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霖

（1.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重庆401120；2.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哲学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116023）

一、情境分析方法的起源及其实质

按照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布劳格（Mark Blaug）的评价，“波普尔（Karl Popper）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大于任何其他科学哲学家”。①这表现在，对于方法论问题，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起码在名义上都是忠诚的波普尔主义者——“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的拥趸。实际上，波普尔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理解要比证伪主义丰富得多。在波普尔身上，科学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双向的良性互动，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起源于经济学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其根据经济学研究方法概括出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

1938年，波普尔第一次把情境分析方法写进《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的早期版本，继而又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加以说明，而1963年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演讲则是波普尔对该方法最全面的阐述（这次演讲直到1994年才以论文的形式出版）。在情境分析的框架中，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共性要远大于个性。在波普尔看来，传统的文献之所以把适合社会科学的方法视为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因在于误解了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旦对自然科学方法有了更适当的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有许多的共通之处。”②

那么，什么是波普尔所理解的普遍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归纳主义相反，波普尔认为科学家的工作并不是始于数据收集，而是对有希望的问题的明智的选择——该问题必须在当前的问题情境（problem situation）下有重要的意义。所有的科学都始于问题，终于问题，其进步在本质上取决于它的问题的演化。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是一个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必然是共通的。基于这一理念，波普尔借用了大量的物理学的隐喻，把它们套用在经济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中，从而构建了所谓的“情境分析”的基本框架。

在社会科学中应用情境分析方法，是要按照人类行动（human action）与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s）的关系方式解释和理解事件。情景分析模型的建构机理是“把具体的个体同质化，使其可以分析相关的情境，并且减少在一个典型的情境模型中个人的个性化目标和个人知识的成分，以便能够在原则上解释一个庞大阶层的相似的结构性事件”。③波普尔将社会科学中对具体的历史性的社会情境——包括物质世界、其他人所生活的社会世界和社会制度——的描述简化为在自然科学中对于初始状况（initial conditions）的陈述，并且将理论的社会科学模型的本质理解为是对典型社会情境的描述和重构。

波普尔情境模型的特征是坚持了经济学长期以来饱受争议的理性原则（rationality principle）。波普尔版本的理性原则是一个最低原则（minimum principle），只假设了个人在自身所处的情境下适当的行动。波普尔认为，理性原则在本体论上是先验的（apriori），但并不先验有效（valid）或者先验为真（true），理性原则显然是虚假（false）的。这既不同于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在内的一切归纳主义者的立场，也不同于少数经济学家如米塞斯（Ludwig Mises）的康德主义的观点。同时，理性原则与波普尔的证伪原则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它在社会科学中不必经受任何种类的检验”。④当一个使用了理性原则的情境模型被证伪时，波普尔认为“总是要决定哪一个构成部分应该为失败负责”，⑤但此时，“不要涉及理性原则，而是让理论的其余部分，即模型去承担责任，如此才是理想的方法论政策”。⑥教条式地坚持理性原则是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内容上的显著特征。

由于本体论上的特殊性，“理性原则”在社会科学中扮演的角色被波普尔类比于自然科学中的“普遍法则”（universal laws）。这一类比决定了理性原则在社会情境模型中是作为理论的唯一的启发性法则（animating law）而存在的，即理性原则是一个方法论假设。在波普尔看来，如果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论假设，那么这一启发性法则就变成了一种零原则（zero－principle），我们在情境模型中不需要再假设更多的内容。因此，波普尔把理性原则的方法论意义归结为：“虽然我们知道它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真理的良好近似。采用理性原则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我们的模型的任意性，如果我们试图放弃这个原则，任意性将会反复无常地出现”。⑦

究其原因，理性原则被宽松地定义为原子式的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合理的行为和选择，情境分析等同于从哲学的高度刻画了主流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标准模型，即个体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只不过，约束条件被表达为不同情境，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全自利的特征被称为理性原则。这种主流的经济学建模方法的内在本质在于：个体被视为是生活在鲁滨逊式的孤岛上，经济现象从而可还原为求解最优化方程的简单现象，主体间在社会网络中的互动所导致的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被完全忽略了。

