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丹枫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基本问题。传统经济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基本上是采用两分法的方式，即认为在市场成功的领域，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则由政府来配置资源。

本文试图分析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药用野生动物资源配置的自发调节，即不存在政府规制的情况下，具备了一定条件以后，药用野生动物资源能否由市场机制保证。如果市场机制可以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自发调节药用野生动物资源配置，则政府没有必要进行规制，从而减少了规制的成本。

1 市场失灵

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需求创造自身的供给。即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1]。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市场一般不能实现理论中的高效率，即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垄断、外部影响、非私人物品和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一般体现为错误的产量选择而导致的效率损失[2]。

药用野生动物资源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其在市场配置方面的失灵主要表现在外部影响和非私人物品两个方面。

1.1 外部不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外部影响是指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相等的现象。社会收益超过私人收益的外部影响称为外部经济或正外部性，社会成本超过私人成本的外部影响称为外部不经济或负外部性。在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中，假设一家合法养殖药用野生动物的企业和一家存在假冒伪劣生产药用野生动物行为的企业，对于消费者而言，合法经营企业所提供的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带来正外部性，由于消费者对市场上的药用野生动物产品产生信任并一般不能区分真药用野生动物和假药用野生动物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就会以次充好，从中牟利。消费者购买了假冒伪劣产品后，由于不能达到正常的药用功能，消费者便对产品市场产生不信任，进而影响合法经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同时违法经营行为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合法经营企业在无形中也要承担资源恢复和补偿的成本，产生负外部性。

在上述外部不经济的例子中，违法经营企业除了需支付自己生产所需的私人成本外，还需支付其违法生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成本，这两项成本之和称为违法经营企业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超过了私人成本。设社会边际成本为MCs，私人边际成本为MCp，社会最优产量应满足MR=MCs，此时得到的产量为Q1。但违法经营企业却不考虑社会为它付出的成本，仍按照MR=MCp的原则选择产量Q2，Q2＞Q1。外部不经济使生产中配置了过多的资源从而私人确定的产量高于社会最优的产量。由于合法经营企业与违法经营企业之间很难达成一致，同时外部影响的大小难以准确度量，所以私人确定的产量始终不能等于社会最优产量，潜在的帕累托难以改进，经济运行就一直处于资源配置失当的状态。

1.2 非私人物品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药用野生动物资源在非私人物品性中表现为公共资源。公共资源指不具有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的物品[3]。药用野生动物是一种具有“多重”价值属性的资源，如提供生态服务及基因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等。它在消费上往往表现出非排他性和竞争性[4]。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公共资源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假设药用野生动物资源量为固定。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使得消费者在消费时不用付费（这也是“搭便车”动机的由来），于是每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都为零，因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所以消费者会不断地进行消费，直至个人边际收益为零。然而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不但不为零而且还会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增，所以公共资源的消费行为会影响社会福利。

哈丁最早提出的“公地悲剧”形象地说明了公共资源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5]。公地悲剧常被形式化为囚徒困境博弈，双方参与者为博弈的局中人，且都会本着规避风险偏好追求个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博弈均衡结果并不一定是帕累托最优。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合成谬误是公共事务治理所面临的三大难题，而且这些问题都是“搭便车”问题。如果所有人都参与“搭便车”，那就不会产生集体利益；如果有些人提供集体物品，而另一些人“搭便车”，就会导致集体物品的供给达不到最优水平[6]。

2 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规制在市场失灵时的解

2.1 外部问题内部化

由上文分析得知，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外部不经济其实是私人成本社会化，违法经营企业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合法经营企业受损的基础上，合法经营企业需要为违法经营企业造成的资源损失及声誉损坏等社会影响买单。因此，要解决外部不经济，就要实现私人成本内部化。

2.1.1 庇古税 庇古税是指通过收费或税收等手段对药用野生动物资源利用进行补偿。设违法经营企业为了得到更高的利润，生产单位以次充好的药用野生动物原料，此时，合法经营企业需要为违法经营企业的违法行为承担成本为e（x），假定合法经营企业的利润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两家企业的利润函数是：πx=max[px－c（x）]，πy=－e（x）。 假设这两家企业的成本函数是递增且凸的，则企业的均衡产量由Xq=c′（Xq）给定。但是由于外部不经济，私人成本确定的产量高于社会最优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x征收庇古税，提高其私人成本，当征收的税额与其私人成本之和恰好等于社会成本，企业x则会按照社会最优的要求来确定产量。假设对企业x征收的税额为t，那么现在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P=c′（X）+t，由此得出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所决定的有效率的企业x的产出水平xe。

同理可得对外部经济的企业津贴y，也能够得到符合社会最优的产量。

虽然理论上通过庇古税能够实现社会最优产量，但是仍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①税收必须直接强加在产生外部性的行为上。如果企业的违法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影响，那么征税将导致资源配置失当。②政府在实施赋税和津贴的过程中必须知道两个企业由外部性引起的成本和收益的大量信息，否则，上述方案无法达到最优。

当前，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属于多部门规制管理，在这种管理主体不明确的管理模式下，庇古手段更加缺乏科学的定价评估。

2.1.2 科斯手段 科斯发现，一定条件下并不需要赋税、津贴和企业合并，市场机制本身就可以自动地纠正外部影响带来的低效率[7]。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说，只要财产权明确，并且交易费用为零，则无论在开始时财产权是如何安排的，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无论产权配置规定企业x有无外部不经济的权利，两企业通过市场协商都会使它们的产量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原则。假设赋予企业y有阻止企业x实施外部不经济行为的权利，此时两企业之间存在协议，当企业x付给企业y费用T，企业x可以产生外部水平xe。企业x当且仅当它由于这个协议所得到的福利和拒绝这个福利所损失的一样多时才会选择接受这个协议。

