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子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状况下，为团结全民族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制定的政治路线和基本策略。它是一个包括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顽固力量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探索全民族抗日新形势下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法，山东抗日根据地依据国民党驻山东军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一

山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强调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3支主力部队全部入鲁。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抗日武装迅速发展的同时，山东各地派系林立，武装力量乘机并起。1938年2月，沈鸿烈接替韩复榘出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成为游杂势力的首领，影响和控制着大小武装15万人。以沈鸿烈为首的山东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共产党、八路军制造摩擦。1939年春，国民党决定以第51军为基础建立鲁苏战区，并任命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沈鸿烈、韩德勤为副总司令，辖第51、第57、第89军及山东、苏北各地方游击队和保安团队。同年4月，于学忠率部约2万人由皖入鲁，进驻鲁中、鲁南地区。至此，山东国民党军队大体上形成属于沈鸿烈的省政府和于学忠的鲁苏战区两个派系。1941年秋，沈鸿烈调离山东，由东北军系统的第51军军长牟中珩继任省政府主席后，于学忠实际掌握了这两个派系。两个派系的国民党军人数最多时达20余万，随着大批顽军投靠日军，到1942年底，山东国民党军仅剩9万人。①参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127页，济南，黄河出版社，2005。

二

抗战期间，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曲折复杂。1939年4月，中共中央曾提出严肃批评：“山东方面过去在统战工作中退让过多。”八路军第115师入鲁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客观分析和利用山东国民党军队的派系矛盾，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党和八路军领导下的山东根据地抗战蓬勃发展。

（一）对韩复榘的统战联络工作。1930年9月，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所率第三路军有10万之众，是山东的实力派人物。1936年后，随着时局的变化，韩复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容共抗日倾向，尽管他的主观意图是保存实力和地盘，但在客观上为中共对其进行统战联络工作提供了可能性。1937年5～8月间，中共中央相继派彭雪枫、张经武、张友渔等到济南开展对韩复榘部的统战联络工作。在山东省委的配合下，张经武、张友渔通过韩复榘信任的主张联共抗日的进步分子余心清、刘熙众、王致远等人的牵线搭桥，同韩复榘接触，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晓以民族大义和提出建立抗战动员机构、改造军队、动员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等建议。韩复榘采纳了张经武的建议，亲自遴选人员组织第三路军政训处，任命余心清、王致远为正副处长，共产党员赵伊坪、路庭训等在政训处工作。为训练派往山东各部队做政治、军事、民运工作的干部，8月下旬，韩复榘开办了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政训班），韩复榘任主任，余心清任副主任，共产党员黄松龄任教育长，政治教员为共产党人张友渔、许德瑗等。政训班共举办了三期，先后有1500余人参加培训，其中大部分成为共产党在山东各地发动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张友渔指出：“政训班办的时间虽不长，但收获不少。它宣传了我党的路线方针，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了革命人才，在推动韩复榘和地方政府联共抗日，以及发展我党在山东的力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①张友渔：《抗战初期我在山东的活动》，载《人物》，1982年第2期。1937年11月，韩以“停止羁押”之名，从拘留所释放了赵健民、姚仲明、理琪等一批共产党人和在押政治犯。

（二）对范筑先的统战联络工作。范筑先曾任西北军冯玉祥部少将参赞、韩复榘部少将参议和山东沂水、临沂县长，1936年11月到聊城就任国民党山东省第6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富有爱国思想，抗战爆发后，他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表赞同。为积极争取范筑先抗日，中共中央曾派华北联络局书记彭雪枫通过他的秘书，开展对范筑先的统战工作，为范筑先在鲁西北的抗战奠定了基础。1937年8月，根据范筑先的要求，中共山东省委派专人到聊城工作，还选调200多名政训服务员到聊城协助抗日。范筑先为坚持抗日，先后两次拒绝执行韩复榘让其撤到黄河以南的命令。在韩复榘不战而逃、放弃山东的情况下，他率先通电全国，痛斥韩的罪行，坚定地表示守土有责，决不南下，誓率所部抗战到底。范筑先坚持敌后抗战的举动得到了中共和八路军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支持。朱德曾致书范筑先对他坚持抗日表示钦佩和慰勉，并派红军干部、抗大学员等20多人到鲁西北帮助抗日。毛泽东亲自给范筑先写信，充分肯定他与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日所做的贡献。在中共和八路军的帮助下，鲁西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和党政建设发展很快，抗日武装最多时达5万人，中共党员增加到1万余人，政令所及达27个县，其中8个县长由中共党员担任。

