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令国人惊醒而倍感困惑。其实，应试教育是根本原因之一。“读书做官”思想在我国相当浓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许多人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重要目的就是入仕。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就成了我国古今许多知识分子不变的追求。殊不知，正是这种传统痕迹浓重的教育制度消费了国家的杰出人才培养。

第一，“状元难入大家之列”。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产生了592名状元，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文武状元约777人。然而，700多位状元中，除杨慎、柳公权等几位获得较高的成就外，大多数人都文绩平平。而唐宋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过状元挂冠。有研究发现，历史上涌现的杰出人物，大多不是从科举制度走出来的。

第二，中国科举制度之困。科举制度从隋唐建立到清末废除，实行了整整1300年，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举制度的初衷是从民间选拔人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拔制度，无疑是一种相对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客观上，科举制度推动了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让下层知识分子有机会参政治国，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由于考试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试形式多用八股文，考生只能“代圣贤立言”，大大消磨了考生对知识创新的渴望。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官员，大多只能成为维护庞大官僚体系的“螺丝钉”。可以说，这种仅为科举考试的读书、以当官为目的的读书，必定使人的主体性消遁，理性精神萎缩，批判精神丧失。

第三，现代应试教育下的“状元”依然难成“大家”。科举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以“读书做官”为价值观的应试教育。“读书做官”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高考制度已经深受“读书做官”价值观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把精力耗费在并不能激发学生创新的应试教育上，其结果是人才的平庸化与创造力的退化。据《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披露，恢复高考30多年来，高考状元“曝光率”极高，引得大家对他们顶礼膜拜；但毕业之后随着状元光环的逐渐褪色，其“能见度”越来越低，直至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其职业成就也远低于“社会预期”。有人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这30多年来高考状元几乎全军覆没，很少人能成为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

第四，中国应试教育之惑。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学生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创造力却排名倒数。事实已经证明，应试教育既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更不提倡学生另辟蹊径，而是要求一切都按照“标准答案”来思考和答题，由于缺乏独立思考的氛围，没有自由发挥的土壤，自然难以涌现自由的灵感，最终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由此看来，把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希望继续寄托于应试教育，只能是“刻舟求剑”式的徒劳之举。

（刘尧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