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225300)

王艮是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哲学家。在自然思想的引导下，王艮强调“无为”，同时，从经世的角度，王艮又强调“有为”，这看起来是一对矛盾。但王艮讲“无为”是一个角度，讲“有为”又是一个角度，并通过“体”与“用”的结合，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无为”与“有为”统一的思想是从理论及其应用两个层面进行构架的，颇具辩证成分，其中有些观念也颇具积极意义，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与参考。

一、自然之道与无害而善 王艮认为，“性即天，天即乾也。”天理是自然的，很有秩序，人性也和天理一样，也很自然，很有秩序。这种自然有秩序的天理和人性，是不需要外力改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语录》)如果有了人力安排“便是人欲。”这里所说的“人欲”不是指人的欲望，而是人的某种意志，或人为因素。自然之理有了“人欲”的掺入，或加入了“人”的“意见”，也就破坏了原有的秩序，就不自然了。要保持原有的自然秩序，就不应该人为地去干扰它的运行。只要按照它本有的规律自行地运行，就会无咎而成。他在《与徐子直》文中说:“夫阳者阴之主也，阴者阳之用也，一阴一阳之谓道。……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止之谓也。”阴阳之道，以及地道、妻道、臣道，都是自然的规律，只要遵循这些规律，就会无咎，所以在自然之道面前，应当“慎不害也”。

王艮的“无为”思想，就来自他的天然良知论。王艮在阐述天理就是人性的同时，又巧妙地将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统一起来，把天理、良知和性说成一个东西，他说:“良知也，性也，一也。”所以保持良知，也就是保持人性。由于，天理、人性都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所以良知也是自然存在于人的心中的。他说:“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良知不仅“人人俱足”，而且他认为，良知乃“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答朱思斋明府》)在王艮看来，“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所以“良知不假安排，当下即是，一呼便出。”比如，童子捧茶，一呼即应，不假思索，前不拟议，后不滞留，这正是其良知现成自在当下顺适处。农夫耕田，其妻送饭，食毕将盛饭之器还于其妻，其妻还家，这些都是自然现成，不用安排的，良知就是这种现成自然，不用思索和矫饰的东西。对于良知，不仅不须思索，更不能去求。如果求，就会“愈求愈远，愈作愈难”。(《年谱》)同时，每个人也都会进行良知的实践，圣人与平民没有什么区别。

王艮的“无为”思想与他的“本色”思想也有关系。他认为天理、人性、良知是固有的，这种固有的属性是一种“本色”，且有三大特点:一是自然性。良知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所以无需去穷理。二是纯粹性。人性也好，良知也好都是自然的，粹精的，所以良知“杂纤毫意见不得”，而要做到不杂纤，就要讲平常，讲省力。平常省力就是“至简至易之道”。(《寄卢山胡侍御书》)换句话说，天理、人性、良知都不须“着意”，不“着意”，不仅平常省力，且可以避免“私心”。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人性上不容添一物。”(《与徐子直》)三是活泼性。他把天理、人性，以及良知本体比作“鸢飞鱼跃”，说它们具有活泼泼的“自然”本性。为此，要保持人性、良知活泼泼的本性，就应“无思”、“无为”特别不能加上人的“意见”。

不过，王艮的“不着意”，不“人为”也不是指不用心，不努力，更不是主张“无为”。相反在正己问题上他主张发挥人的主体精神，积极有为。比如，王艮提出在致知的过程中要思考。再如王艮认为，修“道”首先要认识“道”。他说:“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既明，传不复用矣;道既明，经何足用哉?经传之间，印证吾心而已矣。”这说明对于经书，不是不要，而是对经书要有自己的深入思考，所以学经就应不泥传注，勇于创新敢于以个人的思想去解释经典，以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有为”。当然，积极有为必须尊重自然自有之理，不要因为固执己见而违背或破坏良知、人性等原有存在的规律。比如就良知而言，他多次阐明了良知的“活泼泼”本性。他还认为这种“活泼泼”的天然良知就是“中”，“学也者，学以修此中也”，所以学习、正己都不应“着意”“刻意”和立意做作，因为“着意便有所‘恐惧’，便是‘助长’”更不能采用那种“戒慎恐惧”式的学习。他所说的“先知中的本体，然后好做修的工夫。”强调的就是尊重良知本有的规律，也就是要在“合规律”的基础上去做，去修。