从更高层次的科学哲学观视角看，由于把理性原则和经济人假设视为理论的先验前提，情境分析所概括出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无疑是一种演绎模型，这实际上是延续了李嘉图（David Richard）以来的传统。当然，情境分析中并不是没有归纳的成分，社会情景就是需要通过归纳法来总结的对象。在情境分析的框架中，“情境”在含义上等同于主流经济学模型中的“约束条件”（constraints），而约束条件的真实性是建立理论与现实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之一。可见，归纳法在情境分析乃至整个经济学理论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任何对于归纳或演绎的偏废都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专断。但是，这一结论是针对正确的方法论原则而言的，对于波普尔的情境分析则不见得适用，因为波普尔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石就是反对归纳方法，甚至认为“归纳原理是多余的，它必然导致逻辑矛盾”，⑧这实际上契合了经济学从李嘉图以降逐步削弱斯密（Adam Smith）所提倡的归纳法，独重演绎法的方法论倾向。一旦演绎法被视为标准的建模方法，作为推理前提的理性原则或曰经济人假设，其在研究纲领中的硬核地位就愈发不容置喙了。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种方法论上的偏执不仅蕴含了情境分析方法的危机，更埋下了新古典经济学在金融危机面前苍白无力的种子。

二、对情境分析的批评：伪问题与真问题

由于把理性原则处理为研究纲领中无需检验的硬核假设，情境分析招致了一系列的方法论批评，尤其集中在理性原则与证伪主义的关系上。然而，这些批评基本上都源于对波普尔理论的误解，并没有抓住情境分析的要害。批判理性原则是否可证伪实际上是个伪问题。

总体来说，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者认为，情境分析与证伪原则存在冲突。如汉兹（Wade Hands）认为，情境分析明显地难以与证伪主义协调，以情境分析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如果按照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来衡量，“似乎根本不是科学”。⑨或者在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看来，由于理性原则拒绝任何证伪检验，“波普尔有关社会科学中解释如何发生的描述，与他有关可证伪性策略的要求并不一致”。⑩对情境分析存在问题的更全面总结来自布劳格：波普尔赞同“科学的一致性”，但是他在自然科学中强调理论要尽可能地增强可证伪性，而在社会科学中却设计了理性原则这样一个特定的“免疫策略”（immunization strategy）。于是，对于波普尔而言，理性原则成为不可置疑的信条，社会科学中的命题被证伪的结果是理论的整体调整，即对问题情境的重述。最重要的是，波普尔为理性原则辩护时的一个隐含的逻辑与他的科学哲学出发点——对归纳逻辑的反对——是相悖的：“它们过去工作得很好，所以将来它们也可以工作得很好——这公然违抗了波普尔关于归纳法的每一个观点”。⑪

显见，以上的批评主要关注的是由于理性原则对证伪检验的免疫，造成了波普尔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内部不一致性。然而，此种众口一词的批判背后却隐含着对波普尔哲学思想的误解。误解来自逻辑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使经济学家在接触波普尔哲学时往往只注意证伪原则，而将其作为证实原则的良好替代。此类误用并不仅仅发生在经济学界，《研究的逻辑》的德文版1934年出版后，很多读者，包括部分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家都把波普尔视作是用证伪原则代替了证实原则的一个另类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如果真的将波普尔哲学视为一种特殊的逻辑实证主义，那么理性原则起码不符合用维也纳小组的语言叙述证伪主义。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归纳，理论的任何部分都需要有经验性的描述含义，而波普尔已经坦然承认理性原则是“假的”。但是，由于波普尔明确反对归纳逻辑，强调理论源于问题，所以理性原则与证伪检验的绝缘并不影响根本的方法论目标。理论的优劣应该根据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判断，而不是模型中包括了什么样的硬核性假设。与经济学中存在理性人这样的先验假设一样，自然科学在解决问题时也会使用“空气阻力为零”、“摩擦力为零”、乃至“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等在经验上明显非真的工具性假设，但是这在实验科学中反而被视为是实验环境可控性的体现。由此可见，传统的对情境分析的批评并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理性原则本身不能或不必证伪并不是缺陷。因为证伪检验的任务是判断科学理论解决难题的能力，而不是筛选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假设。

