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婷，吴军赞

(四川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一、译论的经验性与先验性之辨

翻译实践，或者说从一个语种到另一个语种的话语转换，在人类历史早期就产生了。据圣经 (TEV和合本)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Now the whole earth had one language and the same words.)”;“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Then they said，‘come，let us build ourselves a city，and a tower with its top in the heavens…’)”;“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Therefore it was called Babel，because there the LORD confused the language of the earth;and from there the LORD scattered them abroad over the face of the earth.)”这句话从宗教或者传说的角度揭示了翻译实践出现的原因，即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为了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进行了自觉的以言易言的实践活动。

随着社会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对翻译本质的研究也一直在发展。那么什么是翻译学呢?霍尔姆斯 (James Holmes)提出:“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①James Holmes，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The Hague and Paris Bratislava:Moulton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1972，p.5.从霍尔姆斯对翻译学学科目标的叙述可以看出，翻译学旨在建立一套能够描写翻译实践 (包括翻译过程和作品)的理论体系。

一般认为，奥古斯丁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开创了西方译论的语言学传统。②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观诞生以来，翻译学系统地借鉴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到认知语言学的各流派的产生和发展，语言学传统的翻译学研究诞生了大量的理论。

自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以降，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的影响与阐发就一直伴随着译论与翻译实践的发展。从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转换生成语言学 (TG)到新的第二代认知语言学 (CL)理论取向的变化，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的阐发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基于TG的先验主义和天赋论哲学取向，语言应该是先验、自治的，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能力及其深层结构，翻译必须“按本求实”。①赵彦春:《先验与本质的缺失——认知语言学学理反思之一》，《外语学刊》2007年第6期。基于CL的经验观和认知普遍观，“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以实现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 (含古代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②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中国翻译》2005年第5期。从以上可以看出，就是在语言学研究中如何阐发翻译问题，也有着各种不同的思路。当代比较重要的TG和CL理论体系对翻译的争论，和在其他领域阐发相关问题的焦点一样，集中在语言的先验性、自治性、任意性、生成性与体验性、普遍性、象似性、功能性的争论上。其中就哲学基础而言，主要是先验的心智主义和体验主义哲学的争论。

二、当代西方译论的文化转向

西方译论对翻译的阐发与语言学理论的阐发方式有一些相通的学理思想，刘宓庆认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的信条是“翻译中无理论思辩可言 (there is no theoretic speculation in translation)”，并说:“有关翻译的所有理论思想都来源于经验观察，经验世界不能虚构，也用不着运算，只能描写。”③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第35页。以上可以看出，此中有基于经验主义哲学的取向，同时，反对运算、主张描写也可以看作是对转换生成语言观的一种质疑。谢天振、陈浪在评述罗宾逊《译者登场》一书时，也说到:“罗宾逊在此书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西方传统翻译理论，指责它与其他西方语言科学一样，长久以来都是‘非实体’研究。他以奈达关于翻译过程的著名论述 (分析、转换、重构)为例，批评此类理性分析高度抽象简约化，仅着重翻译与纯粹思维的关系，翻译因而被视为可以机械操作的过程。而他则想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即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翻译身体学’(the somatics of translation)，使研究能够落实到情感层面，或者说‘人的身体感受’层面。”④谢天振、陈浪:《在翻译中感受在场的身体——读道格拉斯·罗宾逊的〈译者登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9期。可以看出，译论对人的身体经验的关注，已经不光是对文本中“人”的身体经验的描写，更是对译者经验的描写，把翻译过程解释为一种“改写”、 “再创造”。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包括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和霍尔姆斯在内的著名译学家认为翻译不能仅仅关注两种语言文字转换，更应致力于从更为宏大的文化交际、文化比较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⑤Susan Bassnett，“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in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eds.，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8.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1992.André Lefevere，“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in Bassnett and Lefevere，eds.，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Holmes，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这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脱离基于语言学理论的阐发方式，对翻译的美学和人文主义价值进行了新的思考，建立了新的范式。对这种转向，也有一些质疑，赵彦春认为文化派夸大了翻译文本外的制约因素，并强调“翻译是对原文的复制，翻译从属于原文，这是翻译的基本事实”。⑥赵彦春:《文化派的理论取向与实质》。这种质疑，属于翻译归结论的范畴，这种观点认为传统的普通翻译学对翻译的本体研究是翻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主张回归传统译论的“忠实”、“对等”之义。⑦秦岭:《评翻译归结论与“文化派”之争》，《今传媒》2010第9期。

由此观之，西方译论文化转向的哲学基础是源于CL的体验主义的，虽然译论不是也不需要成为语言学理论，但是两者对人、文本、语言、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思考是一致的。然而，文化转向从另一个视角，也就是文化比较上思考翻译的问题，越来越重视译论的美学价值、诗学价值等人文主义关怀，从而与语言学理论重视语言机制、语义与句法的关系、语码转换等科学主义的关切逐渐疏离。翻译归结论对译论文化转向的质疑实质上就是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视角对以美学为主导的视角的质疑。

译论的文化转向使得当代西方译论出现了许多特征，逐渐远离了西方传统译论。刘宓庆总结为:“当代西方翻译思想主流是:侧重交流目的、交流形式、交流效果;侧重译者的功能发挥，抑制原作的意蕴;侧重译文倾向并抑制原作反映的外域文化，要让外域文化和价值观适应本国文化。”①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第27页。西方译论的这些特征，明显远离了科学主义的传统，无论是结构主义的符号转换、TG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转换模式还是CL的心理－认知模式，都与当代西方译论的这些特征相去甚远。

三、人文价值为主导的中国译论

当代西方译论的文化转向，重视翻译的美学价值和人文价值，认为翻译不应该是非实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推导，应该落实到“人”上面。不过，片面地强调译入语、译者、目的文化等命题，大有过分激进的嫌疑。刘宓庆认为中国翻译思想的基本特色是协调、协和，“和”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命题。②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第48－51页。我们可以从与西方译论比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译论传统与美学价值的契合。

从哲学传统上讲，中国古代文化讲“和”，这对译论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三国时支谦作《法句经序》，主张“质直”虽然“尚贵其实”，却近于“不雅”，这是主张译文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墨子·七患第五》中“民力尽于无用”是说应追寻本质，倾向于“质”先于“文”。孔子讲“文质彬彬”，刘勰论“文质相称”就是主张一种“和”的观念。看西方译论现在仍为文化转向还是归结于本争论不休，方知中国古代先贤之贤。唐代高僧、佛学家、翻译家玄奘于贞观十九年从印度带回大量佛经并潜心翻译，最终归于“圆满调和”。调和的是文质之争，体现的是一种从美学价值认识本体的哲学取向。

从语言文字上讲，汉语重“意象”，轻“结构”，“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汉语最深层次的独特性是“意念主轴”，③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第54－55页。语义的理解和句法有许多自由的变化。这些特点决定了必须从美学价值认识汉语，以达到与更注重句法结构的西方语言互译时的“和”。

可以看出，中国译论传统坚持的价值取向是人文主义的。中国译论的价值取向不完全等同于西方译论文化转向的取向，虽然在一些具体的论断和话语上有相似性。在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译论应该坚持“和”的传统，从而实现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