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扬

丹尼尔·贝尔年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5岁，同后者一样，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家，他的三部影响了一代学术风气的名著《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都有了中文译本。但是比较詹姆逊，丹尼尔·贝尔的中国之旅远没有后者享受到的那种大众狂欢式的超级礼遇，相对显得寂寥沉静。这也许同理论本身的品格不无关系。同样作为后现代批判大家，丹尼尔·贝尔不似詹姆逊那样矢志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同马克思的关系比较复杂，虽然未必是分道扬镳，可也远谈不上同心同德。考察贝尔后工业社会围绕意识形态对马克思的解读，对于我们建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是不无裨益的。

丹尼尔·贝尔父母都是犹太人，8岁丧父，全靠母亲在工厂里辛勤劳作，支撑一家开支，有一阵子他甚至不得不被白天上班的母亲寄托在孤儿院里。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社会关系来看，生活于美国这一生存艰难的东欧犹太移民群体，丹尼尔·贝尔按说对于社会主义应当具有天生的亲和性。他1935至1939年就读纽约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之后20年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关注劳工运动，先后担任《新领袖》和《财富》杂志的编辑。1960年，他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那本大名鼎鼎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本书甫一出版，就争议纷至。其立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不复能够吸引美国知识界的如火热情，因为它同美国的社会现实日渐脱节。马克思主义力求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状，可是在贝尔看来，这一不平等状态依靠美国现存制度中政治和管理结构的调节，即是可以得到调剂解决的。

一、意识形态何以终结？

《意识形态的终结》曾在1995年被《泰晤士报》评为二战后最有影响的100本书之一。它有一个副标题：《论50年代政治观念的衰微》。这个书名应当是耸人听闻的，而且此书面世是在意识形态的冲突盘根错节、愈演愈烈的1960年，“终结”一语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贝尔承认这本书之所以非常有名，同书名起得奇崛不无关系。他发现意识形态的终结，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里就初见端倪。彼时一代人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弄不清楚“敌人”究竟在什么地方；而无法确定敌人，也就无法确定目标，寄托激情。就这个时代的作家来看，不论是达达主义者、门肯主义者还是虚无主义者，蔑视的对象都是资产阶级道德。这同30年代的反“资本主义”，再后来的反“法西斯主义”等比较起来，显得无足轻重。所以悖论在于，这一代离经叛道的年轻人有心要过一种“英雄”生活，可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变成了堂吉诃德，陷入绝境。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用贝尔自己的话说，这个时代亦是见证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意识形态家——共产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宗教家——想要过走极端的生活，他们批评普通人不能庄严伟大地生活。只有真正有可能下一刻能在事实上变成一个“转变时刻”，能够实现拯救、革命或者真正的激情，人们才能作如是尝试。但是这类千年难得的时刻其实只是幻想。剩下的只是毫无英雄气概，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02.

从更大的背景看，20世纪50年代后期，也正是欧洲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心有余悸的特殊年代。无论是萨特、梅洛—庞蒂、布莱希特和卢卡奇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中坚人物，还是加缪、雷蒙·阿隆这样的反极权主义作家和哲学家，似乎都对意识形态的话题有一份特殊敏感。加缪早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就使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它可以呼应几近半个世纪之后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言“历史的终结”。两人无疑都认为一个崭新的全球普世化时代正在到来。但是在于贝尔则不然。

就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语作词源考，这个词公认是拜18至19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特拉西伯爵(Antoine Destutt de Tracy)所赐。 1817和1818年间，他出版了《意识形态初步》(Eléments d'idéologie)5卷，是为先前相关专论的一个总结。特拉西秉承了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与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心理学，有意造出“意识形态”一词，期望能对人性有更进一步的确切说明。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不过是指“观念的科学”(Science of idea)，但实际上，特拉西恰恰是希望能更多从生理学而不仅仅是心理学的角度，来重新审度人性。立足于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特拉西将精神生活分为4个层面：知觉、记忆、判断和意愿。其中知觉是此时此刻神经末端引发的感觉，记忆是以往经验刺激神经的结果，判断是不同感觉之间的知觉，意愿是欲望的体验，所以也是一种感觉。这样一种感觉唯物主义认知哲学，在今天看来或许是落落寡欢了，但是它确实也就是特拉西当年树起“意识形态”旗帜的一个基本视域。对此，丹尼尔·贝尔的看法是，特拉西和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相似，处心积虑想找到一条不是通过信仰和权力，不是通过教会和国家，来发现“真理”的道路，同时消除一切偶然、成见、个人嗜好的干扰。总之，当务之急是“提纯”观念，取得“客观”真理与“正确”思想。而特拉西，正是通过将观念还原为感觉经验，反对宗教偏见，使观念成为一门科学，由此开启了意识形态的历史。