因此，在波普尔的哲学体系中，理性原则作为工具性假设无需检验并不与证伪主义相冲突（最多只是一个关于批判的具体方式的二阶问题），反而是“反归纳逻辑”的一个自然的推论。而且，波普尔赞同情境模型所提出的命题应该有经验含义并可以进行证伪检验，把“理性原则当作了所有或几乎所有可检验的社会理论的整体的一部分”。⑫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原则不可置疑，波普尔在1961年德国社会学学会会议上也指出：“情境分析是理性的，在经验上可批评的，能够改进的。”⑬因为，虽然有时理论中的一些前提假设会扮演形而上学的教条角色（如理性原则），但这只是暂时的，没有任何理论元素可以彻底地和永远地处于批判之外。否则，缺少充分批判将会损害科学的进步。虽然理性原则与证伪主义不存在天然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嵌理性原则的情境模型不会面临批判。

在金融危机导致主流经济学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最关键而直接的真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奉为圭臬的“理性”，它到底是等价于数学计算上的最优解，还是文化演化所规定的产物。这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意义”的问题。如何理解理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关系到如何回应下述挑战：主流经济学套用的情境分析的建模方法为什么在预测和应对金融危机时力有不逮，其方法论原因是什么？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改造自身的方法论，从而超越情境分析，重新确立本学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可能边界。

三、金融危机与情境分析方法的危机

按照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观，理论产生源于解决问题的需要，故而评鉴理性原则应该首先看基于理性原则构建的情景模型是否有足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对于经济理论模型而言，就是看其在解释或预测现实经济活动时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准确性。因此，按照波普尔的视角，金融危机暴露了主流经济理论在解决现实宏观经济问题时的疲软无力，缺乏解决难题的能力。又由于波普尔已经反复明确说明，他的情境分析方法实质上是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科学哲学提升和总结，“是试图概括出一种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以便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⑭故而，经济学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解决问题时的乏力，直接说明波普尔所概括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情境分析存在局限性。

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经济学中存在一种方法论迷信：如果希望成为“科学”，那么就必须模仿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固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和物理学有最多的相似之处，但这并不能说明经济学就一定应当将物理学方法视为权威来模仿。然而，这一迷信荼毒甚深，使得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完全忽略了社会科学（以经济学为代表）与自然科学（以物理学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的本质差异。正是在此处，波普尔与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存在明显的思想分歧。

基于方法论同质性的观念，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征在于形式上套用了19世纪的线性确定论物理学的框架。按照这种物理学观点，至少在原则上，自然对于我们是可控的，只要给定了初始条件，那么一切都是确定的。恰恰在这一根本出发点上，波普尔误解了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虽然波普尔自认为在经济学知识上受哈耶克影响最深。实际上，哈耶克在晚年自传中把围绕自己学术生涯的终生问题总结为“复杂秩序（complex orders）的形成和辨识”；⑮而与之相反，当波普尔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归结为个体所代表的“理性原则”时，他显然是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视为简单现象，从而运用了还原论的法则。

作为志同道合的长期学术伙伴，哈耶克对波普尔理论的评价是积极和谨慎的。他大力赞扬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是对幼稚的理性主义最合适的替代；在批评经济学追求精确的经验可检验性时，他也主动地为波普尔做了辩护，把矛头更多地指向了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但是，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是否同质这一问题上，哈耶克与波普尔的分歧是深刻而明显的。因此，在诺贝尔奖得主演讲这样重大的场合，哈耶克还是非常隐晦地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观点与波普尔哲学之间的差异：“对卡尔·波普尔这样的科学哲学家，我们应当表示无尽的感激，因为他给了我们一种检验方式，使我们能够对可以作为科学而接受的东西和非科学的东西加以区分。我相信，这一方法会使某些现已被承认为科学的学科原形毕露。然而，当遇到同那些本质上复杂的现象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时……不仅对具体实践的预测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如果我们自以为拥有超越这些障碍的科学，并据此采取行动，这种做法本身就会成为人类智慧进步的严重障碍”。⑯

