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军辉 常 帅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几次军事斗争过程中，对战局控制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并在实践活动中初步形成了一些关于战局控制的理论和原则。特别是在1958年炮击金门作战中，更是将这些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回顾和总结这次作战关于战局控制的经验做法，对加强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意义。

一、依据政治战略需要，合理确定军事目标

毛泽东曾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军事目标的制定必须服从于政治目的。战争的政治属性反映在战局控制层面就是依据政治的需要确定合适的战争目的，通过对战争手段、规模、强度和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从而使战局得以控制，达到以较小代价获取较大效果的目的。在炮击金门作战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是基于对战争和政治关系的深刻认识，自觉地对战争中的政治目的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控制和调节，并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灵活调整军事斗争策略，使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互渗透、高度统一，使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始终能够处于主动地位，将战局发展牢牢掌握在手中。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使其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于1954年12月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署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依据此条约，除对台湾继续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外，美国加强驻台美军的指挥机构，增加部署在台湾海峡的海、空军力量。美国政府还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不断设置障碍，坚持要求中方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提出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台湾当局，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就使中美关系的改善陷入僵局。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台湾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更是夸下海口：“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1957年10月，台湾国民党第8次全体大会正式确定其大政方针由原来的“建设台湾”转向“反攻大陆”，并制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具体政策措施。1958年5月，黎巴嫩爆发了反对本国亲美政府的武装起义。美国立即派遣海军陆战队在黎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对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又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为了配合美军的行动，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使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鉴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局面，中共中央作出了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定。在确定军事目标的问题上，毛泽东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敏锐地认识到金门将是敌我双方斗争的主要战场。这是因为军事目标的确定，一方面要选择敌方的要害所在，以起到击一点而撼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另一方面，打击的要害目标一般应是对方能够承受、国际社会也能够认可的，否则会引起对方的强烈报复，甚至导致战争急剧升级，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干预。因此毛泽东在布置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时指出，“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21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在谈到这场斗争的目的时，毛泽东指出，斗争的性质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其最终目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用军事压力将美国逼回到谈判桌旁，为完成中国统一大业奠定良好基础。这就明确规定了这次军事行动目的的有限性。

二、着眼整体大局，选择最佳开战时机

当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明确以后，怎样依据复杂多变的局势发展，选择适当的开战时机是战略指导者重点思考的问题。开战时机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因素，以达成战略目的为基本着眼点。战争实践证明，开战时机不仅直接制约着战争初始阶段的作战效果，还影响着作战进程和结局。选择有利的开战时机已成为战略决策和作战筹划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东事件爆发后，中央军委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毛泽东认为，要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行动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国际正义力量的援助，使中国经济建设大局和政治战略总目标不受影响和干扰，就必须注意选择在最佳的时机介入战争。因此，虽然各预定参战部队根据中央军委部署，随时准备执行炮击任务，但出于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外交斗争需要，炮击的时间却多次变更。1958年7月，中央军委预定7月25日开始炮击金门。但在获悉国民党军1个师将从台湾开往金门、马祖诸岛之后，中央军委认为在台海形势一触即发之际，蒋介石仍增兵金马，实属推波助澜，遂决定等其部队到达后再打，政治上对己有利，军事上可给蒋军更沉重的打击，故决定将炮击的时间推迟至7月27日。因此，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说：“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32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不久，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从黎巴嫩开始撤军，但又寻找各种借口不想尽快撤走，致使中东局势仍很紧张。在台湾海峡，人民解放军炮兵和海空军入闽后，台湾当局深感不安，频繁派飞机窜入福建、浙江等省上空袭扰、挑衅。人民解放军入闽空军奋起迎战，基本上夺取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这时毛泽东认为，进行炮击最适宜的时机到了，既可惩罚蒋军，又可起到警告美国，策应中东形势变化的作用。8月21日，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于23日开始对大、小金门实施大规模的炮击，着重打击指挥机关、炮兵阵地、雷达阵地和停泊在料罗湾码头的国民党军舰艇。同时，还确定先打三天，走出第一步，看看国际舆论的反应和台湾当局的动态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震动台湾乃至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总统急忙下令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以及菲律宾调来第6舰队的一半舰只和兵力来加强第7舰队的力量。世界的焦点从中东地区转移到了台湾海峡。人民解放军调动美军、打击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初步实现。

三、把握形势发展，灵活调整打击方式

战局控制要求在战争发起后的全时空内对战争态势实施有效掌控，始终把握战争主动权。而在实际战争进程中，由于普遍存在着不确定的“战场迷雾”，使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战局也随着时间的推进、空间的转移以及参与者的改变、力量的增衰而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在对战局实施有效、及时、有针对性的控制过程中应根据实际局势的发展，灵活调整打击重心和打击方式，从而不断引导战局按照己方的意愿发展，直至达成战略目的。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实施第一阶段打击后，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随即改变部署，调整对敌打击方式。

