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婵，石 坚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于1970年代在美国复苏，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下简称“西马”)科幻批评由加拿大犹太裔学者达克·苏恩文 (Darko Suvin)发起，成为前者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一批评流派还包括詹姆逊 (F.Jameson)、昂热诺 (Marc Angenot)、菲丁 (Peter Fitting)、莫伊兰 (Tom Moylan)、魏格纳 (Phillip Wegner)、弗里德曼 (Carl Freedman)、巴科利妮 (Raffaella Baccolini)等人，《科幻研究》(Science-Fiction Studies，1973－)和《乌托邦研究》(Utopian Studies，1988－)两大杂志成为其主要聚集场所，研究活动主要在美、加展开，影响波及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法国及意大利。该学派中最富盛名的是詹姆逊，不少学者认为他的阐释学根本上是一种乌托邦的阐释学，他在2010年采访中也提到目前其理论研究的重心从意识形态转向了乌托邦。①详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访谈录》，《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11期。在他看来，科幻小说是继历史小说之后表达乌托邦未来——与现在具有根本性差异的未来——的重要文类，作为科幻次文类的乌托邦文学则以乌托邦欲望为直接内容。因此自70年代起他就活跃于科幻领域，成为《科幻研究》的长期撰稿人，其多部著作中涉及的科幻文本分析与乌托邦思考，在近作《未来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2005)中得到总结和发展。该学派内部的研究各有侧重，有时互为矛盾，使他们成为同一流派的不仅有对科幻的共同关注，还有在分析中所持的共同立场——乌托邦的终极视野。

一、科幻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苏恩文50年代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 (Zagreb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时便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幻爱好者。1967年他前往美国，次年定居加拿大，担任麦吉尔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在此之前，北美科幻批评的主流是根植于杂志时代的根斯巴克—坎贝尔的传统。60年代初英国掀起的“新浪潮”运动在美国得到了发展，但它倡导的高级文学品味并没有对科幻批评产生真正的影响。学术界内部，追随新批评和经典文学的精英主义者将某些科幻作品提拔为“严肃文学”，却常使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评标准，仍将科幻整体视为缺乏自反性的边缘文学。为数甚少的科幻学术论著，如《地狱新地图》(New Maps of Hell，Kingsley Amis，1960)将科幻视为一个具有自身传统的文类，也没有产生重大影响。1958年在纽约召开的现代语言协会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会议上，克拉尔松 (Tom Clareson)有力组织了科幻研讨会，象征着美国科幻学术研究的肇始。①See Edward James，“Before the Novum:The Pre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in Patrick Parrinder，ed.，Learning from Other World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9 －35.60年代社会动荡之后，70年代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生态研究以及反西方、非西方研究兴盛于学术界，共同组成了学术界的“对抗性公共领域”。苏恩文的到来，掀起了西马批评与科幻研究的一场风云际会。

苏恩文在1972年发表《认知与陌生化:通往科幻诗学的一种途径》(Cognition and Estrangement:An Approach to SF Poetics)与《论科幻文类的诗学》(On the Poe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两篇论文，开启了科幻批评的转向，他1979年的论文集《科幻的变形:一种文学文类的诗学与历史》(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成为该流派的奠基之作。按照苏恩文的界定，科幻是“一种文学类型，它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陌生化 (estrangement)和认知性 (cognition)的在场和互动，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替换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性框架，它的区别性特征是一个具有认知逻辑的虚构‘新异’(novum)(或新颖、创新)成为叙事的主导力量”。②Darko Suvin，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Ltd.1988，p.66.澳大利亚学者布罗德里克反对将科幻视为一种文类，提出科幻是由一套特殊修辞策略构成的模式，但仍称苏恩文“无疑是当代科幻研究中的牛顿或列维－斯特劳斯”。③Damien Broderick，Reading by Starlight: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New York:Routledge，1995，p.32.苏恩文带来的一个深刻而显著的变化，是科幻与乌托邦的结合代替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科幻与幻想故事的并置——50年代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科幻杂志是《幻想与科幻》(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早在1968年现代语言学协会的科幻研讨会上，苏恩文就作为小组讨论主持人谈到了苏联科幻，指出它们与美国科幻的区别在于乌托邦成分，④See James，“Before the Novum，”p.31.并在1970年编著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幻创作。在苏恩文的科幻诗学之中，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与威尔斯 (H.G.Wells)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1895)并置为科幻叙事的两种基本范式。此后，正如《未来考古学》的副标题“乌托邦欲望与其他科幻小说”所示，科幻与乌托邦总是同时出现在西马科幻批评之中。