不同于波普尔，哈耶克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学与物理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性。物理学领域中所要研究的现象特征为：“在这样的现象中，紧密相关的不同种类的变量特别少，少到足以使我们能够把它们当作一个我们能够对其间的所有决定因素进行观察和控制的封闭系统加以研究”。⑰反之，在经济现象中，“特定的情势数量之大，实是我们永远都无力探明和确定的”，⑱主要是研究者无法知晓“所有参与经济过程之中的行动者所具有的知识和欲求”，⑲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显然是复杂现象。于是，不同于波普尔长期受物理学理论浸淫，把物理学对简单现象的关注生硬地移植到了社会科学方法中，哈耶克坚持认为，“始终会存在这样一些领域，而人们可以在其间证明，所有这类简单陈述都肯定是错误的，因此赞同‘法则’（law）的偏见也肯定是有害的。”⑳因此，哈耶克认为，典型的物理学方法对于经济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如生物学和心理学都不适用。不适用的原因并不是其他学科不够先进，而是研究对象的性质有所不同——物理学研究的是所谓的简单现象，而与之相反，经济学则需要研究复杂现象。

从本体论看，物理学之所以可以把自身的研究对象设想为简单现象，是因为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是没有思想的客观存在，它没有历史、经验和目标，只是单纯地作为一个构成理论的基本单元而存在。把物理学问题作为简单现象来研究——通过控制和排除因果链中的次要因素的干扰——并不会破坏理论的有效性。因此，直到20世纪中叶，除了量子物理学外，大多数物理学理论都可以抱持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来建模，甚至爱因斯坦也着迷于还原论所带来的自然规律的所谓确定性。相反，社会科学中的基本粒子是有思想的人类的集合，集合中的每一个单元都在思考和体验着彼此行动的影响。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体，而是无数个体组成的多中心社会网络，这是一种典型的主体间的复杂现象。

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质决定了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面对的是复杂现象，正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总结的：“复杂性的来源之一是预期人类行为的困难，因为行为可以被大量可变的社会、政治、心理、生理和其他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社会科学中复杂性的另一个来源是预期不计其数的具有不同价值观、目标、动机、期望、禀赋、权利、打算和成长环境的人们的交互作用（并且是在广泛的制度设置的可能集下）的结果时的固有的困难。”[21]如果我们仿照牛顿式物理学，人为抹去个体差异并截断研究的基本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即像主流经济学和情境分析那样只关注个体的选择，那么就遮蔽了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特征。

由此可见，经济现象复杂性的本质是人的复杂性，即理解个人行为和个体间互动的困难。主流经济学在面对这一困难时采取了最简化的做法——认定所有人都是同质的，并且都按照理性原则来行动。但是，自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有限理性概念以来，理性原则不断受到行为经济学的挑战。我们可以从这些挑战中得出结论：人的理性实际上是不完备的；这种有限的理性实际上也并非唯一的普遍存在，而是文化的造物——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理性范畴，这些多元的理性范畴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是合理的。

理性由文化规定，当一个人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时，他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直到其掌握了陌生社会文化的意义，并把自己的行为调整到符合这种新意义为止。可以试想一下东西方文化对于食狗肉的不同态度，如果一个东方人在西方国家对狗肉大快朵颐，那么当地人一定会认为他“疯了”，他怎么能吃自己生活的伴侣，这就是西方文化赋予了狗这种生物不同于东方文化的意义。如果我们说这个人的所做所思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显得“非理性”，这显然是从文化赋予理性的价值意义的维度而言，而不是从生物的理性思维能力的物理维度说的。于是，如很多经济学家所设想并为波普尔用精致的哲学语言所描述的，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决定了什么是有意义的；相反，我们居于其中的文化规定了什么是有意义的，进而理性应该有何表现。

