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霞

（商洛学院 外语系，陕西商洛 726000）

翻译文化学派倡导者Andre Lefevere认为操控文学翻译的最基本因素是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指各种观念的集合,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接纳的看法和见解组成,上述既定看法和见解影响并制约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接受程度”[1]。话语是具体意识形态的体现形式，而翻译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具体话语实践。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意识形态有别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它有助于主流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也是具有行动指向的实践。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化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的规范。翻译行为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宏观上体现在翻译作为跨文化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译入语国家社会文化的影响；微观上表现为意识形态将影响译者的翻译动机与翻译文本的筛选甚至译者的语言风格乃至措辞。

一、意识形态对文本选择的决定性影响

意识形态因素决定译者对翻译文本主题的选择和表现形式。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期间，“救亡图存”成为翻译主体从事翻译活动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翻译主体对翻译材料的选择首先是自然科学，然后才开始关注社会科学。到甲午战争后期，社会科学成为翻译的主流。以上结论从梁启超在“《西学数目表》序列”中可以得到印证：“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章太炎发现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译书公会在其《译书工会章程》中明确指出只选择“近时切要之书”来翻译，主要涉及“政治、学校、条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气诸书，矿物、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是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骤变的转型期。胡适的翻译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以救亡启蒙为主要基调。严复在“原强”中指出凡是可以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意识形态的外国作品都可以成为翻译对象。

梁启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和明显的价值取向，他在《论译书》《佛典之翻译》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多次将翻译视为“强国第一要义”，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郭延礼指出梁启超注意到小说在“教育”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发现小说在启蒙中通俗易懂的优势[2]。傅兰雅也在1895年刊登的“求著时新小说启”中指出“窃以感动人心，变异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就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晚清中国文学文以载道、以文治国是主要思潮，导致译文“信”的缺失。梁启超通过增减等翻译方法使译文文字“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情感”，文体“易诵”“明备”，达到诗文“述国政，陈风俗”的目的，继而提出作为文类的“政治小说”，同时将政治小说翻译话语与小说翻译意识形态话语引入中国传统诗学。随后又提出“新民”独特意识形态启蒙的概念，主要指对“兵丁、市侩、农氓 、工匠、车夫马卒、妇女、童孺”等广大民众的意识形态渗透。新民的主要内容涵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如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陈平原认为提倡通俗易懂的文学“贴近谋求政治变革的时代意识形态，且与白话运动趋向一致，因而声势浩大”[3]。“以俗言道俗情者，正格也。”即借助新民体小说、改良体诗歌和散文等文学形式宣传变法和革命，将文学作为变法的工具，刘川鄂形象地称之为“借翻译以支持，且身体力行”[4]。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通过塑造冉阿让描述了法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宣言雨果不主张用流血和暴力、报复来改造社会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苏曼殊与陈独秀将雨果的作品翻译为《惨世界》，通过对原文进行删节和增添内容在译作中宣扬起义与暗杀等无政府主义。原作者与译者意识形态发生抵触，译者通过伪译抒发自己期望达到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避免被审查或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此结论从毛策的论断可以得到印证：“上海逆党著书报刊，煽惑人心，大逆不法，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按名拿办。”[5]由此可见，翻译主体为了达到既定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有目的性地选择可以承担相应意识形态的文本作为载体，即使目标文本与自我期望抒发的意识形态轨道有偏离，他们会通过对译作的“伪作”即添加或删减原文本缺失的内容，或者为了逃避政府审查而假借原作者之口抒发自我情怀。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都在有形地或是无形地发挥着操控作用。处于不同时代的译者,对译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都不是随意而为之,其目的或是为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或是为了实现译者个人意识形态。拜伦著名长诗《唐璜》第三章《哀希腊》在中国有四个译本，梁启超用元曲、马君武用七言古诗、苏曼殊用五言绝句、胡适用离骚体翻译同一诗节。同一诗节在中国被反复变译，首先与拜伦诗篇出众的艺术品位有关，其次与不同译者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余杰认为本着不同的社会和个人意识形态，“重视政治启蒙的梁启超发现的是政治家的拜伦，而重视心灵世界的苏曼殊发现的却是艺术家的拜伦”[6]。限于篇幅，仅选取梁启超和马君武对诗歌的译本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主体在翻译策略方面的制衡和影响。梁启超用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元曲牌“沉醉东风”翻译原文的抑扬格四音步，原文中的韵律美流失。他将拜伦《哀希腊》诗歌中的两节和五个断句进行翻译，他有意识地突出了目的文化本位的翻译思想，感时忧国的入世参政心态，借用翻译启发民智和鼓舞民众。他对文学翻译社会功能的论述使外国文学作品不仅本土化，而且政治化，通过挪用、改写为特定的政治和革命目标服务。小说作为意识形态传播载体的优势凸显无疑。

从意识形态层面谈，陈平原认为梁启超翻译的目的是“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从梁启超的译文可见一斑：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e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I could not dream myself a slave.

