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时形态

2013-12-06郑朝沙刘亚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郑朝沙，刘亚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体育部，广东珠海 519085)

文化形态就是文化的生存状态及其性质，不同的文化形态具有不同的生存状态和性质。文化形态包括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1］所谓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看法和观点，如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法律等。归纳起来，意识形态文化是由技艺、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三大类组成。其中“技艺”是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的智慧，原始的技艺活动属于自然体育形态，它融于生产劳动、医疗保健、宗教祭祀、原始教育、休闲娱乐及战争之中，渗透于原始蛮荒时代的活动中。自然体育形态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变革，逐步形成具有独立特性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就是传统体育文化形态。［2］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华民族肥沃的文化土壤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多形态、多层次、多元价值并存的文化形态，这些形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发生、发展和演变、创新中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动态”文化有机体，表现出原生的、次生的和变异的文化现象。

1 原生文化形态

原生文化形态是指古老文化原型在不同时代通过积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迭层和变体，它既包含物质文化，也包括非物质文化。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属于非物质文化的范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经历了社会变迁、民族融合、种群迁移等社会形态的变化传承至今，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这些文化并非原封不动，而是沿着一条鲜明的文化传统主线在传播，在此过程中它不断吸取新的文化，与时俱进，常变常新，并始终能够保持自身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如美国学者格雷本所说:“原真性不能完全等同于原始性，原真性是可以不断创造和变化的，变化的过程只能改变文化的原始性，而不会丢失其原真性。”［3］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都可以找到。如奥林匹克文化流传至今，曾发生过多次变化和革新，但在变迁中依然保持鲜明的个性和特色，这也正是奥林匹克文化的原真性。但谁又知道奥林匹克文化的原始雏形却是源自丧葬仪式呢?［4］再如现代流行在我国很多地方的端午龙舟竞渡，是带有一定节日喜庆意味的运动，这项运动流传至今一直保留着很多传统习俗和礼仪文化，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而我们有所不知的是，原本喜庆的节日庆典运动的原始文化形态却是先民一种避邪驱灾的巫术活动。［5］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始终没有离开中华民族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文化形态渗透着自然环境的原生态和历史文化的原生态，并在发展过程中保留了能够体现民族特征的精华部分，如民族观念、风俗习惯、礼节仪式、艺术表现等原真文化。而摒弃或转换了一些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相悖的部分，如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等原始性的东西。［6］这种具备原生文化形态的民族传统体育大多数存在于未被工业文明染指的落后地区，充分体现了该文化对原生态环境的依赖，并传承和保留世代发展中承载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形态符合原生文化形态“非断非常”的本质属性。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身具备原生态特性。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辉煌，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很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到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日渐失去其原真性。而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区，地处偏僻，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干扰相对较少，因此保留了较多原生体育项目和文化。以湘西山寨体育文化为例:目前湘西地区的苗族、土家族、瑶族和侗族共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122项，其中112项是他们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这些传统项目经过长时间的文化积淀，保留了特有的原生文化形态。如原于狩猎和征战的土家族“茅古斯”;体现古老农耕和宗教的苗族“跳鼓”、“上刀梯”、“脚踩”等;反映婚恋和民俗风情的“倒挂金钩”、“抢贡鸡”、“哆毽”、“草球”、“八人球”等;还有侗族地区特有的“舞春牛”。［7］再以云南地区为例: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676项，其中仅云南少数民族就占据了300多项，占40% 。这些项目中除了“秋千”、“赛马”、“射箭”、“摔跤”等项目被人熟知外，更多项目开展范围狭小，接触人群较少，还处于不被更多人了解和熟悉的原生形态，甚至还有一些项目处于封闭和自发的原始状态。［8］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身的传承和表现形式上体现了原生态性。这些文化中有的从未受到过外来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一脉相承，保存着相对完整的原生文化形态，有的虽然经历了文化交融和人为修饰的改变，但是在文化表现形式上依然处处体现着原生文化的印迹。例如，藏、彝族的射箭、角力、赛马，土家族和回族的摔跤，壮族的“壮拳”，瑶族和苗族的射弩、武术等项目，虽然它们在名称上与现代竞技项目相同或相似，但是它们的运动形式和表现方式上完全不同于现代项目，他们所表现的风格和竞技方式仍然带有很强的原始军事体育的印迹。［9］众所周知，我国有很多民族是能歌善舞的，而他们的这些舞蹈大多都源自原始的生产劳作。如苗族的“跳鼓”就是反映原始犁田、插秧、割谷和挑挡等劳作动作，具备了很强的原生文化形态。还有一些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反映出古人对自然、祖先、图腾等对象的文化崇拜，例如，土家族的“摆手舞”，苗族的“划龙舟”等。［10］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境界和礼仪方面保持着原生文化形态。如汉族的太极、导引、气功，藏族的“道果”、“三士道修”、“大圆满”、“大手印”、“雪山瑜伽”、“乐空双云”等中国民族传统养生体育均以柔顺、静逸、圆润、舒缓、中和、稳定和典雅的传统特点和追求“永辞难老，万有千岁”的天人境界为理想目标。［11］另外，中国武术发展至今虽然在技击性和实战性上日渐减弱，但是仍然保留了很多原生文化形态和礼仪特征。例如，“崇岗礼让”、“尚中贵和”、“崇德尚武”的武术文化思想，就是原生人文思维和礼仪特征的体现。［1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路走来，曾发生过无数次交融与变化，但从时间上看依然保持着原生态文化“变与不变”的统一，从空间上看却是在发展变化中形成了传统体育文化“原生与发展”的高度统一。