对于这一流派的许多观点，如果不了解其乌托邦视野，就很容易出现误解和迷惑。英国学者帕林德是一位接受了苏恩文诗学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指出苏恩文诗学中诸多术语和概念互相矛盾，比如苏恩文反对未来学式的预测，但是就其对“认知”接近德语“知识”(Wissenschaft)的宽泛定义来说，未来学的预测何尝不是一种认知，因此认知价值存在一个范围。这样的观点更为全面，但帕林德没有意识到是乌托邦视野决定了苏恩文对未来学的极端反感。对苏恩文而言，未来学中的预测，就像股票市场的前景一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当下的延续，这是“历史终结”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表述，借用了未来之名但却不是与当下具有根本性差异的乌托邦未来。再如，苏恩文在《作为暗喻、寓言和时空体的科幻:兼论里根主义的歹心》 (SF as Metaphor，Parable and Chronotope:with the Bad Conscience of Reaganism，1984)中指出诗歌暗喻也是一种“新异”，并且每一种暗喻都具有认知的价值。帕林德指出，这种类比式思考几乎将其科幻诗学推至断裂，认为这表明苏恩文似乎暗中放弃了将科幻作为一种展示认知陌生化的特殊叙事类型。⑤See Parrinder，“Revisiting Suvin's Poetics of Science Fiction，”in Learning from Other Worlds，pp.41，45，46.而在1994年的一篇论文中，苏恩文又进一步将认知性发展为人类一切创造力都具有的潜能，此认知与“新异”密切相关，类似于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旨在“重新描绘这个已知的世界，并且揭示干涉这个世界的新的可能性”，⑥Darko Suvin，“On Cognitive Emotions and Topological Imagination，”Versus，Vol.68/69，1994，p.191.也就是揭示隐藏的乌托邦冲动。

因此，在西马科幻批评中，乌托邦居于核心的阐释地位，它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三种含义:文类意义、哲学与阐释学的意义和政治—经济意义。①See Carl Freedman，“Science Fiction and Utopia: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Overview，”in Learning from Other Worlds，p.72.其中，前两种意义是把握该流派的两个核心概念，正如詹姆逊所言:“我们有必要区别乌托邦形式 (Utopian form)和乌托邦愿望 (Utopian wish):区别文本或文类，以及日常生活中可见的乌托邦冲动 (Utopian impulse)及其作为专门阐释方法的应用。”②Frederic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London，New York:Verso，2005，p.1.

二、乌托邦阐释学:乌托邦冲动与乌托邦总体

乌托邦在西马科幻批评中演化为一种终极视域，未来具有了历史性，科幻以未来之名超越了当下，并因此能够批判性地图绘当下，这一理论基调来自于对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阐释学的重新发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反对空想、看重实践的立场在恩格斯处也十分明确，但布洛赫却将具有未来指向的乌托邦冲动视为改变世界的原动力。布洛赫认为，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乌托邦哲学家，“无产阶级如今象征的极度异化之零度值，最终成为了改变的辩证转折点;马克思教会了我们从零度的无 (Nothing)中发现一切 (All)”。③Ernst Bloch，The Principle of Hope，trans.Neville Plaice，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3vols，Cambridge，MA:MIT Press，1986，p.1358.

在布洛赫的学说中，乌托邦本质上是矛盾的，具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的辩证特征。一方面，乌托邦冲动是不可化约的人类心理，希望原则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一样驱使着我们，其方式更加微妙而不易察觉;它是存在的本质、无所不在，即便最堕落的广告口号中也渗透了最古老的乌托邦渴望——非异化未来的破碎预示。另一方面，真正的乌托邦，或者说乌托邦总体，不同于碎片化甚至被扭曲了的乌托邦冲动，它是非异化的未来，是自由王国和人的解放;因此，乌托邦超越了此时此地，是从未有人抵达的家园，任何经验性的准确描述都注定是徒劳。④See Freedman，“Science Fiction and Utopia，”in Learning from the Other Worlds，pp.73 －74.乌托邦对于本雅明和马尔库塞来说是对现实的否定或批判，或者全然不同于异化现实的所在。布洛赫则强调乌托邦的肯定性，乌托邦的辩证法决定了它对现实具有可靠而恒定的批判力，并且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将现实改造成为乌托邦。正是基于布洛赫的辩证逻辑，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中将乌托邦作为意识形态的辩证肯定性范畴，宣称“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真理的场所’，乌托邦未来才是真理的场所”。⑤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92页。

