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 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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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黄山书社出版了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共计42巨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与胡适有关的材料。其中第33册收录了梅光迪致胡适45通信，并附梅光迪《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一文。它们对于研究留美时期的胡适、梅光迪，包括梅光迪启发胡适了解颜李学派、留学制度、孔教问题、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方面有极大的作用。余英时先生就曾在这些信函的启发下，写出了《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文。这些书信后又收入辽宁教育版的《梅光迪文录》中(在此之前，《梅光迪文录》曾有三个版本，分别为1946年浙江大学初版本、1956年台湾丛书委员会再版本、1968年台湾联合出版中心增补版)。编者在前言中说:“虽然书信原编次在时间上颇多前后错杂，但在未充分辨析的情况下，仍以维持原貌为宜，只是略加注释，以助读者理解。另外还从胡适《我的歧路》录出梅光迪致胡适的书信一通……”由于这些书信“在时间上颇多前后错杂”，直接影响了对它们的研究和传播。甚至由于辽教版的一些“未充分辨析”的“注释”，使得读者把它们误认成“1909年到1920年间写给胡适的45封书信”。

三年前，笔者在傅宏星先生发现梅光迪两册讲义的鼓舞下，也开始搜集、整理梅光迪的佚文，最终编成《梅光迪文存》一书。但因要赶在梅光迪诞辰120周年的日子出版，时间上十分仓促——在考辨梅光迪致胡适信函的时间有一定线索、明知美国一些机构(尤其是哈佛大学和《波斯顿晚报》)发表或藏有梅光迪英文文章等情况下，也只得暂时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与探求，而寄希望于今后出版《梅光迪研究资料汇编》时再作补充。笔者近得闲暇，在以往研究笔记的基础上，试图考辨梅光迪致胡适信函的准确时间。本文中信函的顺序依照辽宁教育版《梅光迪文录》。

第1函:“去国时竟未得一握手，实为憾事。两读手缄，益念故人。薪胆会之设可谓复仇雪耻之先声……康乃耳农科最称擅长，足下将欲为老农乎?……迪已离复旦，寄居环球学生会中，不久又当归去矣……明春能否入都尚不可靠。”落款“中十一月半”。按:胡适去国在1910年8月16日，9月入读康乃尔大学农科专业。信中所说“明春能否入都”指的是梅光迪能否考取清华留美预备班。据查，梅光迪于1911年在留美预备班就读，当年赴美留学。那么这封信写作的年份肯定是1910年了。

第2函:“迪自正月来京，二月底始入校。”落款“中三月朔日”，即农历三月初一。这封信写于1911年无有疑义，为梅光迪入清华留美预备班的头几日。信中还表达了梅光迪对于“文”和“人”的关系的认识:“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明之严嵩，在当时文名亦甚好，然至今无人道及。”勉励胡适“坚持为学之旨，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耳”。信中还提到:“近日考试分班，至昨始毕。迪有多门不能及格，今岁西渡无望矣。”其实，在当年的8月18日，胡适见到梅光迪名列清华学校留美学生名单时，在日记中称自己“狂喜不已”。梅光迪于当年顺利留美。

第3函、第4函、第5函落款时间分别为“十月八日”、“西感谢节后二日”、“辛亥十月初三日”。它们在内容上息息相关，因此时间上也很近(这时梅光迪已经入读美国康斯威辛大学)。在信中，关于程朱学派与颜李学派，梅光迪与胡适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又提到二人的共同好友胡绍庭、许怡荪(棣棠)，以及请胡适寄康乃尔学校的详章。