2 次生文化形态

处于多元框架下的边缘民族文化在自我调整中逐步适应，并主动靠拢中心文化，导致民族文化发生部分变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次生现象。在次生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形态称之为次生文化形态。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次生形态是边缘体育文化积极调整和适应中心文化，并将本土民族体育文化向中心社会扩散过程的产物，是相对于原生文化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13］其特点是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文化的基本元素和符号大量存在，但已有诸多现代文明的侵入，形成一种以传统体育原生文化为主体，同时以现代文明的新生文化为辅的体育文化形态。

由于古人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不能正确解释，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迷信和崇拜的神圣力量上，用以化解灾难，迎来幸运。因此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由来就带有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以原始的祭祀和娱神为表现形式，如彝族的摔跤、秋千、射箭、歌舞等，其原始表现形态均以祭祀和娱神为主。［14］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逐步从原始的宗教功利中超脱出来，冲破了娱神祭祀的禁锢，开始表现出现代体育的竞技性、健身性和娱乐性。以武术为例，其原生形态是一种以原始生产劳动和战斗手段为基础，以宗教祭祀，娱神和强身健体为目的的文化形态。随着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和竞赛理念的导向作用，中国传统武术开始受到强大的冲击，在延续其原生社会功能的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审美情趣。为提高动作的顺畅性和艺术表现力，达到最佳的演练和观赏效果，我们世代承袭的传统武术开始纷纷抛弃传统、改变形式来效法竞技。从现代武术表演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传统武术的技术动作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华而不实的高难动作。虽然这些套路和技术为现代武术增添了许多观赏性，但却流失了许多传统性。更有甚者，除了起势和收势还保留传统武术的动作外，中间部分基本已经成为像长拳类的竞技武术动作。另外，在传统武术剑术动作中是没有食指扣握剑盘的动作的，而现如今的剑术表演和比赛中，为了增加动作难度和适应复杂的套路变化，只能改变其传统的握法。［15］在现代文化强烈的冲击下，不仅传统武术发生了改变，就连一些稀有的拳种也开始有了改变，如生长在湖南地区的梅山武功，作为武术遗产和稀有拳种也为迎合现代体育发展的审美取向而改变了注重桩功、强调狭隘山区实战价值等特点，而增加了现代竞技武术的动作。［16］虽说吸纳和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现代竞技武术的发展，但其代价却是削弱了传统武术的使用价值和表现风格。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文化保存较多的地区大部分是经济不够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民间村落。然而，随着地域经济的不断繁荣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对外交流也不断增强，使得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环境不断发生着改变，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态环境受到严峻的冲击和考验。例如，生存于高原和草原地区的赛马、马术、射箭，产生于山区和半山区的爬竿、斗牛、射弩，盛行于湖泊和水乡的泅水和龙舟。这些传统体育项目原本是在相对密闭和特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原生态文化，却随着现代“原生态”旅游开发的升温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招商引资，以及对外开放而开始发生了变化。像一些开发较早的地方，民族传统体育已经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如丽江的民族歌舞、河南的少林武术、山东的潍坊风筝、石林的民族体育等。［17］甚至就连生长在雪域高原的藏族“神山插剑祭”、“斗牛牦牛”、“果孜”、“打古朵”等传统体育也因现代文明的侵入和经济旅游的开发而添加了许多表演成分。［18］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文化的民间性、地域性以及表现性是非常突出的。其中普遍参与是其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民族大众是其文化活动的主体对象。但是随着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文化发生了次生现象，参与者由民族大众变成了少数精英。比如像蒙族的“那达慕”、彝族的“火把节”、藏族的“赛马会”等，这些原本是民族大众广泛参与的节会活动，因为背负了将民族文化推广向中心社会来提升边缘地区知名度，发扬民族文化和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任，而培养和选用了一些专业人员来增强表演的专业性和艺术表现力，用以提升影响力。［13］这种做法最终导致民众参与人数日趋减少，文化行为主体彻底改变。

