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强,杨 力,刘玲霞

（商洛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系，陕西商洛 726000）

风险是指由于各种难以预测因素的影响，行为主体的期望目标与实际状况之间发生的差异，从而为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大学生就业风险是指由于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就业市场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所面临的失业、人身或财产损失，合法权益、就业歧视、实际收入低于预期收入的可能性。目前高校特别地方高校就业难，难就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现象，已经引起社会的急切关注，这不仅仅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已经上升为社会的政治问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学界已经提出“大学生就业风险”这概念，针对这一问题已经在理论上作出了较为深入的探索。笔者通过调查问卷、访谈、座谈等形式，明确地方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风险的现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并作出理性思考，对提高毕业生就业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毕业生就业的满意度和就业质量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调查对象和数据的设定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为获取《地方高校大学生毕业就业风险研究》的相关数据，专门设计了调查问卷，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发放包括地方二本院校和地方高职高专院校，调查对象覆盖了文、理、工、农、医、艺术、经济各个专业。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主要运用了问卷调查和SPSS11.5、EXCEL两种统计工具，共发放问卷2800份，回收问卷2648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94.57%；确定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根据学科、专业、年级因素选定班级，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实施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本人读大学的基本情况，如所学专业的满意度 、辅修专业、学习生活费用、大学毕业后希望就业的单位类型、就业地点和收入等；涉及毕业生就业选择风险的相关问题。此外还对有效问卷的相关性、信度、效度进行了分析，因此获得的数据有较好的代表性，满足本研究的需要（见表1）。

表1 被调查高校特征及学生样本数

（二）数据的设定

本研究通过四类指标来反映社会经济因素对地方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风险的影响因素。一是职业价值标准；二是体现职业价值的选择行为；三是体现职业价值的专业满意度及其原因；四是个人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与毕业生对待就业风险的态度；

1.职业价值行为标准

在个人理性的假设下，如果人们职业价值标准具有较大的离散性，某一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对减弱，那么这个因素给人们带来的人力资源投资收益程度和风险程度相对较小；相反，人们的职业价值标准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表明影响人们职业价值的因素比较集中，影响程度越大，给人们带来的收益的变化和风险程度则不可忽略[1]193。在就业调查问卷设计过程中，结合地方院校学生的实际，主要选择了：工资偏好、职业社会地位、个人发展前景、经济因素、专业对口等五个因素判断职业价值行为。

2.体现职业价值的选择行为

通过选择四个因素：“去农村地区”“去西部地区”“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最想去的地区”作为观察变量，用来判断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衡量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行为。

1）“是否愿意去农村”，“是否愿意去西部地区”这是反映毕业生择业行为中的收益与职业风险态度的指标。

2）“最想去的单位”按行业分包括13个指标，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

3）“最想去的地区”包括8个指标，上海，北京，江浙地区，广东，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地区，返回生源所在地，其他。

3.体现职业价值的专业满意度及原因

对大学生的专业满意度及原因的描述有：你认为“就业”与“专业”的关系；“专业发展前景”；“就业前景”；“就业单位在选择大学毕业生时比较注重的因素”四个变量。

4.大学生家庭收入状况与对待职业风险的态度

参考2010年陕南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2118.86元)指标，采用每人月收入3000元作为划分富裕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界点，得到富裕群体（样本数N=1036）和弱势群体（样本数N=2664）。

二、调查结果与成因分析

在调查取得相关数据并参考一定数量大学生访谈结果的基础上，根据职业价值的理论，从上述四个方面对地方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风险选择结果进行分析。

（一）职业价值判断标准

2010年陕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职工平均月工资是2858.25元，而陕南地区职工月平均工资（汉中26629.00元，安康27447.00元，商洛22203.00元）是2118.86元，而学生希望第一年的月收入1500.00元，占到学生总数47.5%，2000元的占到学生总人数9.6%，3000元的占到学生总人数5.5%；第三年月收入达到2400元是比较高的期望值，能体现工资偏好，占到78%；把经济收入因素作为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工资收入始终是大学生职业选择的重要指标。从表2可见，到政府机关工作、到国营企业工作、到外资企业工作分别占到37.6%、33.4%、21.27%，表明大学生在择业中是结合社会的现实考虑到发展前途，说明大学生是趋于理性的，把“收入状况”“社会地位”“个人发展前途”作为选择职业的主要标准[2]。

表明择业的价值标准具有较大的趋同性，对该类指标的任意取舍会降低价值效应，带来收入风险，这与职业价值的函数内涵相吻合，追求长远的职业价值最大化，以实现人力资本预期收益和规避人力资本投资风险[3]。大学生毕业时，“专业对口”已经不是约束毕业生职业选择的主要指标因子，毕业生就业不再追求专业对口，而是把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作为个人的追求。从表3可见，专业因素对学生的就业求职影响占36.4%，表明学生愿意接受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说明用人单位招聘是更强调个人素质，大学本科培养的是通才，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全面，因此，学生对专业限制看得很淡薄，有足够的适应力。

