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金荣 詹家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谋求制订核战争计划。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通过多年的探索，经过严格的程序，正式出台了第一个核战争计划——《统一联合作战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 SIOP）。该计划开启了美国核力量运用政策制订的先河，在美国核战略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作为冷战思维的产物，该计划具有一定局限性。

一、美国制订核战争计划的动因与程序

《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是美国在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爆发核战争时，指导美国运用核力量的计划。它将美国陆海空军、各联合及特种司令部的核力量置于统一部署之下，目的是一旦危机发生，计划会自动或在最短有效时间内得到执行。“统一”是因为它是唯一代表美国军方所有三个军种核武器的紧急计划；“联合”是因为它包含了美国在太平洋、大西洋和欧洲的地区司令部，以及美国最亲密的也是真正的核盟友——英国的核紧急计划，①Peter Pringle & William Arkin, SIOP:The Secret US Plan for Nuclear War,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Inc., 1983, p11.其中，英国的核力量是代表北约对《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的参与。该计划产生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历经变化延续至今，已成为美国核战争计划的核心。②参见[美]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核战略与空间战略研究中心译:《一场虚拟的核大战:变革美国的核大战计划》, 1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之所以制订该计划，美国认为其必要性主要包括：其一，有助于使潜在的敌人相信美国具有保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能力。这可使潜在敌人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使其实现政治军事目标变得毫无把握而且代价高昂，从而提高威慑效果。其二，可为美国提供运用核力量的最有效途径。一旦威慑失败，核战争爆发，不允许有充足的时间“从零做起”，或重新考虑战争迷雾中千变万化的因素，因此有必要预有准备，提前制订核战争计划，以少而精的力量达成核战略目标，维护国家安全。其三，有助于协调各方关系，提高运用核力量的效能。在制订核作战计划过程中，有助于按照统一的核作战目标协调各军种关系，使得核力量得到有效使用，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威慑及作战效能。

根据已曝光的制订过程来看，该计划的制订分为四个阶段：①David Alan Rosenberg, US Nuclear Strategy: Theory VS.Practic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43, No.2, March 1987, p.21.第一阶段，为“高级政策”阶段，主要由总统制订核力量运用指导方针。第二阶段，为设计阶段，主要是制订“核武器运用政策”，由国防部长根据总统指令予以制订。第三阶段，为战略计划阶段，主要是形成《联合战略能力计划》有关核内容主体文件。国防部将“核武器运用政策”送交给参联会，由参联会和各军种参谋部把它细化成一套更具体的、更细致的目标，②参见[美]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核战略与空间战略研究中心译：《一场虚拟的核大战:变革美国的核大战计划》，22页。并阐释拥有核力量的各大总部及国防部其他机构的职责。第四阶段，为作战计划阶段，由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和美军司令部负责在18个月内③但也有例外，1994年制订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就耗时67周。制订出美国战略作战计划，确定主要的打击目标以及实施打击的顺序。

从《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的制订程序看，它是高层决策指导和军方具体实施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是由文职人员完成的。而进入第三阶段后，军方开始唱主角。第二阶段在其中发挥了纽带作用，成为连接核力量运用指导原则与核战争计划的桥梁。

为了确保高度机密，当美国制订出第一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后，制订者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保密级别——极端敏感信息级，以避免该计划的失泄密。美国政府规定，标有该密级的文件不得写入历史，能够接触到此密级文件的人只有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和副国防部长，以及负责指挥、控制和通信的助理国防部长。

二、美国第一个核战争计划的出台背景

美国第一个核战争计划的出台既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核武器的看法息息相关，也与当时美国核力量的快速发展紧密相连，更与美国处理当时核战争计划制订的混乱状况密切相关。

（一）“大规模报复”战略提供了理论先导。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他对原子弹的看法与杜鲁门不同：杜鲁门把原子弹看作是最后一招，而艾森豪威尔则把它看作是美国武器库中的一部分，是首先使用的武器。理念上的差异推动着他对杜鲁门时期的核政策进行重新评估。

