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简政放权

编者按

深化改革已成中国大潮，到了最紧要关头。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简政放权是解决改革核心问题的核心，甚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简政放权，犹如虎口拔牙，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场“自我革命”，涉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

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时说，改革方案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他强调，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他还说，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

为此，本期“西部大讲堂·名家圆桌对话”栏目，以《试问简政放权》为题，探讨简政放权在政府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中的核心问题和作用，梳理分析简政放权的思路与方法。回答四大提问：为何简政放权？如何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关键与最终达到什么成效？

为何简政放权？

主持人语

简政放权，是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为何简政放权？李克强总理指出：简政放权，就是要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李章泽 中编办综合司司长

对于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方案，主要看点是职能调整，对应政府简政放权。

政府职能转变是“割肉，而且刀刀见血”，都涉及到相关部委的利益。审批权和名目繁多的资格认证被各方诟病，在听取社会意见时，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称，三一重工收购德国企业的过程中，德方的政府审批程序仅耗时一周，而三一重工的手续卡在相关部门一名处长的手中就长达3个月，而且更换一个螺丝，都要走一遍审批流程。

对于相关部委而言，审批权捆绑着利益。一般而言，一项涉及部委的审批，都会由部委下属企业或研究院提供意见，企业因此要承担费用。

以国家发改委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为例，企业提交的可行性报告由其下属咨询公司出具报告，才能提交发改委，其中利益诉求不言而明。这造成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围绕着中央部委“跑部钱进”或者“跑项目、跑审批”。

政府审批权限确实太多，民企投资本身是企业行为，盈亏政府都不负责，按照公司章程批准、符合环保要求即可，一旦需要部委审批，就会触及各种“玻璃门”和潜规则，增加企业成本。

简政放权要“给社会放权，给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在政府定出时间表后，将推动审批权清理。

政府也是经济人，也是自利的。在“削权”过程中，肯定有持续的讨价还价，难以协商的事项则提交给国务院裁定。

王秦丰 中组部副部长

现在的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仿佛就是一个大箩筐，大事小事、琐事杂事都往里面装，政府忙于应对所面临的这些事，往往忽略其最基本的职能作用。久而久之，不堪重负，不该做的没做好，该做的也没做好，费了不少力，得到的或许只是群众的一片埋怨。

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就成为当前很受关注的议题。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是下放权力。简言之，就是简政放权。让政府轻装上阵，集中力量做好该做的事情。这个措施，应该从基层做起。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乡镇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市、区的发展。要加强乡镇政权建设，激活基层发展活力，就必须将行政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依法下放，彻底解决基层政府“只政，无权”的现状。要切实通过简政放权，促使乡镇行政、社会管理体制得到根本优化，提高行政效能，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如何简政放权？

主持人语

如何简政放权？如何对权力进行重新调整？简政放权，并不是把权力从左手转到右手，从“老子”转到“儿子”身上，而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只有当政府明确地知道自己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并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时，改革才不必与危机赛跑了。

如何让简政放权具有有效性？纵观所云，要有担当的责任，要承担可能的挫折和风险，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建立可行的应急处理机制，要确保简政放权在有效的机制体制中运行，做好权力监督。

侯晓春 四川省广安市委书记

行政体制改革，简单说就是简政、放权。政府是定规则的，即参与一些法律法规、市场运作规则的制定，引导资源配置的流向，但不要过分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具体的经营活动应由市场来决定，企业才是市场经营的主体。

重回市场，向社会放权——这是对市场、社会关系再认识的结果；同时，职权下放也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而加强建设、保障民生。

如何落实简政？如何层层放权？改革的基本准则应该是法治，只有走上法治轨道，才能形成长效的机制、建立有效的制度。政府职能的转变，最终还是要回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为民这三项上来。

卫思宇 西部大开发杂志社执行社长兼总编辑

真正要在简政放权上有点实质性的作为，首先要在思想意识方面，要有自我改革、自我舍弃、自我加压的勇气。其意义是明显的，既可赢得改革的时空主动权，也可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此，有关简政放权的顶层设计，应该就是把勇于自我改革作为思想认识的基点和具体实践的出发点。