人民解放军封锁金门后，美蒋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美国企图迫使国民党军撤出金门、马祖，以换取“永久停火”，造成以台湾海峡作为分界线隔绝国共双方和分裂中国的事实，实现其“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而蒋介石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计划，把金门、马祖视为其依旧代表中国“正统”的象征，既不愿撤出在中国大陆沿海所剩的最后两个据点，同时还企图通过坚守金门设法把美国再次拉入中国的内战中来。为了打破美国的图谋，同时也为了减轻对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使国民党军能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1958年10月31日，毛泽东对炮击的方式进行了令世人惊叹的调整：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则不打炮。单日打，表示中国内战仍然存在；双日停，让国民党军固守金门，是将美蒋拖住，并对台湾军民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1959年1月以后，金门地区象征性的炮击又持续了20年之久。其方式由双日不打发展到春节、国庆等节日不打，以后毛泽东又要求打炮时尽量不打死人。1960年艾森豪威尔开始远东之行，并计划前往台湾“访问”。这时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已整整10年。为了抗议美军的侵略和反对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于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前夕和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福建前线部队炮击国民党军驻守的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这两次炮击出乎美蒋的预料，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对为虎作伥的台湾当局无疑是一个严惩。此后，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斗争形势逐渐走向缓和。1961年中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为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中央军委决定停止实弹射击，只打宣传弹。毛泽东这种对炮击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奇特安排，保持了同国民党的接触。金门炮战逐渐演化为中共与美、蒋三方关系的晴雨表，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大陆手里，根据形势需要，或打或停，或战或谈，一张一驰，文武并举。

四、控制作战规模和强度，避免战争升级扩大

战争是敌我双方力量的较量，在较量的过程中要根据总体战略目标，对战争实施有效的控制。特别是在有第三方势力参与的情况下，更要对打击对象、作战手段、战场范围等方面进行严格、有意识的限制，避免战争升级和失控。在炮击金门作战中，怎样处理与美军的关系，如何降低美军介入的程度，成为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点考虑的问题。

在美台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中，并没有就金门、马祖是否属于美军协防范围进行说明。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美国台海战略进行“火力侦察”，考验美国人的决心，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牌。因此，人民解放军在实战中一直避免与美军直接交战，空军战机也规定不要前出公海上空作战，以免同美军直接冲突。但美国政府却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说成是“侵略”。在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线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美国只承认3海里的范围，“从来不承认关于12海里领海的任何要求”，并悍然决定派遣军舰为国民党军护航，图谋帮助金门国民党军解脱被封锁的困境。

面对美国赤裸裸的武力干涉，中共中央、毛泽东毫不畏惧，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主动攻势”，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形势的声明》，严正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①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4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继续炮击、封锁金门，打击美军的护航行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则采取了世界战争史上独有的打击方式。在9月7日美舰第1次护航后，毛泽东决定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中央命令不许还击。因为对于这种美蒋舰船混合编队的运输船队能不能打，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牵涉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战略全局的问题。毛泽东作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这一决定既表现了敢于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善于斗争，努力限制战争规模，降低强敌介入的谨慎态度。9月8日，当国民党军出动4艘登陆舰在美舰掩护下再次向金门运送补给时，人民解放军炮兵猛烈开火，当即击沉国民党军的登陆舰“美乐”号，而美国军舰一炮未发即急忙退出战场。9月11日，美蒋混合舰队再次驶近金门，人民解放军仍采取“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方式，以40个炮兵营发射2.5万余发炮弹，轰击国民党军舰只。见此状况，护送蒋舰的美国军舰立即退向外海，袖手旁观。到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已完全掌握美国介入的决心和程度。正是通过这一斗争策略，人民解放军才在现实中消除了中美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使斗争能够按照自己预定的目标发展。

五、科学预置作战力量，保持对敌军事威慑

成功的战局控制都是建立在全面、充分准备的基础之上，并通过营造有利的战场态势来获得的。而有效进行作战力量预置则是作战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预置作战力量，既可以对敌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又可以对各种突发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力求达到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预置作战力量，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是有效控制战局，制止战争升级和扩大的重要途径。

炮击金门战役之前，人民解放军在预置作战力量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敌形成相对优势。虽然事先中央军委已决定这次作战行动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但为了确保炮击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仍然强调空军除非复杂气候限制，一定要于1958年7月27日进入福建、粤东的作战机场，准备夺取预定战场的制空权，掩护参战部队集结、开进。在空军转场的同时，炮兵以17个炮兵营组成莲河地区炮兵群，以15个炮兵营组成厦门地区炮兵群，分别负责打击大、小金门的国民党军；以6个海岸炮兵连，负责打击大金门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海军水面舰艇部队采取水陆并进的方法，也迅速而隐蔽地入闽，准备参战。①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389页。经过紧张细致的准备，人民解放军共以459门火炮、80余艘舰艇、200多架飞机对金门国民党军380门火炮、17艘舰艇初步形成局部对敌优势。

预置作战力量，应通过积极的攻势行动，向敌示强、示实力、示决心，有目的地将预置作战力量所形成的军事态势展显现出来，增强军事威慑效果。人民解放军空军入闽后，面对国民党空军的侦察袭扰，果断出击，取得了辉煌战果。7月29日，国民党军4架飞机窜入南澳岛上空，被人民解放军空军击落2架，击伤1架。随后，人民解放军空军又同国民党空军连续进行3次较大规模的空战，共击落击伤敌机6架。至此，人民解放军基本夺取了福建地区的制空权，有力保障了陆、海军参战部队展开部署和进行准备，并对国民党军形成强大的威慑，使敌机敌舰不再肆无忌惮地进入沿海地区。在预置作战力量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还抓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作战物资筹备。早在1954年，人民解放军就开始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各项战备工作。1956年已完成福建地区的一批空军机场、海军基地和其他战备工程的建设任务。为了增加入闽通道、缩短部队集结时间，鹰（潭）厦（门）铁路也于1957年全线通车。针对福建地区夏季多台风暴雨的气候特点，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在预定作战地区内集中抢修、加固了一批道路和桥梁，形成了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各种急造军路和接近路，有力保障了参战的摩托化炮兵按时到达待机地域。同时，一线炮兵部队开设了150多个观察所，构筑隐蔽炮兵工事120多处，储备5万余发炮弹，保证了炮击作战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