这种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相对于庇古手段的一个显著优点是，它只要求企业之间知道相互的偏好，而不需要政府掌握大量信息。企业知道相互偏好，对于通过协议取得最优结果是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协议不一定能导致最优结果。

然而在我国，药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法律主体是国家，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还需要面对许多法律与制度的挑战。

2.2 公共资源条件下市场失灵的解

理论证明，什么时候提供公共资源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取决于人们的支付意愿和公共资源的总成本。如果保留价格总额大于公共资源成本，肯定存在着某种支付方案，是拥有这种公共物品的境况比不拥有它的境况要好。但是，保留价格是有财富分配决定的，这就涉及到人们对于购买公共产品的偏好。假设使用同种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为原料的企业x和企业y，分别决定他们是否出资，对他们所使用的药用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保护。假设保护成本为50，每家企业对于保护所愿意支付的最大货币量（保留价格）为30，此时，形成的博弈矩阵如下：

使用同种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为原料的两家企业的博弈矩阵

这时，两家企业的唯一那身均衡为（不出资，不出资）。这一结果意味着两家企业都不会为药用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保护，从社会角度看，这时的帕累托是低效率的，因为公共物品的“搭便车”倾向对企业的诱惑力太大，纯粹个人主义机制不会产生最优数量的公共产品。为了克服这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一个常用的补救方法是集体选择，即通常所说的投票表决。假设三家企业投票表决是否为药用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保护，设保护成本为99，企业x的保留价格为90，企业y和企业z的保留价格均为30。一旦进行保护，每家企业在开始时都需要支付成本33，于是企业y和企业z投反对票，最终投票结果为反对保护。尽管这里rx+ry+rz=150＞99，但投票机制却否定了这个提案。这是因为每个个体的偏好不一样，但是投票机制赋予每个个体的权益是相同的。

要保证公共资源的有效保护，关键问题是知道每个个体对公共资源保护的偏好，或者更直接地知道个体的真实保留价格。但是个体的保留价格是个人的私人信息，如果说真话意味着多出钱，那么就没有说真话的动机[8]。

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提出可以改变公共物品的边界，引入排他制度。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共有产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共有财产导致很大的外部性，通过清晰界定产权的制度设置，确定私人产权能够使得共有所有权造成的很多外部成本内部化，缩小公共物品边界。界定大象、鲸等濒危动物的私人产权，有助于避免可能灭绝的灾难后果，比如在非洲赞比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博茨瓦纳等国家，大象数量在增长，因为这些国家允许商业性捕猎大象。而在禁止捕猎大象的国家，比如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则缺乏繁育大象的激励政策，普遍存在的偷猎行为导致大象趋于消失。另外有学者提出，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公地悲剧便会以公共资源为舞台普遍上演。为了遏制私人决策者过度使用公共资源，政府应当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实行管制，包括季节性或无限期的禁猎、禁渔等。收费作为一种重要的管制措施，虽然费用会很高，但却可以有效地缓解对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

3 对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规制的建议

通过对庇古手段、科斯手段以及共有产权对于药用野生动物资源配置影响的分析可以得出，药用野生动物资源所属的外部性和非私人物品性这类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内，市场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发调节，但是仍需要政府部门规制保护。对我国在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规制方面，提出以下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3.1 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

我国的药用野生动物资源管理采用的是多部门协调管理的模式。由于药用野生动物资源分布广泛，而且通常是群落中的稀有种或非常见种，多部门管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鉴于我国目前药用野生动物资源多部门协调管理造成的管理主体不明的混乱现状，考虑到药用野生动物资源较高的经济价值及独特的文化价值，建议在多部门协调管理的基础上，明确协调管理的主管部门。在这种协调主管模式下，相应部门对所管辖范围内的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享有管理制度权。这样，既可以避免主管部门的缺乏，又可以避免因缺乏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而造成的资源补偿定价不科学。

3.2 加强对濒危药用野生动物养殖业的支持力度

建议设立并启动濒危药用野生动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按照“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对濒危药用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管理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制定保护、管理、研究和开发的长远战略规划。鼓励以企业为主体建立经营性濒危药用野生动物养殖场，按照《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切实改变药用野生动物资源归国家所有但是国家无力实施全面有效保护的保护管理，所有权实化而经营权虚化的状况，让企业成为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繁殖利用的主体，吸引社会风险投资，联合建立经营性药用野生动物繁育区，实行“谁经营谁所有，谁投资谁受益”的战略扶持政策；对濒危药用野生动物养殖企业的产品价格全面开放，按照市场需求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国家和企业都应当设立濒危药用野生动物养殖开发基金，用于支持养殖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

3.3 加强药材市场流通秩序的专业化管理

当前药材市场的管理主体是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具有浓厚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并且缺乏野生动物药材质量监管专业技术人员的具体指导和参与。因此，药监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药材市场的监管。应当组织中药科研教学单位的专家教授，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市场经营人员进行管理培训。同时，监管部门应当建立药材市场信息网络，定期发布市场信息，为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药材产销信息，合理配置资源。

[1]杨孝海，赵翠红.西方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182.

[2]叶祥松，龙天健.微观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240.

[3]王廷惠.公共物品边界的变化与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36-42.

[4]刘欣.曹玉昆.刍议我国药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经济手段[J].林业经济，2007，（6）：63-65.

[5]Hardin 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1243-1248.

[6]沈满洪，谢慧明.公共物品及其解决思路——公共物品理论文献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9（6）：133-144.

[7]肖兴志，王倩倩.公共产品视角下的政府规制及最优供给研究[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8，28（10）：23-26.

[8]张婷婷.中国食品安全规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