行为经济学的大量实验证明了理性的有限性，从而从心理视角打破了完全理性的神话。对于理性的文化分析则说明了理性的多元化，从而从人文视角超越了理性行为的同质性假设。但是，对于在应用领域如何发展这些理论，经济学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金融危机暴露了主流经济理论在解决政策问题上的无效，本质上源于它在情境逻辑主导下只专注于研究简单现象，从而忽视了真实的人与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按照主流经济学把复杂现象简单化的建模思路，市场活动者被设计为具有完全理性预期，这恰恰是波普尔比照自然科学所认定的社会科学中的“法则”。显然，在这类模型中，次贷根本不会发生，更不可能最终导致实体经济危机，因为行为人的理性可以预期到过度金融创新的恶劣后果，从而避免这种对几乎所有人在长期看都不利的情况。于是，我们必须承认，人并不具有完备理性。即使我们假设人类具有完备理性，蝴蝶效应告诉我们，所处环境的任何微小的不确定性变动都会导致迥异的后果，只需要一瞬间，你的百分百准确的预测就会变成百分百的胡言。

当我们进一步考虑了文化对理性的规定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就更为明显了。文化实际上为个人提供了将自己的行为理性化的背景条件。于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的理性行为必然是异质的，这使基于理性行为同质化假设的新古典模型变得文不对题。

综上，由于把不同文化滋养下的异质主体间的交互作用这种复杂现象扭曲成具有无文化差异的完全理性的代表性个体的内在选择的简单现象，现有的经济理论无力解释和预测经济危机就不奇怪了。

四、超越情境分析：面向复杂现象的经济学

如上文所述，经济学中的复杂性源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其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原子，能思考，有能动性，并且彼此特质各异。当这些异质的个人在市场中交互博弈时，真实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曲线不可能是个人需求和供给曲线的简单加总，犹如“1＋1＝2”，除非把所有人都假设为同质的原子。这种还原论的处理正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做法，其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学陷入了原子的海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庞大无比的方程组看似高端，却与现实世界和真实的人类主体行为毫不相关。

受这种还原主义思想毒害最深的是宏观经济学领域，因为其处理的正是不同心智的异质主体间交互博弈的效果的加总问题，要回答的问题是“1＋1是否等于2”。由于方法论缺陷，我们不可能指望按照简单现象的研究方法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之类的复杂现象，因为这就好比通过观察装进桶中的水来研究水的流动。即使是最外行的观察者也能认识到市场的运行始终处于非稳定的状态，宏观经济不是由虚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所形成的交叉点均衡，而是微观水平上的多维度的主体行为的演化博弈引起复杂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动态涌现（emergency）。在每一个阶段，参与经济活动的异质主体聚合而成的系统会产生新的突然涌现的宏观行为，对于复杂现象的研究实质上就是一门关于涌现的科学。

这种宏观上的涌现性质无法通过还原方法，即分解为几个简单的微观元素（如观察某些个人的行动或刻画一个代表性个体的选择）来解释，因为既可能“1＋1＜2”，也可能“1＋1＞2”。举自然科学中“水”的例子可能更通俗易懂：水分子的化学式是H2O，其在原子层面上（原子是化学反应中不可再分的最小微粒）可以分解为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对于水来说，我们无法在原子层面解释分子的性质，前者具有气态的性质，而后者的性质则是液态的。只有在作为整体的分子层面，水的性质才能显现进而做出理论说明。于是我们可以说，水和宏观经济现象这类具有涌现性质的对象不适用于还原论解释：涌现意味着系统整体所具有的性质可能不同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仅当相关类型的整体存在时，涌现的性质才存在，因此，因果的力量在于整体而非其组成部分。更高层次的性质能够被科学地解释，但是这并不允许其在因果解释中被各个部分的性质所取代。

复杂现象研究的涌现特征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涌现意味着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机制，而该机制决定了结果的不确定性，不存在稳定和唯一的均衡。均衡的性质关系着模型的可证伪性。情境分析虽然假定理性原则是先验的，但是却不排斥甚至欢迎对情境模型的结果，即预测性假说（predictive hypothesis）作出证伪检验。按照情境分析中的还原主义，经济学只研究简单现象，此种做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产生确定的均衡，从而保证命题的严格可证伪。然而，证伪检验只是为判断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服务，按照波普尔从问题出发的思路，理论模型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遗憾的是，遵循情境逻辑建模的主流经济理论虽然有很强的可证伪性，却在解决金融危机时力不从心。与之相反，直面复杂现象的理论虽然在经验可证伪性上受到限制，但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学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边界。