思想认识一旦能够统一到愿意自动减少政府的资源权和干预权，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定位政府的职能。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直在说、在做的事情，即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对政府职能作了十分精辟的最新概括：一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何苦再揽那些干不好、干了也费力不讨好的事，能干好这三条已经相当不易。

在认识和明确职能之后，自然就是如何在时间路线方面加以落实和操作。没有比诉诸法律更稳妥、更权威、更长久的方法了。一方面凡事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但不逾矩，另一方面凡事做到师出有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另外，简政放权作为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关键方面，考虑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固有格局的惯性阻力，以及尽量减少动荡的试错等因素，必须在方法步骤方面注意采取先行先试、逐步推广的稳健型模式。正所谓“不改不行，改慢了不行，过于激进也不行”，一切尽在多做少说之中。

赵 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需要追问的是，继续“简政放权”应该由谁主导“简”？“简”到何种程度？放权给谁？中央放权给地方政府？放权给协会组织？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看，部门利益永远是存在的，世界各国概莫能外。而且历史也一再证明，只要有正收益，“王熙凤往往管得比贾母还要紧”。

简政放权是如此，对于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更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就是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就是“削权”，是“自我革命”。政府有没有动力自我“削权”呢？其实，政府之所以能干预市场，主要还是财政支出中经济性支出占比过高，而且支出不透明的原因所致。

要想把“政府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要想把“全能政府”尽快转变为 “有限政府”和 “有效政府”，必须给这种寻求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的冲动施加外部硬约束。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好的外部约束就是财税体制改革，预算和支出的透明、细化、可监督就是关键的第一步。一方面，相较于事权而言，财权更易于监督。“粥”少“僧”自然不会多，财力受到控制，政府的手想伸长也难；另一方面，通过财税改革可以逐步撬动行政领域的相关改革。政府手上拥有的资源少了，财权受到制约和监督了，自然就“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了。

王学杰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

简政放权是一场革命。要把转变职能与简政放权有机结合。在前几轮的机构改革中，都难以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简政”就是精简政务、精简机构、精减人员。精简政务是精简机构的前提，只有政务精简了，才有可能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

为什么？因为政府减少了所管理的事务，把一些可以由市场调节的职能交给市场，把一些可以由非政府公共组织承担的职能和服务交给社会。这样，被撤销的政府工业主管部门就不可能再恢复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基本内容是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精简行政审批程序，其实质仍然是减少政府管理的事务。也就是说，要通过精简政务，逐步开始解决政府越位问题，而这正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简政其实是贯穿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始终的一大主题。

简政放权，不是把政府权力一放了之。“简政”与“放权”是一个有机统一的过程。政府精简下来的政务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移了。向哪里转移了？就是向市场、企业和社会转移了。纵观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一条主线，正是政府逐步向市场、企业和社会转移职能和权力。

实践证明，简政放权如果不与转变政府职能联系起来，必然出现放权——收权的循环往复局面。

在政府转变职能的基础上简政放权，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趋向，也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在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更好地完成改革任务，我以为，仍有较大的空间。这就是政府机构之间的职能关系如何由物理变化达到化学变化，并不是简单地合并，而是要真正实现职能分工合理、界限分明、不留空白、不显重叠地有机整合和有效运行。

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实行简政放权，政府部门要正确处理自己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不能因为改革触动了自己的利益就不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改革，也可以把加法和减法结合起来做，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把应当由自己担当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是加法；对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可以采取提出规划和设计思路、方案，把管理和服务权交给企业和社会，由政府加强监督管理的办法进行，也就是“政府掌舵不划桨”的办法，这就是减法。

冯海宁 特约评论员

如果问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显然是削权、放权。

那么，该如何削权、放权，实现职能转变的目标呢？首先不能指望各个部委主动交权，而是要让独立机构列出权力清单强制交权。如果一些项目确实需要削权、放权，就不能与相关部门“讨价还价”，而是要强制交权。