贝尔也注意到拿破仑就对特拉西们的“意识形态”不屑一顾，斥之为无耻的投机之论。但是他认为拿破仑是情有可原的：作为共和主义者，拿破仑一向对哲学家有同情心；而作为皇帝，他认识到了宗教正统对于维护国家统治至关重要。

意识形态的真正历史始于马克思。贝尔指出，是马克思赋予了意识形态这个词以截然不同的新意义，诚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认为的，意识形态被认为同唯心主义哲学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它意味着观念是自主的，观念直达真理和意识。而对于坚持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根本立场的马克思来说，作上述认知的意识形态，只能是虚假的东西、虚假的意识。贝尔进而指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还有进一步论述，那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是虚假的观念，而且掩盖了特殊的利益。这是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来是反映了特定阶级的利益需要，可是偏偏把它打扮成普世性的绝对真理。这势必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是人忽视观念的内容，反过来深究其背后的利益功能结构；其二是检验某一种观念是不是真理，取决于它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换言之，不存在客观的哲学，只有“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哲学”。但贝尔强调，这样一种相对主义，压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坚信社会发展自有其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客观规律，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是真理，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历史的进步。

那么，意识形态何以终结？在该书题为《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的结语中，贝尔的回答是：发端于19世纪人本主义的那类所谓客观性、普遍性的意识形态，随着20世纪50年代政治观念的衰微已是明日黄花，反之新的地区性的意识形态正在兴起。贝尔指出，意识形态有一种激情，它将现实社会的情感引向政治。但是正像同样充满激情的宗教在19世纪日益衰弱，世俗的政治热情也今非昔比。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左派也好，右派也好，政治不过是走向权力的捷径，并不具有让人心潮澎湃的信仰和情感力量。如莫斯科审判、苏德条约、集中营、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灾难构成一个系列，资本主义的改良、福利国家的产生又是一个系列。哲学上，理性主义也几成众矢之的。总而言之，贝尔认为，对于激进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失落了它们的“真理”和说服力。故一方面清醒的人很少再以为一旦制定一个新的蓝图，就能实现社会和谐的乌托邦；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者也很少再坚持国家不应干涉经济，同时严肃的保守主义者很少再会相信福利国家是走向农奴制度。贝尔的结论是：

所以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间今日以就政治问题大致达成了一个共识：接受福利国家，期望权力的分散，以及混合经济体系和政治多元主义。就此而言，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是终结不返了。*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03.

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也不应当是乌托邦的终结。对此，丹尼尔·贝尔的看法是：意识形态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乌托邦则未必。我们尽可以重开乌托邦的讨论，但前提必须是认识到意识形态是一个陷阱。这是说，它将个别问题同个别价值对应起来，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如是意识形态仿佛是自动售货机，塞进硬币，就能给出现成公式。假如为狂热分子所用，观念即变身武器，结果是灾难性的。在这里，贝尔再一次显示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对“新左派”表示了怀疑。他说，他这本书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作结，但并不等于鼓励对意识形态不闻不问。特别是对过去少有记忆的“新左派”崛起，只见它来势汹汹，可是对未来却鲜有规划。所以，它要去往哪里？它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计划是什么意思？以及社会主义如何抵挡官僚化？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是需要逐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可以作出回答的。

二、历史没有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终结》2000年出第5版时，贝尔又新写了一个题名为《新世纪里续写历史》的序言。彼时苏联瓦解、东欧易帜已过去近10年，冷战的时代亦已成为记忆。诚如福山所言，历史都已经终结，何况区区的意识形态。所以在这个新的语境中来重读这本大著，我们可以有什么收获？这也是作者贝尔有意在这篇新的序言中向读者传达的信息。