第5函:“绍庭询及鄙状，极感。迪自去秋与绍庭别，即不相见至今矣。前在复旦时与绍庭本称密友，因迪性僻隘，不能容物，又有童心，遂至龃龉，及今思之愧悔良深，望足以为仲连，俾两人释前愆、复旧好，迪亦将致函绍庭谢过也。又，许君棣棠，迪亦愿与通旧好，谢前愆，亦欲劳仲连。”第4函:“绍庭、棣棠，不以迪事介怀，甚所感激。绍庭与迪自去秋以来亦曾通书数次，惟觉不过聊为应酬，交谊未尝复旧也。许君则年余未通一字，故不得不有求于足下也。吾人一生成败全在师友。得师固难，得友亦难。”据《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梅光迪与胡绍庭相识在前，曾“同舍而居”，1909年秋胡适来访宗兄胡绍庭，由胡绍庭介绍，梅光迪与胡适相识。梅光迪自称“性僻隘，不能容物，又有童心”，因此与胡绍庭、许怡荪交往渐少。但梅光迪是坦诚的，很希望“复旧交”，因此托胡适为仲连。接到第5函后，胡适自然愿意帮忙，于是第4函中梅光迪才说“绍庭、棣棠，不以迪事介怀，甚所感激”。依此来看，应当第5函时间在前，第4函在后。查看具体时间，也可以得此结论:美国1911年的感恩节为11月23日，“西感谢节后二日”则为11月25日，而“辛亥十月初三日”公历正是11月23日。也就是说，在美国感恩节那天，梅光迪除在信中与胡适讨论程朱学派、颜李学派关于正心诚意的不同，还十分思念胡绍庭、许怡荪。但二人真正就程朱学派、颜李学派展开激烈辩论是在第3函中进行的，它是第5函、第4函的继续。这也说明，在前两信中，梅光迪还主要是记挂着与胡绍庭、许怡荪交谊的修复，对于程朱学派、颜李学派“两人所争非重要”，但当他得知“绍庭、棣棠，不以迪事介怀”时，才真正开始第5函中引发的“颜李与程朱之不同”的论辩。因此，第3函信末落款“十月八日”应为农历，公历则为1911年11月28日。

第3函:“得来书，读之如冷水浇背，诚初料所不及也。细观尊意，其回护程朱与诋毁习斋处，皆强词夺理，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适受乃父影响，早年极为推崇宋儒程颢、程颐、朱熹，对颜元(习斋)、李塨(恕谷)不以为然，而梅光迪则恰恰相反。世人多知梅光迪把胡适“逼上梁山”引发“文学革命”，称作“胡梅之争”，但对“颜李与程朱之不同”二人论辩的公案则少有关注。余英时先生对这段“胡梅之争”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是梅光迪影响了胡适，为胡适以后重视颜李学派埋下了种子。

第6函:“来书言改科一事，迪极赞成……足下之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一国文学之进化，渐恃以他国文学之长，补己之不足)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足下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落款“正月十七日”。信中所说“改科”乃指胡适由农业转入哲学，时间是在1912年春。那么，此信肯定写于1912年了，公历为3月5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梅光迪已经有了“比较文学”和“文学之进化”的进步思想，并预言胡适为“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的“一代作者”，是“吾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关键”。

第7函:“昨书想已达览。今晨接手片，知足下对于某报与迪有同情。迪于前三日阅该报，即向此间同人声言，谓该报主笔太无耻，太无胆，不足代表留美全体意见……某报本毫无价值，安足为吾人言论机关。主笔之人实系买办人才，于祖国学问及现状毫不之知，日以污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人为事。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在吾人当力与之辩，今某等反而推波助澜，真非中国人也……幸而光复事成，国赖以不亡，否则此辈得志，恐不但尽祖国学术而亡之，并且将其文字而亡之(此辈多不识汉文，故最恨汉文)，而国亦因之亡矣。故迪对于国学常报杞忧，深望如足下者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迪当执鞭以从其后焉。”落款“正月十九”。信中提到“光复事成”、“袁贼”等事，当指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孙中山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由袁世凯接任。留美学生机关报主笔为迎合外国人、保全自身的官费资格，对这一政治变动大加赞赏，引起了梅光迪的愤怒和“杞忧”。写作年代很容易判断是1912年，公历为3月7日。

第8函:“足下演稿接到后……读毕豪气百倍;至名学讲堂，自觉彼讲师读书太少，以其不懂吾孔教也。吾人复兴孔教，有三大要事，即new interpretation，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是也。迪或于秋间往芝加哥习群学……迪深悔在此校插第二年级，毕业在即，今决去此学校往他校多多几年再毕业……拙作与此校章程两册寄上。足下演稿稿纸迪极爱之，此间无可买，兹附纸币一，望代办数百张。”落款“二月十六日”。关于胡适演讲孔教一事，后文有详叙——此函也即为第十九函所说“二周后再作长函”之“长函”。梅光迪于1913年暑假之后转入芝加哥西北大学。此信作于1913年当无疑义。

第9函:“来书所示课程甚善。查康奈尔校章，计学与政治同为一科，足下习之恰似合政治、哲学、文学于一炉。吾道不孤，仰羡何如!……袁氏市井之徒，无学识、无道德，畀以重位，不但羞于当世之士，亦使华盛顿笑于地下也。”落款“华盛顿生日前一日”。此函与第六、第七函内容相通，提到胡适转业和袁世凯当大总统一事，写作时间应是1912年2月21日，时间尚在第六、七函之前十几日。华盛顿生日为2月22日。