20世纪西马发展史上，布洛赫处于卢卡奇与萨特之间，尽管他的作品迟至1986年才译为英语，但早在1970年代，他的理论已经由苏恩文进入了英语科幻批评，乌托邦也因此成为了西马科幻批评的基本维度。在论文《界定作为文学文类的乌托邦:一些历史语义学，文类学，一种提议和辩护》(Defining the Literary Genre of Utopia:Some Historical Semantics，some Genology，a Proposal and a Plea，1973)中，苏恩文将乌托邦限定在文类范畴，认为无论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文类，“正如布洛赫指出的那样，它 (乌托邦)是永久给予人性的一种视野”。⑥Darko Suvin，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62.苏恩文科幻批评中的核心概念“新异”更是直接取自布洛赫。在布洛赫的理论中，“新异”是乌托邦冲动的具体表现，柏格森的“新异”是抽象的“伪新异”，其生命冲动没有终极，要求没完没了的改变，只有指向乌托邦总体的“新”才是真正的“新异”。对科幻而言，“被认知逻辑所证实的某种虚构新异成为叙事的主宰因素，是科幻的区别性特征”。“新异”在科幻叙述中以连贯的方式成为想象世界的构成原则，从而强化了对经验语境的跨越，使得文本成为一个与经验现实处于同一层面的替换世界，实现了所谓“框架上”的认知陌生化。“新异”可以存在于任何文学文类中，但只有在科幻中才成为了决定和验证一切文本因素的统治力量，因此，科幻文本成为布洛赫哲学最适当、最具优势的阐释场所。在此基础上，苏恩文强调科幻“新异”的历史性，指出真正的“新异”所关注的人类关系与经验现实的主导生活具有质的不同，无法化约为生活现实，“简而言之，新异是伪造的，除非它在某些方面参与了布洛赫口中的‘历史进程的前线’——对他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 (对我也一样)，这一进程意味着与人和社会生活的去异化努力有关”。①Darko Suvin，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pp.62，81－82.同时，他也注意到对“新”的永不停息的追求，是不断更新的现代市场技术的标志性特征，指出要区分对抗性“新异”和成为了有关“新”的主导话语的商品化新异。②See Darko Suvin，“Novum Is as Novum Does，”Foundation，Vol.69，Spring 1997，pp.37，39.

詹姆逊对乌托邦的思考始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arxism and Form，1971)，在《政治无意识》中发展为其阐释学的整体框架，在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中与意识形态形成对抗性张力。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1929)中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视为对立的思想复合体，分别将行为导向于维持或改变现状，没有考虑到双方互为侵染、互相妥协的现实情况。詹姆逊强调了两者的对立统一，认为乌托邦是在意识形态之内运作的，既是一种助力又是一种反抗张力，反之，意识形态也必定会借助乌托邦进行虚假的承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肯定阐释学，此处乌托邦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抛弃的前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是布洛赫意义上的乌托邦，并且主要指乌托邦冲动，而非乌托邦总体。乌托邦总体是不可想象的缺席存在，此非个人想象力的失败，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系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囚徒。

在这种源自布洛赫乌托邦辩证法的框架之下，詹姆逊强调科幻中的他者和未来是认识自我与把握当下的间接策略。无人能够真正想象一种极端不同的他者，无论它是未来还是异空间，这正是莱姆(Stanislaw Lem)在《索拉里斯星》(Solaris，1961)中表达的意思。小说中，人类对索拉里斯星上覆盖全球的智慧海洋无计可施，而海洋却轻易破解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秘密，主人公在最后一幕中与海洋失败的“握手”强化了作品的科幻元小说地位:当我们想象自己与极端不同的他者接触时，真正的接触并未发生，我们只不过是在打量镜中的自己，寻找我们世界的理想形象。因此，科幻中的他者不是他者，而是对我们自身绝对局限的表达，并且“不断地展示并戏剧化地表现了我们想象未来的无能为力”。在詹姆逊看来，当下社会人类主体遭遇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解体，必须借助科幻这一突出的间接策略，才能突破单细胞生物的隔绝状态，第一次真正地去体验这个我们仅有的当下。③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pp.288－289，287.

