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

摘 要：从公元前213年秦朝的焚书坑儒到公元前134年汉代的独尊儒术，儒学在短短不足百年间便重现辉煌，并更进一步奠定了其国家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儒学在汉代的新发展和汉武帝的统治特点三方面来探讨儒学在汉代能够获得独尊地位的原因。

关键词：儒学；汉代；中央集权；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E 收稿日期：2015-11-05

儒学在经历了秦朝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于汉代确立了其官方哲学的至尊地位，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导致上层建筑的执政理论需要发生相应改变。时代的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儒学在汉代儒生们的改造下适应了上述要求，再加上统治者个人的喜好选择，最终奠定了汉代儒学的独尊地位。

1.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

西汉建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崩溃萧条，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对此，汉初的统治者在吸取秦暴政而亡的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来缓和社会矛盾。事实证明，汉初的“黄老之学”在革除秦暴政之弊、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消极作用也日益显现：其一，在对外关系上，由于汉初朝廷并无反击匈奴的雄厚国力，便采取了“和亲”之策以苟安延年。只是人们没有想到，苟且、让步并没有换来和平安宁的局面，反而激发了匈奴民族的掠夺本性，咄咄逼人大有侵略中原之势。其二，在对内问题上，在处理中央皇权与地方藩王的关系中，“无为而治”的姑息妥协也没能使刘氏宗族团结一致形成稳固的政权，反而招来“七国之乱”，差点威胁到中央政权。

可以说，随着政治经济的逐步复苏，西汉政府在外压匈奴、内稳诸侯方面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从汉高祖到汉景帝时，逐步明确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基本思路，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新的能够克服“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内在缺陷的理论作支撑，这就给各种治国政策、学术理论界人士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而儒学则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历史发展机遇。

2.儒学在汉代的新发展

儒学在先秦“百家争鸣”中便已是名高势大，与墨学并称为显学。虽然秦朝的“焚书坑儒”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儒学的发展，但秦末大乱后，儒学又重新发展起来。汉初虽崇尚“黄老之学”，标榜以道家治天下，但并不禁止其他学派的活动，这也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宽适的社会环境。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令》，同时大收儒家典籍，儒学的研究和传授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由于汉文帝、汉景帝时社会财富显著增长，儒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久便出现“儒老相绌”的局面。作为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学术流派，儒学自然也进入了统治者们的眼界范围。此时，对儒学颇有造诣的儒生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认为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人君受命于天，君权乃天所授，奉天承运，进行统治，君乃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显然，董仲舒的新儒学中君主神圣化的权威和封建大一统的主张都极大契合了彼时封建统治者心意。

3.汉武帝的多欲政治

从汉武帝开始，汉代政治逐渐转向“多欲政治”。每一种政治意图被拿到台面上讲说的时候都是需要极强的理论支撑的，汉武帝之所以面对百家时而对儒学情有独钟，关键是儒学适应了他“多欲政治”的需要。儒学积极入世，它所倡导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随”的“三纲五常”，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极为契合。儒学为中央集权和封建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是它超越百家学说而备受统治者青睐的根本原因。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儒学在汉代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和官方哲学的至高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理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契合了封建统治者们的政治诉求。具体来说则是西汉经济的繁荣发展，促使政治社会的转轨变型势在必行；匈奴进犯、诸侯叛乱，促使统治者们明确了中央集权的基本思路；国力日益强盛，统治者急欲施展其雄才大略，需要有与其政治抱负相符的新的思想理念宣扬教化；儒学的活跃发展、儒生对儒学的积极改编融合，也使得儒学的学术主张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契合了封建统治者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需要。以上种种综合起来，赋予了儒学超越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它因此逐渐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了地位上的独尊。

参考文献：

[l]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