（二）职业价值最大化的择业行为分析

所谓职业价值最大化，即在合理收入报酬下选择最大风险性职业或在相同的风险下选择最大的收益的职业。职业价值最大化贯穿在整个择业过程中，具体体现在择业行为上[1]197（见表4）。

表2 大学生选择不同职业的概率/%

表3 大学生就业选择不同去向概率/%

表4 不同类型院校择业行为概率/%

1.工资收入高、待遇好的企业是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这是大学毕业生的首选，但是职业风险大，分散风险的成本较高，选择的概率分别占27.5﹪、36.9﹪、23.9%；选择去党政机关从事公务员工作虽然职业朝阳,但社会成本较大，选择地方院校、职业院校的概率分别占23.1%、14.6%；选择去科研机构和学校单位工资待遇虽然一般，但是相对来说失业、下岗、解聘的概率小，工作比较稳定，选择的概率地方院校、职业院校分别占6.1%、11.4%。因此对收入和风险全面衡量和比较的结果：首先去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就业，企业的职业价值优于学校、科研机构等部门，无论是部委院校、地方院校还是职业院校，毕业生都倾向于选择去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工作，虽然职业风险大、分散成本高，但是毕业生还是乐于选择、实现他们的就业预期目标；其次,相比之下，学校、科研机构和党政部门虽然收入相对较低，但职业风险小，分散成本低，对绝对风险规避型毕业生来说，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岗位，尤以党政机关为最。另外选择“最想去科研部门工作”的总体概率只有6.9%，这并不代表毕业生不愿意去科研部门工作，而是近几年随着研究生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使本科生望而生畏，所以他们在选择单位时，持谨慎态度；再次，国有大中型企业经历了下岗、再就业的冲击，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区域经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再加之民营企业已经占到我国经济总量的35%，他们仍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而大学毕业生就业不仅是一个民生问题，而且已经转换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选择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不失为一条就业之路，可以一定程度地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但选择的概率仅仅达到12.9%。

2.在对工作区域的选择中，66.1%的毕业生将目标投向“沿海地区”。改革开放35年来，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差距不断拉大，向大学生就业提出严峻的挑战。区域经济发达，职工收入水平高，自然环境舒适，生活条件较好是毕业生择业的自选区域，这是66.1%的大学毕业生把就业目标投向“沿海地区”的主要原因，这更能带给大学毕业生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有利对职业风险的规避；对“就学所在地”的选择概率为19.1%，一般“就学所在地”为大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对优越，且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生活，对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是一部分学子的首选；调查中，77.2%的毕业生表示不愿意“去农村工作”。原因是面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事实，加之社会运行过程中腐败问题的存在，促使毕业生的职业转换成本、职业选择成本不断加大，导致职业价值最大化效用无法得到体现，大学生毕业必然会面临失业、低收入、高风险的三重压力，这是理性择业者尽量回避的，多数大学毕业生望而却步、举步维艰，这也更进一步说明了职业价值函数的解释力[1]181；

（三）关于大学毕业生专业满意度的调查及其原因

作为大学生择业行为分析的补充，通过对影响大学生选择专业的因素以及就业前专业满意度的调查和原因分析（见表5），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创新能力、健康状况、团队合作精神、而专业学习和学习成绩排名在后，选择在学习中发展自已的专业知识占58%，这说明选择自己的专业已经不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表5 用人单位选择毕业生的意向概率/%

从表6可知，影响专业选择的主要因素依次有“易就业”“专业热门”“性别因素”“感兴趣”四个指标。对于指标中，“易就业”和“热门专业”两项是大学生的首选专业，选择概率分别达到53.0%和39.5%，反映了大学生在入学前对未来专业前景和职业价值的预期，以获得最大化收益和规避系统性风险的原则来进行专业选择[1]187。

表6 大学生入学前专业选择影响因素的概率/%

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专业，或者经过几年大学学习不满意自己的专业，这种不满意度竟高达71.2%（见表7），有半数以上的学生不满意自己所学的专业，这不能不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在问卷调查中，对不满意的原因设计了七个指标，从表7可以看出,“就业前景”和“发展前景”两个指标不满意度竟达43.0%，对毕业生而言，这两项指标在专业价值构成中的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表7 大学生专业不满意的因素的概率/%