我们无法真正想象乌托邦，乌托邦冲动才弥足珍贵，它在《未来考古学》中被细化为三个层次:身体 (the Body)、时间性 (Temporality)和集体性 (the Collectivity)，布洛赫哲学中的德国唯心主义特征在此得到了历史化改造。身体维度强调乌托邦冲动的物质性存在，时间性维度与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紧密相关。在后现代社会中，包括时间在内的一切都被空间化了，人们仅仅生活在当下，忘记了何为历史思考，时间性旨在将个体存在经验与历史时间、集体时间整合。为此，罗宾逊 (Kim Stanley Robinson)让他的火星殖民者享有漫长的寿命，以便能接触到历史演进的过程 (Mars Trilogy，1993－1996)，在其另一部作品《米与盐的时代》(The Years of Rice and Salt，2002)，以及泽拉兹尼 (Roger Zelazny)的《光明王》(Lord of Light，1967)、电影《云图》(Cloud Atlas，2013)中，转世让人物反复进入历史的长河。在历史小说蜕化为怀旧而失去了乌托邦未来的指向后，科幻中的未来接过了这一恢复时间性的历史任务，实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阐释关系。④See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pp.6 －7.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从阶级意识的角度把乌托邦界定为集体性，大致是指人类团结，无论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阶级及其意识的形成本身就包含了对集体同一性的象征性肯定，而不是说某个阶级本身是乌托邦的。这让人想起布洛赫对各种“妄想形象”(wishful images)的分析。作为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对纳粹德国和三K党进行了激烈抨击，但他认为即便在这些最可憎的现实中也可以发现乌托邦的痕迹——极度扭曲的团体渴望，“因此一个纳粹皈依者心中可能要比所有的愤世嫉俗者和虚无主义者拥有更大的快乐”。①Bloch，The Principle of Hope，p.446.集体性呼应着特定社会阶级的意识认同和实践团结，它将构成对资本主义总体化的一种根本对抗系统。当然，真正的集体性总是与布洛赫的乌托邦总体相生相伴，是超越而不可把握的。

一直到《时间的种子》 (The Seeds of Time，1994)——书名取自英国科幻作家温德汉姆 (John Wyndham)1956年同名科幻短篇集，詹姆逊侧重乌托邦冲动的现实批判与认知功能，强调乌托邦总体的匿名性。但是，1960—1980年代的科幻写作，体现了对他者的非拟人化投射。60—70年代出现了对他者身体和社会属性丰富多样的叙述，整体呈现为一种性属的转向，如《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中雌雄同体的伊斯特拉凡对地球男性的爱是对绝对差异的无畏拥抱。80年代斯科特两部杰出的电影《异形》(Alien，1979)和《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标志着“我思故我在”的他者出现。它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他者的他性不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非我”(not－I)，而是一种潜在于人类历史和实践中的他性，它是否可以想象，又如何得到想象，这是彻底历史化必然导致的诘问;对科幻而言，一个新的属性要求一种新的感知和感知器官，因此最终是要求想象一种新的身体。②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pp.118 －120.因此，在《未来考古学》中詹姆逊开始转向思考科幻文类具有总体化特征的乌托邦冲动，此处总体化不同于布洛赫意义上的乌托邦总体，而是接近苏恩文从文类和叙事形式上提出总体化“新异”， “一个具有认知革新性的新异，是脱离作者和隐含读者现实准则的一种总体化现象或关系”。③Suvin，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p.64.詹姆逊开始跳出布洛赫的阐释学框架，着力建构一种乌托邦文类的辩证法，这种努力是对苏恩文总体化“新异”的回归与发展，强化了该流派对科幻文类一以贯之的特征界定和价值判断。