如上所述，对于什么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按照贝尔的说法，他所说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世界观，或者实际利益的遮羞布，而是一个在历史中得到定位的信仰体系，它以激情来融合不同的观念，以求将观念转化为社会杠杆，在转化观念的同时，也转化人。这篇题名为《新世纪里续写历史》的新序言，开篇就作如是说。作者介绍是书的由来说，《意识形态的终结》初版是在1960年，内容是讨论由马克思提出，经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发扬光大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变迁兴衰。但意识形态一旦成为压倒性力量，它就紧闭双眼看世界，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事先给可能提出的一切问题预备好了答案。为此贝尔坚决反对前苏联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分崩瓦解。但只要统治意识形态谋求改变历史也改变人，那么千百万人民就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所以说到底这是上帝的错误。贝尔重申，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个命题的涵义。

有鉴于斯，贝尔交代了他本人的历史观。他指出，“历史的终结”是黑格尔提出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教条。历史哲学可以呼应历史神学。基督教教义中，人因为堕落同上帝分离，诚如奥古斯丁所言，时间将终结于基督的再次降临，彼时人将与上帝重新合二为一，历史遂告终结。这也是人在世俗世界的时间的终结。而在黑格尔看来，太初有宇宙意识，自我意识既出，便与之分道扬镳。人由此被分为主体和客体，一如“我”的主格I和宾格Me，这也是表象与实在的区分。随着时间流逝，这一历史分裂过程，内在意识的层面上，通过理性的精心策划在一路发展；外在层面上，则通过一些世界性的历史人物，诸如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得到了实现。所以对黑格尔而言，历史的终结变成了超验的王国。

那么马克思呢？贝尔认为，马克思是接过黑格尔的剧本，给了它一个社会定位。即是说，人类最初的原始统一状态，虽然渐而分裂为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城镇生活与乡村生活，以及最重要的：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但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层面上的历史终结，同样也是以上分裂的终结。而在意识层面上，贝尔指出：

诚如恩格斯所言，将出现“意识形态的终结”，因为意识形态，这些“虚假意识”的欺骗性形象，将同物质世界，即现实的结构资源融合起来。在两种学说中，表象与现实的融合，都意味着人不再受制于形形色色的幽灵、精神、迷信——亦即宗教，相反，用雪莱《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话说，人将变得“平等、无阶级、无部落、无国家，/摆脱恐惧……统治自己的/国王……”*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vi.

很显然，在贝尔看来，历史终结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宏伟构想也好，还是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好，都意味着人类精神和物质层面上的彻底解放。就像雪莱著名诗剧《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预言的那个何其美好的浪漫主义乌托邦。可是，它也仅仅是乌托邦而已。

贝尔进一步分析了美国日裔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贝尔发现福山使用“历史的终结”这个概念，同黑格尔迥异其趣。对于福山，冷战的终结是民主和市场的胜利，也是一个独步天下的普世信条的胜利。但贝尔并不看好这样普世的民主胜利。他指出，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也有普世信经，伊斯兰教曾试图用剑来征服天下，天主教曾试图通过世俗君主的武力，来扫平群雄。但是今天两者都未能成为普世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因为它就像共产主义，理论同经济、政治和宗教混淆一体，自成一个信仰体系。而假若认定民主将命令世界人民效忠于它，那么不啻于认定，“观念”将驱动历史。这又是落入了一厢情愿的历史观念，即认定历史有一个目的，一个方向，而掩盖了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的极度复杂性。要之，在“意识形态终结”之后，我们的这个后冷战时代，当作如何认知呢？

贝尔的回答是:历史不是物，而是一系列恒新恒异的关系。我们过去生活在历史之中，今天也生活在历史之中。故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认知这些常新常异变化关系的意义模态？我们习惯说古代史、中世纪史、现代史。亚当·斯密及其苏格兰启蒙学派基于物质模态的变迁，提出了四阶段的发展理论：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马克思则以生产方式为社会进化的支点，由此分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但贝尔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历史描述都不满意，认为它们都是试图用统一的构架来框定历史，所以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因为按照他的看法，事实上每一个时期的社会，都是由三个不同的领域组成，它们分别是技术—经济领域、政治或者说政体领域以及文化领域。