第10函:“来此半载，毫无长进，西语尚未纯熟，何况其他……迪欲东来以此故也。”落款“四月三十日”。当指梅光迪自1911年秋入康斯威辛大学半年多，并又提到1912年春梅光迪萌生的转校之念(可能是由于本函中提到的与同居的徐、陆二人发生的矛盾)，那么此函写作时间应是1912年。

第11函:“祖国大难以来，足下之老母长兄皆无恙否?甚念。迪家在僻壤，幸无鸡犬之惊，差堪自慰者也。此间有皖人韩安君不日返国。”落款“六月五日”。韩安(1883-1961)，安徽巢县人，林学家。曾在康乃尔大学读化学专业，1911年入读威斯康辛大学农科专业，1912年夏回国担任北京政府农林部山林司佥事。那么，此信的写作时间也应该是1912年了。

第12函:“得两片感极。迪以事迁延至廿一日始赴青年会打回，廿四日乃归。此去所得颇足滋味，其中人物虽未与之细谈，其会中组织虽未细究，然耶教之精神以能窥见一斑，胜读十年书矣……今日偶与韩安君谈及此事，韩君极赞吾说，并嘱迪发起一‘孔教研究会’，与同志者讨论，将来发行书报，中英文并刊……迪颇信孔、耶一家，孔教兴则耶教自兴……将来孔、耶两教合一，通行世界，非徒吾国之福，亦各国之福也。足下在北田所得想极多。迪决于七月初二三左右起程东来，于起程三日前必函告知足下……近者陈焕章出一书名曰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乃奇书。迪虽未之见，然观某报评语，其内容可知。足下曾见此书否?陈君真豪杰之士，不愧为孔教功臣，将来‘孔教研究会’成立，陈君必能为会中尽力也。”落款“六月廿五日”。这里的“青年会”指的是北美中国基督教留学生协会，它们于1912年6月18日至23日在威斯康辛的日内瓦湖举行夏令营。胡适也参加了这个夏令营活动，二人由此接触了基督教，并深受震动，梅光迪甚至由此认为“耶教与孔教真是一家”。那么此信肯定是作于1912年了。信中提到的陈焕章所著一书中文名为《孔门理财学》，出版于1911年。

第13函:“近又闻同人云毕业不能转校，黄监督非容揆比事事认真，转校事不能通融办理矣……东来之念已久蓄，若为一纸章程所束缚，不能如志，殊痛恨……现在东来期又中变，即能东来，又恐迟数日矣。”落款“七月三日”。第14函:“得来片，又得北田日记，读之，喜何可言。吾子匡我甚是，然吾二人所见大致已无异矣。迪东来之心本已早决，惟恐不先通知黄君，将来或不能如愿，岂非憾事……北田日记拟留此数日再寄还……近得见陈焕章之书(藏书楼中有之)，推阐孔教真理极多，可谓推倒一世。望足下一读之也。”落款“七月八日”。第15函:“大著、日记三册均奉还。北田日记有极精到处……迪尚有债百余金，又拟送妻读书，三年之内，恐不能东来矣。”落款“九月十五”。此三函均谈到转校事，并提到胡适的北田日记，写作年代应都是1912年。

第16函:“迪与足下回国后当开一经学研究会……在都中有邑人汪君与迪议论最合，迪之观颜、李二先生书，亦汪君启之也。迪始交足下不过仅以文士目之，今有如许议论怀抱，始愧向者所见之浅，今令我五体投地矣。甚望足下永永为我良友……今奉上《习斋先生年谱》，《李先生年谱》及《瘳忘编》再续奉上。”落款“西九月卅日”。此函与第3函内容有相通处，可能是梅光迪建议胡适重新认识颜李学派，经过将近一年的交流，胡适决定阅读颜、李的著作，乃向梅光迪借阅。那么。此信应当作于1912年。

第17函:“近因东行之事犹豫未定，故长函之约迟迟未践。阅康奈耳校章，年假入校似较暑假为难。迪来此半年，遽行转校，似无以为辞，恐不能得此校中之介绍书。迪拟本学年之中暂不转校，俟暑假与足下握手时再行商决。”此函无落款时间，依然是谈转校之事。从信中内容来看，当作于1912年暑假以前。