其次，不妨让社会、市场参与削权、放权。究竟哪些审批权该下放，哪些权力该取消，最有发言权的显然是地方政府、社会、市场和企业，因为他们对项目审批过程中的权力过大、手续过多甚至权力寻租最有感触和体会。也就是说，各个部委具体有哪些审批权全部要“亮”出来，让公众来选择是保留、是下放，还是直接取消，可能效果会更好。

再者，下放审批权的同时，需要培育好的“接权”机构和建立好的“接权”机制。从相关报道来看，在过去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部分审批权转给一些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鉴定评审机构和各类社团，有的社会组织接权后不仅没有发挥积极意义，反而变成了狐假虎威的“二政府”，甚至成为腐败的“毒瘤”。因此，谁来“接权”、如何“接权”必须科学安排。特别要警惕某些地方政府接权后随意扩权、滥用权力。

另外，无论是保留的权力还是下放的权力，必须关进笼子里。1700多项审批权削减三分之一后，还有1000多项审批权，尽管这些权力有必要保留，但需要完善监督机制。而下放的权力，同样需要有力监督，否则，也会越轨。尤其是需要警惕削减的行政审批“回潮”，需要警惕下放的权力收回，因为很多领域的权力边界并不清晰。另外，还需警惕某些部门设置新的审批项目。

简政放权的关键在哪？

主持人语

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较难，简政放权更难。那么简政放权难在哪？关键在哪？如何简政？又如何放权？“限权”与“放权”如何权衡？权力又如何制约？这些问题也许就是简政放权的核心。

有人说，简政放权不是当甩手掌柜，而是为了让政府轻装上阵，集中力量做好该做的事情。有人说，简政放权是为了减少审批层次，提高办事效率，使各级在申报项目、争取政策支持等方面有了更快捷的渠道。然而，行政审批权很多都是“炙手可热”的权力，“放权”后如果管不好，可能会出现少数官员滥用权力的现象，如何管就成为了简政放权的关键。

韩 正 上海市委书记

简政放权，关键是简政，简政比放权更难。很多人关注放权，从省市放到区县，再放到乡镇，放来放去还在政府手里，更重要的是简政增效。像食品安全，政府的市场监管责任就不能放松，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政府一定要有自我改革的精神和措施。涉及到自我改革，难度很大，特别是在付诸实施时，会触及到一些具体的利益群体，这就带来很大的挑战。要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人民利益的具体化，政府就必须走出自我改革的这一步。

从全国来看，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改革必须根据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分步骤进行。

中央要求深化改革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思考这八个字，要先理顺一些逻辑关系。改革核心是什么，就是处理好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四者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必须要加大政府改革力度，过去政府行政主导过多，现在要将更多的改为市场主导。改革难就难在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难在剥夺政府的部分权力，把一部分权力交还给市场、一部分交还给社会。因此，改革核心的核心是政府。四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决定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发挥到多大作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就有多大程度的解放与创新能力。

陈建国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

行政体制改革解决的是政府管什么不管什么的问题，要作用到百姓生活当中还有个政策和执行的问题。再好的机构、再好的职能配置，最终都要靠各级党政官员一点一点去落实，去执行，工作作风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效。

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官员政绩考核问题是绕不开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要改，但应该和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配套，兼顾平衡、不能单搞。

前些年各级党政官员把政绩和数字放在非常核心的位置，对民情的体察和对群众的联系不够。现在对官员的政绩考核讲究“五位一体”、不再一味强调GDP，反观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最容易实现的可能就是经济指标，反而是其他四个方面难度要更大。现在问老百姓你幸福吗，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单纯回答“钱多了我就幸福”，老百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正是与官员政绩考核的五个方面一一对应的。官员肩负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应当把这些关键问题纳入地方政府的规划中。

郭新双 齐齐哈尔市市长

简政放权的关键在于明晰职能、权责对等。简政放权不是简单的权力增减，关键是通过实施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明确各级政府“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只有权属清晰、分工合理，使权责一致，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社会力量在社会事务中的管理作用，才能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让政府上下贯通、运转高效。简政放权，应更加注重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和创造力，通过下放事权、扩充财权、改革人事权，使地方事权、财权、人权相匹配。

