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历史哲学的魅力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随感

□沈宝祥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早就买了这本书，翻阅一下发现，这本书必须静下心来读。在温哥华，终于能够读完这本书，虽有不少地方还读不大明白，但书中不少论述引起我的兴趣和思考，决定写下来。

一、本书的写作背景

托克维尔(1805—1859)，出身法国贵族，但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贵族头衔。他曾任众议员，参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任过外交部长，身历波拿巴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政治阅历丰富。他认为，自己如果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因而他很重视这本书的著述。作者自己讲，这本书是一项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节虽短，却花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

托克维尔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这时，距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已经67年了。作者认为，这正是能够更好地观察和判断这个伟大事物的时机。因为：“我们离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

作者提出研究重大历史事件的时机问题，对我们很有启发。

作者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讲到写作这本书时说：“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论从史出、史论统一的方法。其实，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我这样讲，是有历史依据的。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但又指出，那时，发现唯物史观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恩格斯列举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说明，人们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上已作了有效的努力。看来，托克维尔也是其中之一(托克维尔生于1805年，马克思生于1815年，他们是同时代人。《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

要在历史著作中体现这两条原则，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掌握丰富的确凿的资料，二是要有很高哲学修养。

这两个条件，作者都具备。他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公开资料，还可以看到各种档案材料，包括国王和总督的书信以及省三级会议、省议会的会议记录、省政府的档案等。这本著作表明，作者具有很高的思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他十分注意在欧洲历史的一般规律中抓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

旧制度，大革命，是这本著作的两个基本概念。

旧制度，托克维尔生活在路易·波拿巴帝国时期，他着重剖析了拿破仑第三的专制制度。这本书所讲的旧制度，是指法国的封建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以及作为旧制度体制的中央集权制和其他有关政治制度。

大革命，这是托克维尔在书中的主要用语，有时也用“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这个名称。托克维尔是阶级论者，他的书中出现了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有钱阶级等概念，分析了法国社会各阶级，但他没有使用“资产阶级大革命”这样的提法。

二、本书引人深思的两个问题

这是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而不是叙述法国大革命史的著作，作者要回答的是有关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法国的一些基本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说明“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作者不是一般地回答和阐明这些问题，而是从哲学的高度，用历史哲学的语言来阐述。

本书的高度和深度在历史哲学，本书的精辟和精彩也在历史哲学。

本人读后，对以下两个问题印象深刻，引起思考。

(一)为什么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法国大革命是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革命，发生这样的革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和整个欧洲一样，封建制度“它们全部同样的衰落和毫无生气”。

托克维尔进而指出，在法国，封建权利比在其他国家更使人民主要是农民憎恶。因为在法国，大部分农民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农民对地产的热爱今昔一致，都达到了顶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激情”。但是，领主和教会领主在经济上处处盘剥他们。“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们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这是大革命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很长时间。托克维尔把1789年以后的60年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统称之为法国革命。他发现，革命虽然有深刻的经济根源，但恰恰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对这个似乎反常的历史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

托克维尔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繁荣，称之为“公共繁荣”。所谓公共繁荣，是指在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托克维尔在书中提到的有：道路、运河、制造业、商业，特别是农业。其结果是：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但是，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需要大量投资，“每天都在增加支出，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增加，这就使国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任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中”。怎么办？“向四面八方举债”。大量的债务无法偿还，“债权人不一定能拿到国王定期利息，甚至他们的资本也永远取决国王的诚意”。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过多，财政赤字越过了红线，债台高筑，从而损害了众多债权人的利益。

另一个问题是，财政管理不善。书中没有具体讲财政管理不善的状况，但指出，“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托克维尔没有孤立地讲上述情况，而是联系当时法国的社会特点来讲这些问题。他说：“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托克维尔概括了当时的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他说：“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昌盛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托克维尔不是笼统的、表面的讲路易十六时期的繁荣，而是对这种繁荣作具体分析，深刻揭示其局限性和隐含的危机。

“公共繁荣”，这是托克维尔描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发展状况的用语。真是太贴切了！

托克维尔从规律性的高度作出的结论是：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地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这是本书中托克维尔将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相结合的一个范例。

为了更好地理解托克维尔的这一论断，就需要读一下本书第三编第一章：“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

“文人”以伏尔泰为代表。“这些作家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怎么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唯有他们在执掌权威。”

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提供给人民的思想主要是：“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沉重，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景象把每个哲学家的头脑同时推向，或不如说抛向人的社会地位天生平等这种思想。”托克维尔进而指出：“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这一章是本书最精彩的一章，至少也是最精彩的之一。

(二)为什么推翻了旧君主制后又出现中央集权制？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了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确切地说，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迹的一切。”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场大革命不仅完成了历史转变，而且彻底改造了法国社会。全书贯穿了对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揭露、批判和其命运的论说。

早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王国已开始衰竭”，政体的流弊导致国家的贫困。政府专制又无能，官员腐败，卖官之风盛行，特权泛滥，人民却处于无权地位。托克维尔说：“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置于管理监督之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用“密如蛛网”来形容法国的专制制度。托克维尔在这里作了具体描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革命形势在发展。

但是，从君主专制制度向共和国的转变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经历了共和、帝国，再共和、帝国的多次反复。托克维尔身历拿破仑的第二帝国专制统治。但在当时，人们却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法国革命的“杰出成就”。托克维尔明确指出，这是“旧制度的产物”。真是一针见血！

这个在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托克维尔说，这个政府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强大百倍。

托克维尔列举大量事实后，概括了这个中央集权制的特点：“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的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托克维尔对法国专制制度的概括描述，近乎下定义，启示人们怎样识别专制制度。

在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虽然比以往的更巩固，但毕竟社会条件不同了，于是，它就要搞一些民主的假象。对此，托克维尔也没有忽视。“居民一般有权通过普选选出他们的官员，但实际上常常是总督替这小小的选举团指定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从来都是以全票当选。”托克维尔用嘲讽的口吻揭露了专制政府的虚伪民主：“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托克维尔讲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但我们并不感到生疏。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

那么，为什么在革命之后，会重建中央集权制呢？

托克维尔的回答是：“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讶。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加坚固。”

这里有一个革命初衷与结果背离的问题。托克维尔在本书开头就说：“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结果怎样呢？托克维尔说：“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

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在大革命以后又重建中央集权制，当然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但是，托克维尔强调的是：当年革命勇士的“心灵”。在他们的心灵中，存在着中央集权制。这是很深刻的见解。

革命者也有局限性！

三、读后的一点感想

如果说，哲学给人以聪明，那么，历史给人以智慧。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特别是书中那些体现历史哲学的精辟论述和论断，确实有不少启发。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多次精辟阐述领导干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二卷第533页)这里，毛泽东是把历史知识作为党的领导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来看待的。回顾我们党的历史，确是这样。我们党的老一辈领导人，都具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这是他们的重要优势。

在今天，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历史知识。

(责任编辑：贺文赞)

2014-07-26

沈宝祥(1932—)，男，江苏武进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理论动态》原主编，《学习时报》原高级顾问，曾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和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