第18函:“兹奉上李先生年谱及《瘳忘编》，务望足下平心静气，细读一过，以得古人之真，再下以正当之批评，勿徒争意气也。”此函无落款时间，据内容看，当在第16函之后，约为1912年冬。

第19函:“现在大考无暇，二周后再作长函与足下论此事……足下演说孔教之稿何不寄下。迪近作一文曰The oriental Philosophy of life以当名学科所需之Topic，拟将稿寄呈足下，不知足下有暇赐览否?”落款“正月廿四”。第20函:“得被选为某会会员，喜何可言!……吾人在此，正好‘练习办事手段’(此先君语)……”无落款时间。第21函:“今日始考毕，尚须休息一日，方能作长函与足下详论大著及他项要事……读孔教演稿，倾倒之至……拙稿须滕清方可寄上，大约此周内函达足下处。”落款“五日”。第23函:“纸久已收到，谢谢!拙作弃掷还……”落款“二日”。第24函:“昨得家音，称家严已于三月一号逝世，病中得此，情何以堪!先君确系尽瘁邑事而死……年仅四十有四。”据《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孔教演讲最早是在1912年12月1日。那么，第19函当作于1913年1月24日。第21函与第19函内容密切相连，写作时间应为1913年2月5日。第23函与第21函、第8函内容是紧密相关，“纸久已收到”指的即是1913年2月16日第8函中梅光迪托胡适买“演稿稿纸”，“拙作乞掷还”指的即是第21函中提到的“拙稿”(甚至可能还与第8函提到的“拙作与此校章程两册寄上”是同一事)，那么此函写作时间应为1913年3月2日。据宣统二年《宛陵宦林梅氏宗谱》记载，梅光迪的父亲梅藻生于同治庚午(1870年)，按中国传统计算方法，1913年逝世可谓“年仅四十有四”。那么第24函肯定是作于梅藻逝世后不久，约1913年5月(如查民国以后的《宛陵宦林梅氏宗谱》会有更准确的时间)。第20函已提到“此先君语”，可见作于第24函后，年代也为1913年，且晚于第24函。信中还提到胡适当选“某会会员”，或指1913年胡适被选为斐贝卡拔会员。

第22函:“得书久未报。病躯颓唐，殊懒握笔，足下当不我责也。现病已复原……”无落款时间。第25函:“迪已于前日至 Evanston，将在此度夏。此间有 Lake Michigan(密歇根湖)，风景极绮丽，为度夏佳地，去chiago(芝加哥)十余英里，电车半时可到。此间虽有Nerthwesten University，然夏课不佳，迪亦未入夏校，惟来此栖息两月耳。迪体本弱，又病月余。”落款“六月廿六日”。此两函中提到的“病”，与第24函“昨得家音，称家严已于三月一号逝世，病中得此，情何以堪!”的“病”同指一事。而且此时梅光迪尚未转入西北大学。可见，此两函均作于1913年，且第22函略晚于第24函，早于第25函。

第26函:“足下所知，到Wis.两年……迪来此虽未数日，而已获享朋友之乐，畅叙每至深夜，在Wis.时殊难得此也……每晨四时即起，在房中习运动后，再至湖畔散步呼吸好空气。”落款“七月一日”。第27函:“迪在Wis.两年之历史，及今追思之……”落款“七月三日号”。此两函为第25函的继续，写作年份也应当是1913年。

第28函:“别来未修一详函，以诸事未定也。昨晨已上课……此校寄宿舍据称为全国之冠，再加以妙龄之女学生，无怪乎来学者多为富家儿及翩翩美少年也。会哈佛为富人学校，此校亦西美之哈佛矣。”落款时间“九月廿五日”。此函当作于梅光迪由康斯威辛转入西北大学之后，那么年份肯定也是1913年了。

第29函:“日本人为我作文者，要以av-kiwnosuke为最爱我，此君自去年起义时至今已为我作文四五次……铁如每与迪等挑灯夜话，则痛骂陈英士一番。”落款时间为“十月廿”。函中所谓“起义”或指武昌起义，不太可能是1913年的二次革命，那么写作年代即为1912年。

第30函:“在Wis.两年，为吾生最黑暗最惨苦时代……所谓自重自信诸德，盖消磨殆尽。此吾所由决计舍去，另觅新地也……此问暑安。先君死后，郡中各校各团体多开会追悼……”落款“十三号”。梅光迪于1913年夏决定转入西北大学，且在梅藻逝世之后。此信应作于1913年，疑为农历七月十三号，农历则为8月14日。前面第25、26、27三函，落款时间范围在六月末、七月初，都极有可能是农历。