三、乌托邦文类与科幻

布洛赫十分重视艺术的乌托邦本质，认为艺术具有预测性，能够激发革命实践。但是，他反对文学乌托邦，认为它将乌托邦冲动的多重性简化为了单一的、相对抽象的社会规划。④See Tom Moylan，Demand the Impossible:Science Fiction and the Utopian Imagination，New York:Methuen，1986，p.24.同时，布洛赫还指出《乌托邦》指向了社会主义，但因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够成熟，它仅为抽象的想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才找到了具体的表达。⑤See Ernst Bloch，On Karl Marx，New York:Herder＆ Herder，1971，p.136.那么，当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乌托邦的科学可能性，文学乌托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乌托邦文类因莫尔而长期意味着“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莫尔在创造这个词汇时隐含了不存在的意思，但这种阐释方式将乌托邦写作视为了对超越性的乌托邦总体的把握，违背了布洛赫的基本立场。对此苏恩文力图进行纠正，他认为50年代之前乌托邦的定义都是基于莫尔的作品，将乌托邦视为柏拉图式“理念”的体现，然后讨论其可信度和可实现度;但在圣西门和莫里斯之后对完善的怀疑日益显露，威尔斯在《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1905)中区别了静态和动态乌托邦，明确了对文类而言不存在绝对完美，只需比现实生活具有显著改善即可，因此他对于乌托邦文类的定义强调“比作者社会更加完善”。⑥Suvin，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pp.49，55.关键在于，乌托邦是科幻的社会政治次文类，虽然这只能在科幻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之后回溯性地加以界定。科幻作为认知陌生化文类，那么乌托邦就是社会政治认知的陌生化。回到陌生化本身，乌托邦可否实现并不重要，它既不是预言也不是逃避，它是一种“好像”，一种想象性的实验，一种对完美的启发机制，一种认识论意义上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法国学者路易·马林 (Louis Marin)，他在《乌托邦学:空间的游戏》(Utopics:Spatial Play，1973)中以“中立化”替代了“理想蓝图”，恢复了文类的历史社会功能，“乌托邦形式代表了‘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批评’(马林)，它勾勒了以后将被社会理论的概念以及社会变革的实践填充的空白区域。乌托邦写作标识了一个中立化的遥远所在，其中历史矛盾得以互相嬉戏，而不是被简化为理想的蓝图。在这个中立化的空间，一处批评和争论的区域得到开启，能够摆脱过早的封闭继续运作”。①Moylan，Demand the Impossible，p.38.乌托邦文本不可能彻底冲破意识形态，它指向的是一个永远缺席的范式，一个不可概念化的事物，只有在相应的生产力和物质条件出现之后，这种概念及其价值才能明晰，因此仅仅以其“前概念的形象思考”发挥中立化的历史功能。比如，在《乌托邦》对衰微的封建制度与腐败的市场体制均加以抨击的空地中，乌托邦冲动脱颖而出。莫尔捕捉到了这对初生的矛盾，但却只能对它们进行中立化，或者说想象性的解决，毕竟对他而言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任何一种替代品都是无法构想的。②See Frederic Jameson，“Of Islands and Trenches:Neutr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Utopian Discourse，”Diacritics，Vol.7，Summer 1977，p.15.

铭刻于乌托邦文本中的是乌托邦冲动，而不是乌托邦总体，但乌托邦冲动无处不在，乌托邦与科幻写作有什么独特的乌托邦价值与功能呢?乌托邦文类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批判功能，在《未来考古学》中发展为乌托邦意识形态 (Utopian Ideology)与乌托邦科学 (Utopian Science)，并统摄在同一(Identity)与差异 (Difference)的乌托邦文类辩证法之下。③差异与同一的范畴在詹姆逊的论述中存在指涉的游移，集体性中它们类似于《时间的种子》中阐释卡夫卡短篇故事《歌手约瑟芬纳，或鼠人》时的意义，差异是个体性的不同，而同一性是人民的“身体温暖地挤着身体”的瞬间感受，而在《未来的考古学》中的乌托邦文类辩证法中，差异类似苏恩文的“新异”概念。苏恩文曾指出科幻“新异”具有不同的层次、规模和形态，可以是某个技术发明、一个时空场景或者人物及关系;在一部科幻作品中，“新异”往往不止一个，但只有在叙事中以连贯方式成为整个想象世界控制力量和构成原则的“新异”才能产生优秀的科幻。④See Suvin，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p.64.例如，时间旅行和进化论都是《时间机器》中的“新异”，但前者只是局部的、细节性的，后者才成为了组织陌生化世界的支配性“新异”。而且，威尔斯的熵变退化、莫尔对金钱和私产的废除，这样的支配性“新异”具有对现存社会系统进行总体替换的潜能，才能称为乌托邦科学，构成了乌托邦文本的一个独特价值。苏恩文将《乌托邦》与《时间机器》视为科幻范式，詹姆逊继而将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推为当代范式，它所体现的乌托邦科学是深入揭示建构乌托邦的过程及其矛盾。⑤See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pp.216－217.