如此好河山，

也应有自由回照，

难道我为奴为隶，

今生便了？

不信我为奴为隶，

今生便了！

原文为陈述句，译文转换为感叹句和反问句，同时通过使用排比结构所传递的号召力和热血沸腾是原文远不及的。梁启超的“意译”和误读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翻译规范相契合。王德威认为晚清的主流翻译策略以“改述、重写、缩写、转译和重整文字风格等方法”为主，挪用与改译是晚清翻译的时尚。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中声称“被选定的待译文本往往会脱离赋予它们以意义的外国文学叙事传统而被非历史化，外国的文本往往被改写以迎合本土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翻译具有塑造外国类型化形象的功能，而这些形象恰恰可以反映出本土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7]梁启超对拜伦《哀希腊》诗歌中的改写正是迎合晚清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的表现。

拜伦在《哀希腊》中抒发自由、独立、誓死不做亡国奴的爱国情操，文中所呈现的希腊与中国一样处于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梁启超希冀借助《哀希腊》的译介来唤起清政府统治下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激情。经过梁启超在翻译过程中的误读，使得原本抒发拜伦支持希腊争取独立的《哀希腊》文本流变成了梁启超号召国人反抗民族压迫、实现富国强民的檄文。原本性格忧郁、狂狷厌世，并且缺乏艺术家所特有的自制力和忍耐性的拜伦，与多位有夫之妇有过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经过梁启超在翻译过程中的误读和取舍，在拜伦中国化的过程中蝶变为热情豪放、为民族解放而舍生取义的豪侠义士。拜伦为了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倾囊相助并为之病亡战场的豪情义举与梁启超宣言的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等一系列爱国情感有些许相似。从文化翻译学派角度分析，翻译中出现的歧义、多义以及讹误，特别是译者有意识而为之所出现的改篡和增减，不是消极和负面的因素。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翻译中信息的增添、失落、变形和文化意象的船体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

马君武的文学翻译中尤以诗歌翻译出名，马译诗的特点有两点：首先是把西方事物尽量中国化，而又大体不失原意；其次，倾向使用中国古诗和民歌中连章半重体的形式。这种叙事方式既有中国古体格律诗风格，又可以表达原作的风格和韵味。马君武翻译了《哀希腊》16节，并根据诗歌内容自主增加了一个标题《哀希腊歌》。马氏的翻译采用“六经注我”的策略，原作品表达的客观历史价值在译介过程中被流失，试图通过原作找到自我需要证明的真理。他的译文没有刻意追求字当句对，而是适当增删调整，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完美的契合点，达到表达自我意图和主张的目的。

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except the sun,is set.

原诗以希腊神话开篇描绘希腊曾经灿烂文化与现今沉沦的反差。马君武在译介过程中增加了“爱国之诗”“英雄”，使读者可以与原作中表达的“战争与和平”“希腊族”等词语形成显化的语义场，让读者联系到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维新变法运动的流产、民族英雄的缺失等一些系列与民族使命相联系的事件。马君武借助译诗中的“讹”抒发他为自由战死沙场的爱国情操：

In vain——in vain:strike other chords;

Fill high the cup with Samian wine!

Leave battles to the Turkish hordes,

And shed the blood of Scio’s wine!

Hark!Rising to the ignoble call——

How answers each bold Bacchanal! （第九节）

叩弦为君歌一曲，沙明之酒盈杯绿。

万枪齐举向突厥，流血死而休来复。

吁嗟乎！愿君倾耳听我哥，君不应兮耐君何！

Scio相传为河马的出生地，Bacchanal意为“酗酒之徒”。原文意思是“让土耳其人去管打仗的事情吧，我们且饮酒作乐！”对于满腔爱国热情的马君武来说，无法接受原文中所散发的饮酒作乐消极思想，所以他借助现实意识形态，袒露心声：“万枪齐举向突厥，流血死而休来复”。马君武对译本中的“讹”是他对原文误读和虚构的结晶，有效烘托气氛达到抒发胸臆的效果。史景迁认为“虚构产生于一个真实的客观需求”[8]，而马君武的客观需求就是为革命捐躯奉献自我。纽马克（Peter Newmark）认为归化翻译的一个弊病就是无法完整再现原作的艺术特征、文体风格和原作者的独特思维[9]。