以三个块面来解释社会发展，是丹尼尔·贝尔的一贯思想。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中，贝尔再一次把社会分为三个领域：一是社会结构，即技术—经济领域；二是政治；三是文化。前工业社会土地主和军人执掌政权，直接使用暴力来行使权利。工业社会则商人后来居上，通过政治家来间接行使权利。然而在后工业社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走向前台，力图达成技术和政治的平衡。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的变化，服务替代商品生产，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医疗、教育、调研和政府服务，是为后工业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与之相应，专业性和技术性工作在职业中占据主导优势，科学家与工程师比例愈增，理论性知识取代经验性与典籍知识，成为发明创造和政策制定的基础源泉。其次政治领域，贝尔强调那不是指某一种体系，而是一个社会秩序，一系列规章制度。诚如马克斯·韦伯的名言，国家是合法、垄断使用武力的唯一单位。贝尔指出，他认为政治应该维护公众与个人的区分，不像共产主义那样把一切行为都看成是政治化的，也不像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一切放任自流。但这并不等于流行意义上的平等主义，因为事实上这种情形不是平等，而是数字配额的体现。所以他要坚持需求(need)和欲求(want)的古典区分：在于需求，所有社会个体都具有维持生存之必需；在于欲求，那是相应于各人各各不同口味和特质的不同欲望。一个社会的首要责任是满足基本需求，否则各人无法成为这个社会的完全“公民”。但是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最终在于体现平等，由此使我们可以作为市民全面参与社会。简言之，政治的核心就在于表达和参与。

最后文化，贝尔所说的文化一般指艺术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文化这个概念的使用，比人类学家将文化视为一切人工制品和一个社群的生活方式的定义，要狭窄得多；但是又比马修·阿诺德这类把文化看作个人完美成就的贵族传统精英主义定义，要来得宽泛一些。具体说，文化可视为意义的领域，是以想象的形式，通过艺术和仪式，特别是我们必然会面对的来自生存困境的悲剧与死亡，来理解世界的努力。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给该书使用的“文化”一语首先作了一下狭义的说明：

我的文化概念——在此我追随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意见——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而且，在此书讨论范围内，是表现象征主义这个更为狭窄的概念：即在绘画、诗歌、小说，或连祷文、礼拜、仪式的宗教形式内，以一些想象形式，试图揭示或表达人类存在意义的努力。*[美]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很显然，这是一个相当限制的瞩目于艺术和想象性创造的狭义文化定义。但这并不排除广义的文化理解。对此，贝尔紧接着又陈述道，文化的形态并不多，它们来自所有的人在所有时期，在意识的本质中都会面对的生存状态。如怎样面对死亡，怎样理解悲剧的本质、忠诚和责任的意义、灵魂的救赎以及爱、牺牲和包容等等，不一而足。就此而言，贝尔的结论是：历史上文化从来就是与宗教纠结难分的。

回到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故而问题是：我们如何将经济、政治和文化融入历史这个统一结构之中，使之相互协调？贝尔认为，从文明初创起，制度结构一直是历史的框架。从技术上言，存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其间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一些强势制度。但是从政治上看，最为持久的制度是凭借武力维持辽阔幅员的帝国。而20世纪最为重大的一个事实，便是帝国的崩溃。这也导致文化的变迁。如19世纪多用种族(race)一词来表示拥有一个共同祖先的民族。但是20世纪这个词因为纳粹而染上种族主义嫌疑，被等同于肤色，由此大家改用nation和people这两个词来表示民族。但是nation是国家，people是人民，这两个词其实多有不同。那么，如何来看“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贝尔指出，当今世界中，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多元国家，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文化多元倾向愈益明显。而考虑到“续写历史”意味着国家的解体和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的再生，那么当今国际社会通行用来表达“民族”的ethnie这个词，就更值得重视。它的所指是分享着共同情感纽带和语言，其传说、诗歌和歌曲述说着共同命运，属于某一种共同生活的共同体。