差异的对立面是同一性，它意味着原材料及其组合方式构成了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信息。同一性的意识形态信息中包含着乌托邦冲动，差异则指在认识论层面上乌托邦写作对现实的总体化革新潜能，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詹姆逊的思考从揭示被遮蔽的乌托邦冲动，发展到了对根本差异的强调。他的弟子魏格纳认为《未来考古学》是继《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和《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另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分别对应了他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9·11后“晚期后现代主义”的分期思考。⑥See Phillip E.Wegner，“Jameson's Modernisms;or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Diacritics，Winter 2007，p.5.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封锁所持有的清醒认识，不是导向非理性的逃避，而是倡导根本的差异作为对抗策略，当然这种差异具有乌托邦的历史指向，而非后现代主义永无止境的差异。但是，具有根本差异的支配性“新异”、体现了乌托邦科学的文本仅为极少数。资本主义已成为世界的支配结构，同时它唯一的宏伟替代——社会主义——也从乌托邦的世界移居到了实践政治的领域，科幻中常见的是乌托邦意识形态，或借用柯勒律治的术语，是乌托邦幻想而非具有根本创造力的想象，它是细节性和装饰性的，但也可以成为文本的组织结构，发展为根本压抑的症候标记。例如，贝尔 (Greg Bear)的《达尔文电波》(Darwin's Radio，1999)中的染色体突变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但叙事深刻揭示了资本、政治、群体心理对科学研究的操纵，无论尼安德特人还是现代人，都对异端进行了集体围剿。科幻文本封闭的形式特征，构成了“真实社会空间之内的一个想象性飞地”，以异己组织的方式冲破了意识形态封锁，记录了社会的动荡，证明了政治的无力，同时提供了一个新的希望形象能够被详细阐述和实验的空间。①See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pp.44，53，55，15.这是对苏恩文的科幻认知陌生化存在于叙事整体框架的补充和推进，它阐明了即便是乌托邦意识形态层次上的科幻文本也成为了阐释乌托邦冲动最具优势的文学场所。

在乌托邦文类不再被理解为社会规划之后，还需澄清这一写作传统单一化了乌托邦冲动的嫌疑。为此，莫伊兰将60至80年代的《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1974)、《女汉子》(The Female Man，1975)等科幻文本冠以“批判性乌托邦”(Critical Utopia)之名，指出它们扭转了传统乌托邦中替换社会优于人物和情节的模式，前者退居背景，主人公的政治追求得到突出;这种从共时的理想系统转向对自主行动的历时叙事，拯救了被资本主义肢解的人类主体，读者再次发现了一个行动中的真正主体，他不是陷入社会系统中的孤立个体，而是处于历史变迁之中的集体的一员。如此，批判性乌托邦克服了莫尔以降的封闭性、静态性和被动性。②See Moylan，Demand the Impossible，pp.41 －46.

20世纪60年代是19世纪末期之后科幻与乌托邦的又一次复兴，此时的作家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作品中对宗教、环境、性属等问题的针对性关注，与当时各种社会运动互为呼应，共同构成了对抗性文化，并且体现出深刻的文类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一无所有》中物理学家谢维克冲破时间因果论，提出循环时间理论，成为他人生转折和故事冲突的来源，文本自身的章节结构呼应了这一情节安排，叙事在乌拉斯和阿纳瑞斯之间交替进行，分别从不同的时间端点开始汇聚到一个可能沟通和共享的前景。作为“乌托邦”的阿纳瑞斯与作为现实“再现”的乌拉斯，并非黑白分明，尤其是阿纳瑞斯正如副标题所示是一个“含混的乌托邦” (ambiguous utopia)，它的世界不乏官僚主义、对“异端”的迫害、因集体性而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个体性等致命缺陷。但是，人物与情节的突出，或者说乌托邦的叙事化和小说化，始于《时间机器》，从此有了乌托邦小说，或者说科幻乌托邦(Science－Fictional Utopia)。③Freedman，“Science Fiction and Utopia，”in Learning from Other Worlds，p.91.传统乌托邦对替换社会的细节勾画最终导致了作者独白的风格特征，小说的杂语和对话才能真正解决它将乌托邦冲动单一化的质疑。《时间机器》在叙事上挪用了圣经传统和民间故事，戏仿了莫里斯和贝拉米的乌托邦;杂糅了对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熵变理论、前爱因斯坦的时间概念等科学话语的想象;当时社会文化中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唯美主义者的艺术与生活的悖论都渗透到叙事之中。④详见黎婵:《〈时间机器〉:认知陌生化与科幻新颖》，《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莫伊兰的“批判性乌托邦”和后续的“批判性敌托邦”(Critical Dystopia)，还是苏恩文、詹姆逊论述中涉及的文本，如今的乌托邦通常都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写作，这也是西马科幻批评者总将科幻与乌托邦两词并置的现实原因。