1953年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新面貌”战略文件。随后，艾森豪威尔批准了据此制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文件。该文件勾画了“新战略”的基本轮廓，其中就包括放弃在战争中不使用核武器的做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核心内容。除此，该战略还具有如下特点：在核武器的运用上，主张在战争初期用战略核武器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在军事上和心理上给敌方以有力的打击，以速战速决取胜；在选择目标方面，侧重打击敌方主要经济和军事目标，要求在首次打击中即能摧毁敌方的主要城市、工业生产基地、核基地和战略轰炸机部队；在核力量规模方面，强调拥有能给敌方造成巨大损伤的“第一次打击力量”，以使对方丧失还击能力。

显然，使用核武器已经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实现美国安全目标的手段。尽管艾森豪威尔的主要目标是威慑，但是核武器已经成为真正的和可用的军事选择。一旦威慑失败，美国将运用核武器摧毁敌方的打击力量。

（二）核力量的激增奠定了物质基础。因裂变材料短缺，在冷战初期，美国核弹头增速缓慢。1945年底美国只有2枚核弹头，1946年7月发展到9枚，1947年增加到13枚，1948年达到70枚，并且，这些核弹头尚未贮备起来，非常笨重。①David Alan Rosenberg,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 1945-1960, Strategy and Nuclear Deter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p124.1949年8月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美国核垄断地位被打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促使美国决定扩大核武库并增加核武器的品种。从1946年到1955年的10年间，美国部署了战术核弹、大当量战略核弹、军用深水炸弹以及核炮弹等，核弹头品种从单一发展到多样。1955年前后，由于各种各样的核运载系统投入使用，以及要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制造大量核弹头，核弹头生产出现了“大跃进”。1957年，美国库存核弹头达到5000枚左右，到1960年，激增到3.2万多枚。

与此同时，运载工具的发展也取得了重大突破。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的轰炸机数量达到1500余架。以1958年4月美国首次部署液体燃料“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和1960年6月第一艘“北极星”潜艇携带“北极星A-1”导弹开始执行海上巡逻任务为标志，美国以战略轰炸机部队、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和潜射导弹部队所构成的“三位一体”进攻性战略力量开始形成。②参见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54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美国核武库的急剧增长以及核运载工具的多样化为美国制订同时打击苏联核力量和工业中心的大规模作战计划提供了可能。

（三）美国侦察情报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情报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目标计划者们对广阔的苏联领土所知甚少，他们只能依据二战前的地图来制订核作战计划。到20世纪50年代末，从欧洲经土耳其、伊朗直到巴基斯坦，美国建立起一系列雷达站，以监视苏联的飞机和导弹试验情况。自1956年U-2型飞机开始首次飞行后的4年中，U-2型飞机做过二三十次越境飞行，拍摄了许多照片，掌握了有关苏联军事发展情况的确切情报。1960年底，装有高分辨率照相机的卫星正式投入使用，加之苏联变节情报人员提供的有关苏联导弹发展情况的详细情报，使美国对苏联有了更为详细而深入的了解，核打击目标也随之逐步增加。1956年之前，美国的核战争计划确定了2997个潜在目标；1957年是3261个；1960年之前则飙升到2万个。③Peter Pringle & William Arkin, SIOP: The Secret US Plan for Nuclear War, p115.美国对苏联境内更多军事目标的发现，使得美国认为有必要集中而有效地运用核力量，确保对苏联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的瞄准和打击。这也促使美国制订统一的战略核战争计划。