那么，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社会是否出现了新的气象？贝尔从他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元论出发，认为即便不谈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强国，以及南部非洲的种族冲突和经济转型的困难，仍然可以达成一种建设性看法。那就是：今日世界将是重新配置生产与技术的全球经济社会，分成带有统一预算和福利规章的不同区域政治集团，以及民族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文化自治。就后者而言，贝尔举的一个例子是《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该宪章1992年在欧盟委员会支持下通过，旨在保护欧洲各国官方语言之外的历史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如亚美尼亚被保护的语言有亚述语、希腊语、俄语和库尔德语。奥地利则达6种：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和罗马尼亚语。在2000年撰写的新序言中，贝尔指出，这个宪章已经被40个国家采纳，虽然它被法国以威胁母语正常使用为由否决，但这类矛盾并不是文明冲突。文明冲突是外显的历史，在外显的历史背后还有内藏的历史，那就是国家内部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权利冲突。《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被采纳情况显示的文化矛盾，便是属于此种若隐若现的内藏历史。概言之，“意识形态”的终结走完了自己的历程，现在该来续写业已起步的新的历史了。

三、同马克思的分歧

1999年《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出第3版，作者也加了一个长篇序言。其中谈及他和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贝尔谈到他曾为前苏联正统意识形态所不容，被视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其实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有鉴于马克思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早已经深深渗透到当今社会科学之中，任何一种理论洞见，概莫能外；有鉴于对于从1750年到1970年这一段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马克思的分析始终是最为透彻的洞见之一，他或者可以称自己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很显然，在贝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合1970年以来的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分析。那么，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贝尔认为这个话头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说起。他援引了其中经常被人转述的这一大段话：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见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 xxviii-xxix.

我们可以注意到，贝尔这里看中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构成，马克思紧接着被人更广泛引用的关于“世界文学”形成的一句话，反而被他省略过去。贝尔承认，马克思的上述宣言，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伟大预言，是一个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我们眼见它不断展开，而且势将延伸到下一个世纪的伟大场景。

但是贝尔也对马克思提出了疑问。他的疑问是：马克思认为变革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结构也就是阶级结构。故而在上面这幅宏伟图景中，马克思是在预言，资本主义如此势不可挡地发展下去，到头来只会剩下互相对峙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诚如马克思本人所言：“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9页。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创造了新的历史，也创造了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收容除资产阶级之外的一切中间阶级。

在丹尼尔·贝尔看来，马克思的上述判断没有能够与时俱进，理由是今日发达社会中，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都在日渐萎缩。而在后工业经济中，专业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数量，几乎能占劳动力的60%。贝尔认为，马克思作为第一批系统描述资本主义过程的先驱，是以技术替代劳动，把它看作变革的重要机制，由此来理解资本主义过程的自足性质。但是马克思在社会学方面有所失误，即历史诚然可以被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今天人们更倾向于将之视为国家冲突的历史。这是说，它表现为一个由市场和利润驱动的世界中，地理经济和地理政治之间的抗衡，国家在这里经常是只能被动防御全球经济力量的冲击。故而在贝尔看来，马克思只说对了一半，即对于社会关系和技术这一对推动社会变革的双生兄弟，是偏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比如，假如依凭生产方式来解释世界，阐述人类怎样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忽略了两者的交互关系。而解决之道，据贝尔言，莫过于社会关系和技术关系双管齐下。要之，围绕社会关系，我们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围绕技术关系，则有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丹尼尔读马克思，总体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历史观上的黑格尔主义者，文化观上的经济决定论。这无疑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巨大的实践性和与时俱进的革命潜能。就意识形态终结来看，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西方学界曾经一时流行，不光是丹尼尔·贝尔，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人也都有过相关著述。问题是，当大一统的意识形态风光不再，形形色色反传统、反理性的新潮理论崛起之时，又有多大理由判定它们不是意识形态，或者干脆一股脑儿发落到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的第二种含义，即掩耳盗铃、歪曲现实的“虚假意识”之中？在贝尔看来，社会主义愿景在全能全在的国家权力面前已经没有意义，判断左派右派孰是孰非的意识形态问题，给化解为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以及具体的经济规划问题。哪个政党掌权，对于“终结意识形态”也好，续写历史也好，也是无关痛痒，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的。或者问题在于，贝尔这里究竟是展现了一种历史终结论的戏拟式演绎，抑或鬼使神差演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可救药的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