语际间的翻译活动，通常发生在原语意识形态与译语意识形态之间,两种意识形态之间通常是相容的或相斥的关系。为了顺应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和判断，马氏在译文中添加信息采用常见的叙事模式和对仗手法表达“合力救亡国，发心造远因”的历史使命。烘托传统旧诗的意味，使译文本土化从而达到马君武希冀表达的深刻凸显国人感时忧国的入世参政意识。郭长海赞颂他的诗一经发表就“自然而然地传唱于中华大地与瀛洲三岛之间”[10]。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和马君武的译诗承载着民族救亡的政治使命，他们的译作是应时、应事、应景而作，是主流意识形态操纵的结果，便有了将拜伦哀希腊流变为梁启超、马君武哀中国、救中国，其中译文的启蒙救亡功利性显而易见。文学翻译实质上是异国形象建构的过程。乐黛云认为人们对于异国文化形象通常“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目的语读者的原有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读者对另一种文化的选择、切割以及认知和解释。”[11]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梁启超对拜伦形象的改变，还是马君武通过《哀希腊》抒发自己的无政府和暴力反抗的意识形态都阐释了翻译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

三、意识形态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翻译对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可以通过林纾与其合译者的翻译活动探讨：首先中国文化传统中已有的意识形态无形中会对译者的解读和翻译产生制约，直接影响就是译者对原本的删减和增益。林纾对《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的翻译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将黑奴的处境与华人联系起来，指涉华工在美受到的虐待“或加甚于黑人”，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力不敢为华工争取应有的权利。王晓元认为一般英译汉译本的篇幅比原本的字数要多，但是根据版面和字数统计，林纾的译本《黑奴吁天录》（1981）仅仅为原文的0.7倍[12]。林纾删除了章节标题，他在“例言”中谈及删节与宗教相关章节、题记引文，他给出的删节理由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笃至，语多以教为宗。故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传述，识者谅之。”由于义和团运动所引起的八国联军出兵中国的“庚子事件”与宗教有关，由于话语控制的目的，对宗教内容作出删减，规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冒犯。

原语意识形态中的事物或现象在特定阶段不为译语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但不排除在其他时期被特定社会团体所接纳的可能性,甚至被奉为经典或主流诗学。晚清末年和民国初年，主流的翻译规范语言是文言文。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概莫能外。对《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寄托着周氏兄弟“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的意识形态或翻译动机，他们期望将欧洲文学中“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genre）引入传统诗学。与同一时期的译本相比，由于师从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他们的译本更加“复古”，怪句子和古句在译文随处可见，文章因此显得生涩。鲁迅一生的翻译活动前后长达三十多年，译著达到300多万字，超过他的创作。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分析，鲁迅和弟弟翻译的《域外周作人小说集》在偌大的中国和日本仅仅售出40余本，没有达到周氏兄弟的期望因而是失败的。然而到了1920年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吹响后，由于周氏兄弟挑战当时译界以林纾为代表的“误译”“伪作”意译主流翻译规范，大胆在《域外小说集》中采用直译，坚持对原文忠实的基础上，力求在译本中再现“原意”与“风姿”，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翻译指明方向，1921年译本《域外小说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得以重订出版。

意识形态对译学研究和发展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古代以支谦为代表的“文质说”，道安对佛经文本翻译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等无不体现相关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值得首推的例子就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统治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将近百年之久。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文学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原语作者和文学翻译主体都没有完全独立的话语权。马建忠为了表达自己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倡导“善译说”；梁启超为了实现维新变法、变革思想的目的提出“译书三义”；鲁迅为了实现文学翻译改造社会的目的，提出翻译标准“信顺说”。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不仅体现在对翻译活动的制衡中同时体现在对翻译内部研究的语言研究中。

四、结语

翻译无法摆脱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利益冲突，译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原语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在译语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中的改写和再创造。综上所述，翻译对意识形态的依附体现在译者翻译过程中翻译文本和策略的选择受到个体意识形态和译者译介环境中赞助人的力量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上两种意识形态在文本形成过程中共同起作用。翻译对意识形态依附关系研究有助于突破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观念，寻求适合翻译导向的文本意识形态解释方法论框架；实现文本内和文本外的意识形态研究，即实现对文本意识形态翻译研究和翻译意识形态研究的有机统一。

[1]Bassnett,Susan，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 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48.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香港分店,1980:223.

[3]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9-40.

[4]刘川鄂.自由观念与中国近代文学[J].社会科学战线,1999(3):105.

[5]毛 策.苏曼殊转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4.

[6]余 杰.狂飙中的拜伦之歌[J].鲁迅研究月刊,1999(9):20.

[7]Lawrence Venuti.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M].Philadelp -hia: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5:10.

[8]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91.

[9]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1981:15.

[10]郭长海.试论中国近代的译诗[J].社会科学战线,1996（3）:179.

[11]乐黛云,勒·比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10.

[12]王晓元.翻译话语与意识形态——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