（四）解决各军种核打击目标的重叠问题提出了现实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全部依靠战略轰炸机，因此当时美国的原子弹全部置于战略空军司令部指挥之下。自1946年起，为避免战区司令们对战略空军司令部掌控核武器说三道四，核武器改由参联会直接控制。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随着各军种装备了核武器，它们开始分别着手制订自己的核作战计划，而各军种之间缺乏有效而畅通的协调，便出现了“打击目标重叠”现象。美国军方感到，非常有必要在制订核计划前进行紧密协调，于是从1955年起每年召开由参联会组织的一系列目标协调会议，但各个军种都在争夺核战争的统一指挥权。为扭转这种混乱局面，1960年8月11日，艾森豪威尔授权建立直属参联会领导的“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要求按照他提出的一系列指导文件来制订协同的核战争计划。1960年11月，第一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正式完成。12月，参联会主席同意将其纳入1962年财政年度预算之中，故被称为“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第62号”。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军种之间就打击目标问题的相互协调，有效地解决了各军种核打击目标重叠问题。

三、美国第一个核战争计划简评

由于美国第一个核战争计划处于美国密级的顶端，尽管苏联早已解体，冷战已经结束，其间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销蚀，但到目前为止，其内容依然没有完全解密，我们只能从现有的一些解密资料以及学者的研究中管窥其大致的轮廓。

（一）打击范围较为宽泛。从打击范围来看，该计划既包括“打击社会财富”目标，也包括了“打击军事力量”目标。在制订该计划的过程中，美国高层指令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一旦美苏出现敌对状况”，要实现两个目的：首先，“摧毁或者压制中苏集团的战略核发射能力以及主要的军事和政府控制”。其次，要“打击中苏集团主要的民用工业中心”。①Scott D. Sagan, SIOP-62: The Nuclear War Plan Brie fi ng to President Kenned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2, No.1 (Summer,1987), pp35-36.为此，该计划所提出的核打击核心是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目标，主要包括苏联、中国和有关国家的核武器、政府和军事控制中心及至少130个城市。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制订的“目标群”包括导弹基地、空军基地、指挥中心、重点工厂等，将通过“预期爆心投影点”把这些目标摧毁。这个“目标群”在“国家战略目标清单”中划分为三个目标组：（1）摧毁“最低国家战略目标清单”以满足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打击政策；（2）必须摧毁空中防御目标以满足主要目标；（3）有价值的“其他目标”。

（二）打击方案缺乏灵活性。尽管该计划包含了14个“方案”可供总统在危机时选择，但是每个方案都是要发射所有的可用战略核力量对所设定目标实施大规模报复或者大规模先发制人打击。②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269.它要求无论是先发制人还是随后的反击，一旦动手就是采用极端的大规模方式，一旦发起攻击就没有任何保留地将美国全部核弹投向对手。该计划并没有把苏联与其他国家进行区分，也没有把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国家同没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国家进行区分，③William Burr ed., The Creation of SIOP-62:More Evidence on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 i ng Book, No.130, July 13, 2004.也没有考虑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更没有设计只打击敌人的军事目标而保留城市目标，或者只打击城市目标而保留军事目标的情况。④Jane Nolan, Guardians of the Arsenal: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Strateg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9, p.71.这就造成该计划缺乏灵活性。

（三）预期杀伤效果过大。从伤亡后果来看，该计划是一个过度杀伤的计划。虽然战略目标清单有1043个预期爆心投影点，其中只有151个是工业目标。全部打击目标中只有15%到20%是城市工业目标，但总体损伤程度惊人。从预期损伤数额来看，该计划将是1945年用于轰炸长崎核武器当量的20～30倍，⑤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VIDEO: U.S.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A Video History 1945-2004, 11 October, 2011.预计伤亡人数达到3.6～5.25亿人。

肯尼迪入主白宫后，认为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便对艾森豪威尔时期制订的核战争计划进行了修改。但该计划作为美国第一个核战争计划，毕竟开启了美国联合核战争计划的进程，为协调各方关系、提高运用核力量的效能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为以后的核战争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该计划是美国冷战思维影响下，出于与苏联争霸之目的，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假想敌，对相关国家众多的军用与民用目标不加区分地实施核打击的战争计划。该计划一旦实施，势必会给相关国家乃至全世界造成毁灭性打击，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无疑暴露了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