二、经世济民与体用一原 王艮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也是积极用世的倡导者。他强调经世，强调济民，所以从人性的自然性、完美性和活泼性等角度出发，反对“人为”，但他的这种反对，并不是要人们做一个消极的无为的被动者。相反，他从应用的角度出发，更主张发挥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性特别是良知良能对社会的影响与推动作用。

就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来说，王艮主动“见世”、用世，这是他“有为”思想的基础。他不赞成那种庸碌无为、退隐山林的隐士的生活方式和无所作为的生活态度，以及逃避现实的做法。他认为，陶潜那种“欲息交绝游”的做法，是“丧心失志”的做法。(《与薛中离》)他甚而把隐退避世之人称之为自私自利之人。只有“见世”(或曰“见龙”)才是走的“中正之道”，是“公欲”的体现。在王艮看来，人是社会的人，所以对社会应该有一种责任感。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而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就必须关心天下，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当然，他的“见世”、“用世”并不是只是出来做官。事实上，王艮对做官不感兴趣，他还叫他的儿子们也不事举子业。但他认为，每个人即使是草莽之士，都不应当潜而不见，而应该主动参与社会实践，为社会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王艮一直讲修身立本，但他认为，修身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要安身、安人、安天下。王艮就是一个心志广大的人。如他在四十岁时，曾作有《鳅鳝赋》，将状况悲惨却麻木不仁的人比喻为鳝，而将充满使命感和精神活力的先知先觉者比喻为泥鳅，并借鳅的奋身化龙、救鳝脱笼的虚构故事，来表达自己救民于水火的志愿:“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之同育于此缸乎!”，所以他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事实上，王艮一生都在用讲学、救助民众等实际行动为社会做贡献，为民众解难题。

王艮还从人的本性论述了诚意修身问题。他虽然强调人的本性的完美性，但在生活中，人受到了“恶”的感染。如，他说:“今人只为自幼便将功利诱坏心术，所以夹带病根终身，无出头处。”(《语录》)不过，这种“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受环境影响后形成的一种“气质”，或者说“恶”是一种“气质杂性”。只要“变其气质则性善矣”。也就是去除“气质杂性”恢复善良本性，进而达至圣贤之境。可见修身的目的，就是“以复其初也。”(《复初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并不容易，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要做到诚意修身。他说:“既知吾身是个本，只是毋自欺，真真实实在自己身上用功夫，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略无纤毫假借、自是自满之心，是谓自谦。”(《答问补遗》)只有诚心诚意修身，才能去除“杂性”，进而改过迁善。他说:“是以迁善改过，日入于精微也，不然则抱道自高，未免于怨天尤人，此所以为患也。”(《答邹东廓先生》)王艮认为，修身实际上是在做“端本”的工作。“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也。”“端本，诚其心而已矣”。只有诚心诚意，才能止其不善之动。不善之动是“妄”，如果做到“无妄”，“则诚矣。诚，则无事矣。”(《答问补遗》)