3 变异文化形态

任何一种现存的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都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总是保持着与其它民族文化的交流，并在交融中产生出新质，这就是文化变异。文化变异是一种文化对外来文化影响或冲击的外在表现，是文化增强自身生机和活力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推动文化前进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19］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停地发展和变化，不断变革，不断创新。因此，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质上是传统的，也是变异的，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形态一样，它随着民族文化种群的进化和需求孕育生成，同时受自然、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发展演变。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文化表现形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整合性，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规律”，这种动态规律正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流传、发展和变化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是新旧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残存与复兴、退化与新生共同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20］如果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文化和次生文化还是以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文化为主体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文化的变异形态就不再是以中国传统体育原生文化为主体了，而是一种完全变异了的传统文化，其无论是外部特征还是内部特征都已经不能明显表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形态。如体操中的“旋子转体360度”、“旋子转体360度接劈叉”等动作都是源自中国传统武术动作的改编;新编长拳的大部分竞技套路动作，虽在初始创编时是以传统武术为基础，但新编动作重套路、弃技击，讲规则、弃内涵的文化表现特征已完全找不到中国传统武术原生文化的踪迹。［15］诸如此类的文化变异，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无论是在表现形式还是文化形态上都表现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从文化的范围开始发生了变异，有的是从文化功能上发生变异，有的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有的则是从文化性质上脱离了文化主体。［21］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异在为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带来多元局面和开放活力、发展推动力的同时也冲击着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并直接影响着国民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变异是固有的趋势，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在新旧交替，保留和创新中不断轮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相信，中华民族心理定势和文化意识的积淀是有着持久生命力的。这就是所谓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超稳因素”，它长期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并始终保持着民族文化最精髓的部分。

4 结语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趋势的今天，以多种社会形态为基础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保持了原生态、次生态和变异性的三种文化形态共存的形态。但作为一种文化多元的形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丰富和充实，这既符合区域和民族的价值选择，也符合现代社会文化交流和发展的趋势。我们相信，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定会继续动态地、稳定地发展和壮大，以适应当代国际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但其本质的民族文化精髓始终会超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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