（三）对于学忠的统战联络工作。于学忠是继韩复榘之后山东国民党军的实力派，也曾是东北军张学良部的著名战将。西安事变前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其第51、第57军从军到师都建立了中共地下工委、特委，进行党的工作。抗战开始后，于学忠采取了“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的政治态度。他是第115师一贯争取和团结的主要对象。1939年4月，于学忠率部入鲁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即确定了“彻底打击与分化秦启荣部，进一步争取及稳固东北军，孤立沈鸿烈”的统战方针。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山东工作方针致电山东分局：“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是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7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据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1纵队、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对于学忠及其所属各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争取和团结工作。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联络部长姚仲明先后走访了于学忠及其所辖部队，于学忠也到山东纵队回访，双方就团结抗日达成共识。当于学忠及其所属各部和国民党大后方的交通被日军封锁而发生经济困难时，山东八路军积极掩护他们的交通部队通过日军封锁区，并允许其直接通过根据地；在他们遭受蒋介石、沈鸿烈排挤时，除表达同情外，还从各方面支持他们抵抗顽固派。1939年6月，日军集中2万人对鲁南根据地进行“扫荡”。山东纵队在反“扫荡”中，派姚仲明向于学忠部通报敌情和作战决心，于学忠慨然应允配合我对日作战，使山东纵队反“扫荡”斗争取得胜利。1943年，蒋介石令李仙洲部入鲁，接替于学忠部。山东军区同于学忠达成约定：于部通过鲁中军区防区完成西撤，山东军区及时派部接防，这一切完成在李部接防前。

（四）对常恩多的统战联络工作。1935年冬，常恩多任东北军第57军第111师师长，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对常恩多进行团结争取工作。1939年初，第111师奉命移驻鲁南地区，驻防莒县。正当第111师沿团结抗日方向发展时，第57军发生一起严重投敌事件。第57军军长缪徵流、副军长朴炳珊等秘密策划并与日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协定。常恩多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定把这伙汉奸坚决除掉。1940年9月22日晚，执行锄奸任务的部队包围了第57军军部驻地，并迅速逮捕了朴炳珊等人，但缪徵流逃脱。1942年8月3日，为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政策，常恩多在生命垂危之际，在鲁苏战区总部政务处处长郭维诚的协助下，率部2700余人脱离国民党军，开赴滨海抗日根据地，接受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对常恩多的义举给予很高的评价，并电示山东分局改造建设好这支部队。不久，经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批准，起义的第111师改称新111师，下辖第331旅和第333旅。

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有时还非常激烈。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来都没有放弃限制、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企图，对山东抗日根据地也不例外。国民党军在山东的势力庞大而错综复杂，为加强对山东地区的有效控制，限制和打压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多次对山东的国民党部队进行调整和部署，屡次挑起反共摩擦，使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困难重重。对于国民党顽军的挑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有力的军事打击有效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抗日斗争。

（一）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摩擦。1939年秋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抗日根据地。山东国民党顽固派以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3纵队司令秦启荣为最。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山东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始终把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首位。

首先，区别于学忠和沈鸿烈。于学忠部虽然也与八路军有摩擦，但次数较少，对八路军的态度较之沈鸿烈要好得多，于学忠遂成为八路军争取和团结的主要对象。而沈鸿烈却是典型的顽固派，他原系东北军海军上将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率舰队驻防青岛，兼任青岛特别市市长，1938年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之后，从鲁西南到鲁西北，再到鲁北、鲁中，到处组织反共，甚至提出了“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对此，第115师采取坚决的孤立和打击策略。