提高效能的核心在于规范权力，优化流程。提高效能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基本要求。把政府应该管的事管好，必须要靠科学的机制、完善的制度来规范权力运行，优化行政流程，不断提升政府的创造力、执行力和公信力。规范权力并不是要把权力管死，目的是要让权力沿着其应有的方向运行，发挥正能量。在权力规范的前提下，政府效能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流程的优化、合理化。搞好流程再造，推进政务公开，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行政运行机制，已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当务之急。

要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下去探讨政府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道路；要通过推进政府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从“努力管好”向“努力引导好”转变；要警惕和防范“权力紊乱”的风险；中央应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内突破现有的框架。

邓聿文 《学习时报》副编审

机构改革是要简政放权。简政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公共行政的标准来塑造政府，放权就是将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下放给企业和社会，由企业和社会去行使原先由政府行使的管理权力。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要简政就须放权，而只有放权，才能更好地简政。但要使简政放权顺利进行，市场和社会就必须能够承接政府转移出去的职能，否则，政府即使想放权，也无处可放。

而目前，我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机构虽然改革了，但政府该管的事情、该抓的权力一点都没少，或者仅把那些次要的职能和权力下放给企业和社会；另一种是由于政府长期垄断权力，面对突然下放的管理权限，企业和社会不会行使。这两种不论哪种，都会导致机构改革“换汤不换药”。

国务院机构改革要避免出现此类“换汤不换药”现象，就现实地提出了必须尽快落实职能转变的任务，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在更大的程度、更广的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此，需要制定一个职能转变的时间表，将该落实的事项、该转变的职能、该下放的权力列出一个清单，向社会公布出来，限期完成，否则问责。

简政放权要达到什么成效？

主持人语

简政放权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成效呢？有人回答：是为了深化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有人回答：是为了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人民提供优质的服务，达到公平正义的要求。

纵观各方意见，简政放权就是要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限公权、促民权，遏制官员权力滥用，激活社会活力，释放制度红利，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实现从“要做”到“如何做”的角色转换。只有让“政之所为”与“民之所需”更好对接，干出成效，才能赢得百姓认可。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著名法学家

李克强总理对反腐倡廉任务提出的六个要求是：简政放权、管住权力、管好钱财、政务公开、勤俭从政和依法促廉。

六个要求的核心无外乎两点——“放权”与“限权”。从“要做”到“如何做”的反腐工作正一步步通往顶层设计。

腐败的根源是国家行政机关拥有大量行政权力，当权力本身过多、过大，又不受外部监督和规范时，官员贪腐自然滋生。当权力已成为一种利益时，廉洁政府能否建成，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割自己身上肉”的决心。

放权给社会与市场，缩减“寻租”空间，要求之一是要抓紧推进职能转变，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

政府的集权化、过度行政化，是多年来腐败多发、易发的症结所在，“简政放权”跳出了以往体系内反腐的惯有思路，称得上是反腐倡廉思路的重要变化。

当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机构甚至某一个官员身上时，行政效率会因为中间环节过多而下降，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却大增。比如，近年来各地交通厅领导相继“落马”，一定程度上就是其手中握有大量行政资源配置权，却又缺乏监督所致。

要治贪腐，如何放权？关键是“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不该放的不能放”。比如用人权、做事权、监督权、管理权、审批权或者地方上的发展方式等，可以适当放给基层、社会和市场，增加它们的活力。但关系到国家整体规划、国计民生等方面的权力，仍应由中央层面掌握。

一个共识是，要落实“放权”并不容易，因为权力具有惯性，“尤其当它与利益挂钩时”。简政放权的路径无他，就是通过修改法律、清理审批许可事项、减少管理环节并压缩自由裁量权限来实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是关键。

李鸿文 深圳晶报评论部主任

简政放权，放权给社会，就必须放权给社会组织，而首先必须信任社会。

信任社会，必须培育社会的公民文化，公民文化的核心要素包括民众掌握了有关政府及政治系统如何运作的相当的知识，他们对政府的积极态度并且具有公民自豪感。公民文化还体现出能真正容忍他人的政治见解，对他人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对他人权利的真正尊重，以及为达到共同目标而与他人合作的愿望。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实力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力量有多强大，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中的公民文化有多强的生命力。公民文化的社会创造了财富，推进了知识，保证了几乎所有形式的进步。如果政府想通过压制社会中的公民文化的发展而寻求稳定，只会适得其反削弱国家的实力；而如果政府放宽对公民文化的限制，放权给社会组织，允许其发展壮大，那么，这个国家从总体上才会变得更强大和更稳定。从这个意义而言，国务院此次改革方案中的“向社会放权”，顺应了世界和时代的潮流。

