。江南制造局如此，其他各地亦如此，这种生产供应模式导致清军军械生产的无序性，加剧了军械制式的多样化，成为清末军械制式一体化的严重阻碍。

最后，军械外购对清政府军事工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建厂之初，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清政府方面不能生产技术性能较高的船炮，所以，对于建立船政局并不积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枪炮可以长久使用，而弹药属于消耗品，一旦有事，容易受制于人，所以，最初的兵工厂以生产弹药为根本。这就形成了兵工厂遍地开花的局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清政府的军工厂必然经历很多的曲折。事实也正是如此，直至张之洞建立汉阳枪炮厂，中国的兵工厂一直处于较低的生产水平。清政府的军械外购造成兵工厂在生产上求易避难，最终导致生产内容的主次颠倒，让清政府的兵工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外购军械的补充。

军械外购是清军军事近代化中重要的一环，它对清军抵抗外国侵略以及清政府军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清政府未能有效发挥其领导作用，导致军械外购只能停留在较低的器物层面，这大大延缓了清军的军事近代化。

［1］滕德永.清政府军械外购问题初探:1840—1911［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

［2］韩文琦.晚清军事变革研究［D］.南京:南京政治学院，2006.

［3］顾廷龙，叶亚廉.李鸿章全集［G］.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4］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5］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6］(美)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M］.陈泽宪，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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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阮芳纪，等.洋务运动史论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四)［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10］张振鵾.中法战争(第二册)［G］.北京:中华书局，1995.

［11］王尔敏.清兵工业的兴起［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Influence of Arms Import to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f Qing Army in Late Qing Dynasty

TENG De-yong
(Department of Court Antiques，The Palace Museum，Beijing100009，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imported a large quantity of arms， which helped to modernize the equipped level of f the Qing army，was propitious for the government to train the professional for its military industry.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arms becam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weaponry of Qing army，a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litary equipment and of military system.In the mean time，there were many limitations in the importation of arms forming inhibi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Qing army.

Qing government;arms import;late Qing Dynasty;military modernization

1672-2035(2014)05-0015-06

K25

A

2014-04-28

滕德永(1979-)，男，山东聊城人，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研究馆员，博士。

【责任编辑 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