王艮强调“体用一原”、强调知行统一，也是其“有为”的重要表现。如，他在《答徐子直》信中说:“体用一原，知体而不知用，其流必至”。意思说，“体”与“用”本来就是统一的，如果只知道“体”而不知道“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那么就是一种“狂简”，换句话说就过于简单而没有做到位，自己的“动”、“静”等行为就不能很好地把握。当然，“知用而不知体”，也会造成“支离琐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切精微”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狂简”。所以王艮认为，体用要统一。体用统一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悟”与“行”的统一。王艮认为，“悟”是“行”的前提，“行”是“悟”的结果，这与王守仁的“悟”就是“行”，“行”就是“悟”有所不同。王艮的“悟”“行”统一，落脚点在“用”上。王艮是主张积极用世的，那么怎么“用”呢?他认为，“用”就是要“为师”。只有“为师”才能不失本、不遗末，才是一种积极用世，而如果“不讲明此学”那就是“遗其本矣。皆非也，皆小成也。”就提高人的素质而言，为师讲学，可以让民众懂得更多的道理，培养仁善的品质达到“致中和”的境界。他说，“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就治国、安天下而言，他说:“曷为天下善?曰:‘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也就是说，“立师道”可以培养“善人”，“善人”一多，天下就治了。所以，为师讲学是“位天地，育万物”的“尧舜事业”，是体用结合的具体表现。此外，王艮认为，要搞好体用结合，还要勤奋学习。他一方面主张勤奋学习，因为“体用不一，只是功夫生。”而要得功夫熟，学习是基础。他说:“孔子虽天生圣人，亦必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彻之至。”(《语录》)所以，学习也是人能够“有为”的基础。

三、无意无必与诚意功夫 在“以自然为宗”的思想指导下，王艮反对“刻意”(有时也用“立意”来表述)，他认为“刻意”就会作伪。尤其是在修身问题上，特别不能“刻意”。他虽然主张诚意修身，但也认为，诚意无需着意，只要顺其自然就行了。对于王艮的不刻意，主要应当从顺自然的角度去理解，是具有一定的辩证内涵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察。

王艮的不刻意，顺人心，主要是强调主体的作用，主张顺人心，特别强调在“心之本体”上做文章。他不仅把心看作自然，而且把人心本体看作快乐。他说:“人心本自乐”，因为人心本性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快乐，而快乐又在人的心里。以学习为例，王艮讲求自得之学，因为他把学与乐的关系看作是密切联系，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不可缺一的统一关系。那么怎样才能获得无边快乐呢?这就是不费气力，“若费些子气力”，“便不乐”。他反对那种“戒慎恐惧”式的学习与修身方法，认为“合着本体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体”。他说:“心之本体，原着不得纤毫意思的，才着意便有所恐惧，便是助长。”所以，修身养性要不刻意，顺人心，王艮强调主体的作用，也表现在重内求上。他主张“内求”，而不主张“外铄”。他说:“君子为己之学，自修之不暇，奚暇责人哉!自修而仁矣，自修而信矣。”(《年谱》)当然，王艮的自得并不否定心的作用，相反，他十分注重“心悟”、“静思”与“反已”。这与他的主体思想是一致的。在求己与求人的关系上，他反对“不责躬而责人”，强调以自觉为主。

王艮的不刻意，顺人心，也不是飘浮在人心的层面上，他已经注意到了内外关系。比如从学习来说，他在强调“自得”的同时，也要求发挥外部的推动作用。如，他说，“道义由师友有之。不然恐所为虽是，将不免行不著，习不察。深坐山中，得无喜静厌动之僻乎?肯出一会商榷，千载不偶。”(《与俞纯夫》)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即内因为主，但也需外因的帮助。从经世来说，王艮强调“体”“用”结合。他在《答徐子直》书中说:“喜静厌动入于狂简，知用而不知体，其流必至于支离琐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切精微便是有碍，便不能一切精微”所以修身必须与“行道”结合起来。只有把安身与行道结合起来，才不失偏颇。从进退来说，王艮强调“率性”，还强调“知止”。“知止”，就是要做到动静适宜。他说:“动静不失时宜，其道光明。”(《答问补遗》)以他的出处观为例，他认为，“出”也是有原则的。该出则出，该处则处。重点要看“道”与“身”的情况，君子无道不能出，危其身不能出，同时，“出”还要讲条件，决不能“漫然苟出”，必“君相求之，百执事荐之”(《答林子仁》)才可“出”。王艮认为，做到这几点就是动静适宜，就是“中”。

总之，王艮的“无为”思想与老子的“无为”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倡导的“有为”与其“无为”思想，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在自然思想基础上与“无为”相统一的概念，从某种意思上说，王艮的“有为”当中有“无为”，“无为”当中有“有为”。重点要解决是如何遵循规律，顺应自然和顺应人心的问题，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