一方面，由于宏观经济是典型的由无数的微观主体演化博弈构成的复杂现象，未来的宏观经济理论乃至经济学新范式的发展趋势将引入异质主体的设定和过程的分析。新的模型分析的经济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经济理论的可证伪不能执着于精确的数值。在许多研究领域，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这种非精确的知识是我们唯一可以获得的正确的知识。如果我们没有因为地质学家无法精确说出下次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而怀疑地质学是科学，也没有因为达尔文主义者不能精确预测人类未来的进化方向而说进化论不是科学，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因为以复杂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只能做出不可量化的本质层面的预测，就质疑它也是取得科学进步的一种方式呢？这种质的层面的预测被哈耶克称为“模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其往往是一种否定而非肯定式的预测，即“某些事情不会发生的否定性预测（negative predictions）”和“这样或那样的现象不会同时发生的预测”，[22]虽然通常不会得出精确的数值解，“模式预测仍然能够被证伪，并且因而仍具有含经验意义的内容”。[23]

另一方面，复杂系统模型可以让我们走出黑板经济学的虚拟世界，对真实世界的宏观经济规律有更真切的理解。在复杂模型中能够容纳群体对个别投机行为的模仿和累积效应，一旦这种循环积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超出某一阈值水平，就可能引起突变，意味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这种微观主体交互演化作用的正反馈机制可以用来解释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现象，继而“提供一个可选择的透镜使我们能制定规则、法律、激励和制度，同时也鼓励发展生产性的社会规范，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24]这是只分析简单现象的情境模型力所不及的。

于是，不同于削足适履地研究简单现象的情境模型，经济学的复杂系统模型可以解释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虽然这些建议只能是制度和结构层面的）。此时，理性原则是否可证伪反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伪问题了，因为理性原则只是众多的方法论上的工具性假设之一，任何对工具性假设的修正、补充或坚持都应该为解决问题这一方法论出发点服务。用哈耶克的话说，研究复杂现象的理论“惟有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而不再是它的一部分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证伪”，[25]这在本质上是以理论是否解决了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作为证伪的标准。

如果再进一步讨论理性原则对于理论的可证伪性的影响的话，那么经济学在直面真实的复杂现象时可证伪性的降低实际是从人文和心理的角度重新解释理性概念后的一个逻辑必然，其逻辑传递关系可以表述为：文化差异造成了合理的价值意义的多元化，从而理性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理性的多样性意味着作为经济学基本粒子的人不再是同质的原子，而是异质的能动者；经济学也就无法再构建基于还原和演绎的线性模型，而只能采用非线性的分析工具，因为异质的能动者无法被还原为消除了个性特征的可演绎的数学符号。当使用非线性模型时，我们无法再得到线性模型的唯一和稳定的均衡解，我们将面对多重均衡甚至是非均衡的结果。这意味着基于决定论的世界观的坍塌，经济学乃至任何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都只能是非决定论或非严格决定论的世界。在这种非决定论的世界中，当然不可能产生主流经济学所期望的精确预测，有的只能是所谓的模式预测，后者虽意味着较低的可证伪性，却也意味着与真实世界的更强关联。

科学研究要在可证伪性与解决问题之间权衡，哈耶克在20世纪60年代对这一趋势就有所认识。“科学的进步必须从下述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展开，使我们的理论尽可能具有可证伪性是极为可欲的，然而我们也必须同时进入这样一些领域，随着我们的深入，可证伪的程度必定会相应减少。这便是我们努力进入复杂现象领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26]哈耶克认为，不承认这种趋势而一味地追求经验可证伪将使研究者成为方法的奴隶，“导致从现象中选出一些因为恰好能够计算但最不相关的因素进行研究，而且导致对一些根本没有意义的数值的‘计算’和排列”。[27]在哈耶克看来，这是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对社会科学最负面的影响之一，会降低我们探求真理的能力，影响我们解决问题。实际上，在可证伪性上的让步并不与波普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冲突。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科学的客观性取决于批判，而经验性的证伪检验只是批判的一个重要方式。波普尔在解释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时说得很清楚：“在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中，证伪实验（falsifying experiment）是引出新问题的典型方式之一。但是还有其他的典型方式。例如，可以通过理论内部检查发现理论的内在困难，或者我们可能已经很成功地处理了各种问题，用不同的理论解决了每一个问题，不过却发现这些理论中的一些是互相不兼容的”。[28]因此，一个理论可能没有经验含义或者可证伪性较差，但却是可以批判的，如哲学中大量形而上学问题、伦理讨论以及分析复杂现象的经济学范式。

