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作风旨在限权力

新一届中央力倡转作风，党政之风为之一新。群众感叹：转作风，是动了真格了。

不过，这次转作风，动了真格，见了实效，至今仍有问题不时曝光：面对群众责问，有人称“国务院太遥远”，有的矿泉水瓶装茅台、有的红塔山盒藏“熊猫”，还有机关食堂吃燕鲍翅……不一而足。社会将某些地方政府对八项规定的应付心态，总结成九字经：“观望风，变相吃，慢三拍”。

如此的情况，说明个别地方政府对中央八项规定看轻了、看浅了、看走眼了。或是这些地方政府认为八项规定转作风，只是些鸡毛蒜皮，因而他们转小了；或是他们认为中央只是要吹一阵风，因而他们转慢了；或是他们认为中央只是做表面文章，因而转歪了。我觉得这些地方政府应该好好想想：转作风，为什么新一届中央领导如此重视？转作风，为什么社会民众如此关注？

我认为，投注在作风上的目光，与其说是要看住人，不如说是要看住这个人手中的权力。所谓作风问题，莫不是权力突破应有边界、背离应有准则的失控、失范问题。比如大吃大喝，花的既是公帑，还可能在推杯换盏中搞寻租；再比如文山会海，占用资源不说，更降低了行政效率。所以，转作风不仅是简单的转思想、转行为，而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权力运行的规范问题。好的作风，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合理认知、正确使用之上。

这些年，我国社会的一大困惑，源自人们对权力随意行事、任意作为的反感。现实社会里，广受关注的官员丑闻，不断弥散的仇官情绪，民间流传甚广的揶揄段子，其根源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权力的不自觉，不自律，不自爱应是重要因素。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砌成这堵墙的不良风气，本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对峙。

中央八项规定转作风，我认为正是看到了这个症结，找到了限权的切口。转作风，不仅可进一步改造权力观，更可成为规范权力运行的着力点。从中央提出改进作风的政治要求，到完善规范权力的体制机制，从大张旗鼓的理念教育，到逐渐变成踏石留印的制度安排：看住预算，管好源头。财务公开，实时监控。做好审计，发现问题等等，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转作风这把利刃，指向的是限制权力。由此，中央向社会释放强烈信号：要用制度给权力套上笼头。

中央八项规定，将“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并提，正是体现以转作风打破无形之墙的期许。过去，宗旨意识往往诉诸“感性的政治”。为群众扶危解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被拥护、被爱戴，鱼水之喻、亲人之情，可为代表。而今天，13亿人可能就有13亿种利益诉求，在赓续传统之时，宗旨意识也应体现“理性的政治”。公众看到权力被关进铁笼子、放进玻璃房，才会对执政者产生信任与尊重。这样打下的执政基础，不是仅仅依赖个人素质，而是源于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无疑更为牢固。

今天，作风体现着现代权力伦理问题，作风建设也可以成为权力运行现代化的途径。这也意味着，转作风本质是一个民主问题。民主的精髓，是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既要看到“权为民所赋”，也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之初如此狠抓作风，深意正在于此。这契合了世界民主潮流的趋势，顺应了人民民主意识的提升，更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党必然的选择。

从权力的角度看，作风、学风、文风三者，正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都关联着党风。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才把“三风”作为一个整体来强调，严正告诫全党进一步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进文风。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

唯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方能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