宏观管理，解决政府缺位问题；简政放权，解决政府越位问题。缺位和越位往往互为因果，该管的不管，或者说管不好；而不该管的乱管，也管不好。所以，通过简政放权理顺和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此轮改革的重心。该方案提出的措施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向市场放权，赋予市场更多自由；向社会放权，激发社会自我治理更大活力；向地方放权，让地方有更多自主的权力。

刘晓忠 学者、财经评论员

当前行政审批权改革需克服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行政审批权背后的权力市场化问题；一是简政放权的解构而不建构问题和管制型理念问题。

行政审批权改革是政府自我卸责和政府职能的正本清源，把其看作是政府自我割肉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行政审批权是政府机构基于政府公信向经济社会组织背书的行政行为。目前行政体制改革旨在砍掉政府放置在市场和社会的错位之手，源自诸如投资审批等行政审批权，政府既缺乏有效的信息搜集和辨识能力，又缺乏对经济主体的投资抉择的担当能力，实现政府行使行政审批权的权责对称性。

因此，改革行政审批权是政府的一场自我卸责革新和拆弹。要有效缓解部分政府部门的利益束缚，把行政审批权改革由自我割肉变成自我卸责，实行主动简政放权，决策层可做实行政审批的责任约束，即若某政府部门不愿放权，那么要求其对所做的行政审批决定进行全流程负责，而非一审了之，实现谁决策谁负责，出问题问责，以倒逼相关部门主动放弃干预经济社会运行的行政审批权。

同时，行政审批权改革要真正赢得市场和社会掌声，需协调好解构与建构间的关系，避免陷入破而不立的泥潭。

由此可见，如果说简政放权式改革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解构的话，那么降低经济社会自组织机构的设立门槛，为市场交易主体的博弈提供起点公平、程序正义的制度框架等，将是对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建构。因而简政放权的不仅是政府行政审批权，更是放松对市场和社会自组织机构设立的管制权力，让市场交易主体间的博弈真正具有激励相容机制。唯有解构与建构、破与立的相向，行政审批权改革才不会陷入欲退却进的宿命。

编辑点评

简政放权 以民为本

简政放权不要形成“权力利益”。通过制度合理配置、抓紧推进职能转变，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不能干了市场的活儿，弱化甚至失了政府的责”。 有些地方群众意见大，社会问题频发，久拖难解，之所以“按下葫芦浮起瓢”，就在于这些部门在利益分配上面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利益化现象。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之下，必然出现严重的权利自肥现象，腐败也就不可避免。

简政放权要“管住权力”。要想切实保证执行效果，就要用“铁”来造“箍”，即不允许采取“太极式”、“走过场”等方式敷衍。制度是个“箍”、防治腐败不仅需要放权，也需要管好权力，因为“滥用权力是腐败的重要方面”。腐败与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所以，必须深化改革，特别要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同时以完善的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和政府行为，从源头上减少和治理腐败。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要求是一致的。

简政放权要“敢于公开”。以前，我们的财务制度上面有一条是“领导批钱不管钱，会计管钱不用钱，出纳用钱不花钱”，其实就是一种实践当中总结形成的十分管用的监督机制。这就要求要用铁一般的规则来规范公开行为，要按照要求来执行，政策不仅要出中南海，还要在各地开花。对于装样子、走过场、搞形式的“公开”，坚决予以查处，并责令整改。只有动真格、来硬的，政策才能得到有力的执行。这个监督机制就是“咒”。古语说得好：“公生明，廉生威”。念“咒”的人十分重要，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就敢于将权力用在为民着想，敢于公开所有信息，从而得到民众信任。只有“公开透明”了，群众的事就好办，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张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