有必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乌托邦真正的代理人，是否意味着乌托邦文学成为了多余?愿望满足包含一种现实的原则，倾向于不把事情变得太过轻易，聚集各种反对和阻挠力量，以便最终“现实地”克服它们。因此，想象乌托邦意味着生产种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它是一个具体过程，而不是一次性地给予某种答案，“不是抽象的思维而是具体的叙事本身，才是一切乌托邦活动的检验场。伟大的小说家以自己的文体和情节本身的形式组织，对乌托邦的文体提供一种具体展示”。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47页。何况，我们离《共产党宣言》中那种革命前夜的意识和潜能还很远，⑥See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p.232.乌托邦文本所代表的“前概念的形象思考”将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主观意识和行动与历史新可能之间的重要中介。

综上所述，《时间机器》重塑了科幻小说，将文学乌托邦的传统融入了科幻话语，或者说莫尔开创的乌托邦文学此时正式汇入了较晚产生的现代科幻文类，成为了科幻的一个重要次文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幻的关注焦点在于乌托邦功能，詹姆逊甚至就仅限于此。与此同时，六七十年代大量的优秀科幻作品，在美国引发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20世纪初美国科幻杂志培养的广泛读者群此时也在学术界结出了硕果。1970年美国成立“科幻研究协会” (the 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对杰出科幻研究者颁发“朝圣奖”(the Pilgrim Award)，至今名单中除了苏恩文和詹姆逊，还包括冈恩 (James E.Gunn)、斯拉瑟 (George E.Slusser)、韦斯特法尔 (Gary Westfahl)、拉布金 (Eric S.Rabkin)等非西马主义研究者。在《科幻的变形》出版之后，斯拉瑟即敏锐地指出，苏恩文将总体化“新异”视为一种替代性的规范系统，使得科幻越来越像乌托邦作品，这并不符合科幻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状况，并将科幻价值单一化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叛文类。①See George Slusser，“Review，”Nineteen-Century Fiction，Vol.35，No.1，Jun.1980，pp.74 －75.对苏恩文而言，文学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判断相分割。他强调科幻的正统代表是莫尔、斯威夫特和威尔斯，从霍夫曼 (E.T.A.Hoffman)开始的哥特或浪漫模式较为次要，更为次要的冒险故事则几乎已被凡尔纳耗尽，因此“一个不了解自己来自于莫尔和斯威夫特的科幻——不管工业时代增加了多少其他的支流——就像一个严重近视的人，镜片被历史污染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对自己更好的一半——乌托邦和讽刺——视而不见”。②Darko Suvin，“Afterward:With Sober，Estranged Eyes，”in Learning from Other Worlds，pp.244 －245.

相较而言，在科幻批评领域苏恩文比詹姆逊视域更广阔，他提出的另外两个关键概念——陌生化和认知性，在文本分析中更具操作性，但若脱离了“新异”，不理解它在该流派中朝向布洛赫理论的回溯以及发展，就无法真正把握陌生化与认知性的含义。西马科幻批评者都真诚地相信，科幻写作与批评，不止是文本的生产，而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实践，这种布莱希特式的实践指向的是去异化的政治目的。科幻的文类特征在于创造了一个“它世界”，无论是壮阔雄伟的太空征程、荒凉冷漠的赛博朋克世界还是打破界限的非人类形象，乌托邦视野的提出准确而深刻地捕捉到了科幻对现实说“不”、拥抱“尚未”的精神，这种精神经由西马科幻流派的阐发成为了高度严肃的人性本能与历史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