（四）大学生家庭工资收入状况与对待职业风险的态度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学生在不同层次学校、不同专业中的分布均衡程度可以用来说明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是否公平。根据学者赵宏斌的研究结果，随着个人拥有财富的递增，对职业风险的规避程度是递减的，称之为递减的绝对风险规避[4]。在择业实际中，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的毕业生对待职业风险的态度不同，如表8所示。

表8 不同收入群体的择业行为概率/%

合资企业、外企和高新技术企业相对较高，风险较大，富裕群体在择业中更倾向于“合资企业”“外企”“高新技术企业”，比弱势群体约高三个百分点。而弱势群体对收入一般、风险较小的职业选择的概率较大，如党政机关、学校、科研部门等。表明递减的绝对风险规避的心态更接近毕业生实际选择[1]190。

地方高校大学生以职业价值最大化为择业目标，在择业行为上，以收入高、职业发展前景好、规避职业风险的成本低作为择业的基本准则。择业本身就是以较低额成本来分散未来可能要支付较高的成本才能分散的职业风险，大学生对职业风险规避常常是理想状态[1]181。因此，在具体的职业选择组合方式上，首先以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和“沿海、发达地区”作为职业价值最大化的最高层次，但就业的先赋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原因导致就业的概率极低；其次选择去“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就学所在地”“家乡附近地区”就业，这是最好的选择，就业概率较高；再次选择去“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农村地区”就业，这是地方院校大学生不得已的选择，就业的概率相较高。

三、规避就业风险的对策

新经济时代，风险无处不在，大学毕业生作为就业风险的承担主体，应该从大学生个体看、教育、社会层面正视、应对、规避风险。提升大学毕业生管理就业的风险能力、就业能力、获取就业岗位的能力，应对外部就业环境的能力提出如下具体对策：

（一）提升大学毕业生管理就业风险的能力

1.目前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地方院校的大学生应该具备综合能力，一是基础能力包括人际交往能力、正确的动机、应聘能力、适应能力；二是专业能力包括专业知识、专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三是差异能力包括个性化、创新性、创业性。在实际中，大学毕业生应根据自己的风险能力客观地评价自己的风险态度，客观地应对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

2.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大学毕业生应该学会转移失业风险。大学生在就业渠道的选择上要注意克服就业的误区，例如“宁到外企做职员、不到中小企业做骨干”，“创业不如就业”，“就业难不如再考研”，“死也要死在编制内”等。在目前的就业形势下，对地方院校的毕业生，笔者认为城镇基层就业，全球范围内的择业和自主自助式创业这三条道路不失为有益的选择。

（二）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由基本工作能力、规划自省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内在品格素质构成。基本工作能力是指大学生在工作中需要经常使用的基本技能，如组织协调能力，应变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表达能力。规划自省能力反映大学生能否很好进行自我管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包括计划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竞争意识。情绪控制能力反映了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和心理调适水平，包括自我控制能力、忍耐力和心理调适能力。内在品格素质反映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主要包括敬业精神、诚实、责任意识、正直和社会公德。

（三）提升大学毕业生获取就业岗位的能力

就业观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态度和就业方式，进而影响就业岗位的获取。教育部近期对部分高校6000多名毕业生择业行为的调查显示，期望在沿海城市就业的学生高达66.7%，选择内地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分别占到6.37%和2.59%，选择乡镇及边远地区的几乎为零。由此可见，人才过剩仅仅是指相对过剩，也就是结构性失业，而并非绝对过剩。因此，观念能否及时更新，思想能否与时俱进，是地方院校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所在，培养接班人和造就建设者应该并重，不可偏废。如果毕业生及其家长过份强调单位的性质、行政级别、地理位置、薪水待遇等，就无法进行自身职业生涯规划和设计。毕业生应该根据自己创造的价值及人才市场的供求适当调整就业预期，理性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就业定位尤为重要。

（四）提升大学毕业生应对外部就业环境的能力

由于就业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和体制性障碍，仍处于粗放的运行阶段，发育很不成熟，亟待完善。笔者认为，从以下三方面努力有利于提升大学毕业生应对外部就业环境的能力，分别为：一是地方高校在招生时要从学校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进行宣传，更要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专业特色、学科特色；二是用人单位应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地向高校发布岗位空缺信息，尽量做到就业信息的对称。加大专业和职业选择的信息流，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让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专业和就业单位，尽量减少就业风险；三是政府应从客观上不断建立完善制定相应的政策，取消大学生就业过程的壁垒，打破就业市场分割的局面，排除就业市场上人为设置的障碍，降低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成本和社会成本，通过制度规范毕业生的外部就业市场环境，促使毕业生顺利地从学校走入工作岗位。

[1]赵宏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2]武向荣.大学毕业生就业风险和职业选择[J].当代教育论坛,2006(5):17.

[3]武向荣.论大学生就业风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