五、结 论

我们可以套用波普尔的语气说，金融危机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在解决问题的科学事业中已经失败了。如果从科学哲学的视角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失败在本质上是方法论的失败。

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给经济学造成的困境，我们必须超越波普尔对哈耶克的片面理解，回到真正的哈耶克思想，重视对复杂现象的研究。在意识到经济学的复杂性与自然科学的复杂性差异的前提下（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基本粒子不具有独立思维和判断的能力），经济学有希望在一个更自主的层级上吸收物理学的新方法。在这种新的融合中，经济学将保留自己的独立性，重视自身的文化和心理维度，把自然科学中关于复杂性的分析方法（如计算机仿真和模拟）当作工具而非目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应该由研究简单现象向研究复杂现象发展，研究简单现象与复杂现象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见表1。

表1 关注简单现象和复杂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差异

续表1 关注简单现象和复杂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差异

由表1可知，看待经济学方法论与物理学方法论之间关系时应该一分为二：一方面，两者确实有很多相似和共通之处；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将两者完全等价。波普尔的情境分析强调了第一个方面，但却忽略了第二个方面。所以，波普尔的情境分析所概括的只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完整研究范畴的一个子集。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余波未平已经证明了遵循情境分析的经济学研究纲领是退化的。这种退化的本质原因在于只对简单现象按照情境逻辑建模，遮蔽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是人与人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物与物之间的作用。于是，人的个体差异性和个体行为聚合成整体现象的互动过程是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主题。

正面接纳这种差异性对于经济学家的启示在于，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思考自身学科的特殊性，而不要继续对此掩耳盗铃，甚至顽固地坚持物理主义迷信，做一个只会孤芳自赏的“轮椅上的经济学家”。这也许是在金融危机视野下，从科学哲学层面批判情境分析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Blaug M：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3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74.

②③④⑤⑥⑦⑫[28]Popper K：Models，Instruments，and Truth，in Nottorno M A.（ed），The Myth of the Framework：In Defense of Science and Rationality，Routledge，1994：p155，p68，p171，p177，p177，181，p177，p62.

⑧［英］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页。波普尔在反归纳方法上最著名的就是“黑天鹅”的例子：当我们看到的天鹅都是白色时，按照归纳逻辑，我们的结论是天鹅是白的；但是，一旦我们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澳洲就有这种天鹅），那么之前的整个归纳结论就破产了。这个例子用来说明证伪方法的价值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波普尔显然把归纳逻辑等同于归纳方法。如果把归纳视为是一种总结真实现象，从而提炼出与现实相符的情境或曰约束条件的方法，那么波普尔的批评显然把打击范围扩大化了。

⑨［美］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页。

⑩［美］布鲁姆·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70页。

⑪［英］马克·布劳格：《为何我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一个不悔悟的波普尔主义者的自白》，载自［英］罗杰·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⑬［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⑭［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邱仁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⑮Hayek F：《海耶克论海耶克：对话式自传》，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编，李华夏、黄美龄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0页。

⑯[23]［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3页，第414页。

⑰⑱⑲⑳[22][25][26]［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第428页，第429页，第311页，第277页，第277页，第293页。

[21]Sen A：Prediction and Economic，Theory，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Series A，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1986，407（1832）：p5.

[24]［美］瓦拉德拉扬·查里、大卫·科兰德、斯科特·佩奇等：《建立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吴敬琏主编：《比较》第54辑，潘玮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27]［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