其次，区别秦启荣和其他国民党将领。王洪九系国民党鲁南区游击独立第27支队司令，所部驻地靠日本人的据点很近，容易与日军勾结，不好武装解决，只能采取警惕和规避的方针。张里元属山东国民党中间派，虽然不同八路军合作，但不妨碍八路军过其防区与日军作战，对这样的人，八路军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但秦启荣却是非反击不可，他在沈鸿烈的指使下，不断同八路军搞摩擦，相继制造了“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等，肆意残害八路军抗日将士。对此，1939年8月下旬，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拿下了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格河、朱崖等地，将秦启荣部全部击溃，逃至张（店）博（山）路以西。

除了这次反顽战役之外，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还在各地区开展了反顽斗争，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使得八路军能够更有力地对付日军的“扫荡”和进攻。

（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底至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山东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亦日益嚣张，他们一面竭力保持其与皖北的交通联系，以取得第5战区汤恩伯部的直接支援，一面在加紧对八路军进行封锁包围的基础上，采取分区联合、互相策应、步步紧逼的方法，向山东全区八路军发动“三月攻势”。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出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的指示，要求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军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①《八路军…综述…大事记》，33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山东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斗争方针，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充分准备，以应付恶化的局势。第115师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认真执行积极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顽固分子，集中力量打击亲日投降派，加强准备，提高警惕，以粉碎日顽联合夹击及封锁包围的阴谋，坚持与改善抗日阵地。②参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127页。

为有效反击山东国民党顽军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相继进行了湖西区反顽作战及平息“无极道”暴乱，鲁南区反顽作战，冀鲁边区反顽作战，巨野以南等地反顽作战，滨海区反顽作战和鲁西南地区反顽作战等。在反顽作战中，第115师等部采取打首儆众的策略，对顽固派与中间派区别对待，以分化顽军集团的联合行动；在顽固派配合日军行动时，则尽量首先打击日军，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坚持从抗战大局出发，实行军事上的适可而止，为政治瓦解创造条件；实行优俘政策，对被俘的顽军军官，经教育后释放，通过他们宣传八路军团结抗战的政策。这些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斗争，有效稳定了山东敌后抗战的局面。

（三）驱逐李仙洲部出鲁。1943年上半年，日军加紧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蒋介石趁机下令李仙洲部入鲁，取代与中共关系友好的于学忠部，加强山东的反共力量。对李仙洲部进入山东，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领导决定施行听其言观其行的谨慎对策。

3月初，李仙洲率主力北越陇海铁路进入鲁西，遭到日军阻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奉命侧击日军，配合李部行动，并为其运送和医治伤员。但李部进入鲁南后，不仅不念友军之助，反而倒行逆施，打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的旗号，以当地反共投降派申宪武、刘桂堂部为先导，袭击抗日根据地。3月26日，罗荣桓指示鲁南军区，要求在军事上采取自卫原则，坚决击退为虎作伥的刘桂堂和申宪武部的进攻。

在于学忠西撤期间，李仙洲部第142师加紧抢占战略要地，至7月底，该部已占领鲁南滕县以东、白彦以南的大片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7月15日关于山东统战工作作出指示：“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暂时未向我进攻者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摩擦仗均需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断其借口及诬蔑。”③《罗荣桓传》，29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为此，鲁南军区领导决定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打击进犯之顽军。与此同时，李仙洲在湖西和鲁西南地区的主力，也遭到冀鲁豫军区部队的有力反击，被歼8000余人。李部反共失利，又遭日伪军“扫荡”，实力大损，兵力由入鲁时的2万余人减至约8000人，被迫撤回皖北。至此，蒋介石派李仙洲入鲁反共的阴谋完全破产，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由1942年底的9万人下降到6万人，山东军区对顽军的斗争取得了初步优势。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反复强调：争取200万友军继续抗战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在这一总的方针指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对国民党各派系将领的统战联络工作，为团结国民党军抗战到底，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