第31函:“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易也……竺可桢已被举为此间科学分社编辑矣。”落款“廿五”。1915年夏天，胡适、梅光迪、任鸿隽等在绮色佳旅游，胡适首倡“文学革命”，遭到任、梅二人的反对。9月17日，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在诗中便提到“文学革命”;9月20日写了一首答任鸿隽的诗，其中两句:“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文学革命”、“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梅光迪这封信则是针对这件事回复胡适的，写作年代即应是1915年。月份则也应是9月。

第32函:“数片均拜悉。足下前次长书犹无暇答，鄙意‘诗之文字’问题，久经古人论定，铁案如山，至今实无讨论之余地……至于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足下今夏得博士否……足下近遭两丧，甚望以哲人胸境处人间伤心事。”落款“三月十四日”。此函为第三十一函的延续，胡适屡致长函向梅光迪表达自己的“文学革命”观点，只可惜梅光迪“无暇答”，回信很少，此信为其中一封。年份应为1916年。信中还提到胡适“近遭两丧”，当指胡适的大姐胡大菊、大哥胡洪骏于1915年先后逝世。

第33函:“长书拜悉。迪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至于‘诗之文字’问题，迪已不欲多辨……迪已将孙供伊书译就寄黄克强，又另为文一篇，并盛推足下。”落款“三月十九日”。此函是第31、32函的继续，年份也应是1916年。这三封信说明，自1915年夏以后，胡适对文学革命满怀信心，急欲梅光迪接受他的观点，而梅光迪一直流于应付，不愿多做回应。1916年夏，胡适、梅光迪等又往绮色佳度夏。他们在口头上就文学革命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论辩。梅光迪这时才算真正上阵，并且愈战愈勇。

从第34至第38函，均是长信，写作年代都是1916年。其中，对于第三十四函中提到“而村农伧夫皆足以为诗人、美术家矣”，胡适在7月22日《与梅光迪辩论白话文学》诗中予以辨驳。梅光迪接到胡适7月22日的诗后，马上又作一函(即第36函):“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信末落款“廿四”当为7月24日。胡适很快又作了回信，即《文学革命提出前夕留美学生大辩论》(标题为胡适后拟)。第37函落款“八号”当为8月8日。

第35函:“寄叔永‘白话诗’嘲弟，读之甚喜。谢谢。”“读之甚喜。谢谢。”已被胡适录入1916年10月23日日记《白话打油诗》一束，可见函末落款的“十九日”似为10月19日。

第38函:“弟之所恃人生观在保守的进取，而尤欲吸取先哲旧思想中之最好者为一标准，用之辨别今人之‘新思想’。”落款“十月五日”。第39函:“来书敬悉，迪前函不过自道所经历，并非藉之以按暗攻足下之‘人生观’，而足下来书云云，冤矣……来书所主张之实际注意与弟所恃之Himanism(姑译之为‘人学主义’可乎)似多合处……吾国之文化乃‘人学主义”的，故重养成个人。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成君子……因弟对于人生观言‘人学主义’，故对文学则言Classicism(姑译之为‘古文派’可乎)……嘱作序一节实不敢承……”落款“十二月廿八日”。两函年份当为1916年，也可以窥见从那时起，梅光迪不仅从文学观上反对胡适，从文化观上也开始反对胡适——并非一般学者所认为到了五四时期才开始从文化层面反对胡适。学衡派所主张的新人文主义，在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只是梅光迪翻译成“人学主义”。第39函提到胡适请梅光迪作序一事。其实，在这之前不久的7月26日，胡适也请任鸿隽为他的诗作序的事，该信中说:“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绝笔的文言韵文也。足下以此意为吾序之，或更以足下所谓‘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者’为吾序之，何如?”在写了此信之后，胡适开始有意识地“尝试”白话诗。可见，当时胡适非常希望“对手”梅光迪、任鸿隽为自己的白话诗作序，以此“言志”。那么，我们也可以将此函安在1916年了。

第40函:作于1918年“七月廿四”，第41函、第42函、第43函落款分别为“三月二日”、“五月十四日”、“六月四日”，其年份当皆为1920年，第44函的时间为1922年“五月三十一日”，第45函为1927年“二月九日”。考证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