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东西方文化 (包括中亚文化)都有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诉求，但是在证成或助推这一诉求完成的原动力上却有差异:基督世界指向了全能的上帝，古印度指向飘渺的佛祖，阿剌伯世界则指向全知的真主，中国人则追溯至自己生命的来源——祖先和天地。中国人的祖先指向诞生了特色浓郁的“孝悌”情怀和以孝悌为内核的“礼乐”文化。如果要寻找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古印度或中亚文化的特征，中国人自古具有的“孝悌礼乐”应当是最好选择。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孝悌礼乐”几乎是一以贯之、长盛不衰的，特别是孔子的《孝经》一书，对中国特色“士君子”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也为历代王朝“孝治天下”历史提供了经典教材。如果要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总结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原因，“礼乐治国”和“孝治天下”就是吾国吾民的力量源泉，这是既往历史的经验总结，也对今天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 “孝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又都有自己的特征。这种特征是这个民族区分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亦是决定这个民族的发展走向和民族文化能否长盛久昌的内在力量。因此，我们要解析和认识某一民族的文化，首先就应抓住这个特征。

其实，“纵欲、禁欲、节欲”，以及“外在超越、内在超越”等等，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差异的最深层次原因乃是东西文化本体意识的不同。我们认为，人类是天然具有某种“宗教情结”的，或者说人类毕竟是需要某些“终极关怀”的。无论你多么强大，多么智慧，或是多么弱小，多么愚钝，也无论你的行为是多么有序，或是多么不合逻辑，其实你都在受一种无形力量的支配，那正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精神诉求在起作用，对这种取向和诉求的执着和坚守，其实就形成了一种宗教情愫。不过，虽然人类都天然具有这种相同的需要，但是人类文明在行进过程中，常常会因为必然或偶然的多种多样的事件所驱使，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价值取向和路径追求，其重心也会各有差别。比如，基督教世界由于受摩西十诫以及犹太教义的影响，他们毫无选择地将善与力量的源泉指向全能的上帝;古印度的人们由于对城邦林立互斗不休现实险恶人生无常的无奈，于是将精神安慰指向了美妙的精神圆满和渺极的未来世界;阿剌伯世界为了整合民族凝聚力量的需要，则将这一诉求指向了全知的真主;而我们中国人呢，出于对自性生命的体悟和成就生命的感恩，则将终极关怀追溯至生我养我的父母 (或祖先)以及生成万物的天地。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指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实对中国文化之区别于他方文化的实质有所揭示，甚得其情。

从文化本位衍伸的角度来看，中、西、印民族文化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西方文化心理天生带着一种“原罪”感，在基督看来“人生而有罪”。据《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还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然而二人却违背上帝诫命，偷吃生命之树和智慧之树的果子，因此就与上帝的关系隔绝了，这种与上帝关系的隔绝就是基督教所说的罪。亚当和夏娃的罪遗传给了子孙后代，因此在基督教眼中，人一出生就有罪，这就是所谓的“原罪”。人人需要通过赎罪才能进入天国，重新回到上帝怀抱。为什么要有“原罪”?因为人的始祖违忤了“上帝”的旨意。印度人所以要禁欲，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欲望甚至人的生命感知乃是万恶之源，只有消除欲望甚至消灭肉体，无知无欲甚至无我无物，才能避免堕入地狱，达到理想的纯真境界。中国人则不然，他们认为天地父母赋予我们的生命是最美好的，只是别太过奢侈、暴殄天物而已!中国人对人生始终抱着“感恩”的态度，我们首先感谢天地自然，是天地产生了万物;其次感谢祖宗父母，是父母赋予了我们生命。《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礼义有所错 (措)。” (《序卦传》)又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传下》)，正是这个意思。人处天地间，道寓万物中。人和万物都是天地、父母和谐的产物，天道或天命都同时寓于人和万物之中，人类之于天地万物、儿女之于父母祖先，都应当有感恩的义务。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位研究中印文化的印度学者说:“送中国人一块石头，他会还给你一块玉。”这也许是传统中国人的本色。

中国人的感恩心情，首先便集中地表现在“孝悌”二字之上。孝悌被中国圣人定义为百善之先(“百善孝为先”)，而不孝则被斥为万恶之首(《吕氏春秋·孝行》引《商书》:“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孝经》:“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悌是人生第一课，也是善良的发轫，是所有善言、善行、善事、善政，乃至礼仪、文明的基石。

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常常说“幼而孝悌，长而忠诚”;中国人评价一个人的德行，常常说他是否仁义，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中国人考察其事业是否成功，不仅仅在于官至几品、禄至万钟，还在于是否“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经》)，也就是俗话所说“光宗耀祖”。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不仅有“功名利禄”、“富贵寿夭”等功利性内容，而且更在于安定“宗庙社稷”、报答“天地君亲”等的精神诉求，中国人自古就将生我养我、长我育我的“天地君亲师”(而不是上帝、佛祖或真主)供奉在自家神龛中，作为至高的神圣来膜拜。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珍惜和肢体的保全，不纯粹是因为自己贪生怕死，而是出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的考虑。这一切都带有一个“恩”字，一个“孝”字，个人生命的演绎过程、人生事业的自我实现，不仅仅是自个儿的事情，更是报恩尽孝的需要。

不仅人生如此，就是历代的制度设施、文化建设，也体现出报恩与孝悌的内涵。如虞、夏、商、周以“养老”、“教化”为内容的庠序制度，夏代开始推行的“慎终追远”的宗庙制度，周人的“敬宗合族”的宗法制度、“亲亲尊尊”的礼乐制度，等等，无不体现报本知恩的内涵。至于汉代开始推行的“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更是报恩心理在政治领域的广泛推行。

如果具体地说开来，在中国几乎所有文化制度中，都闪现着“孝悌”的作用和身影。如我们常常说中国是“仁义”国度、“礼乐”之邦，可是这些礼乐设施，其实都是以孝悌为其实质内容的。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是也。”(《离娄上》)“事亲”即孝，“从兄”即悌，仁、义、礼、乐、智，都以孝悌为实质内容或核心价值。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孝悌的提倡，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孔子的宗教。深有见地!古人称赞“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而牺牲的童子(《礼记·檀弓下》)，今天提倡“爱国主义”，为什么要如此呢?那是因为国是家的放大，家称乡邦，国称国家，乡国乃是“父母之邦”(《论语·微子》)，逝去祖先的丘墓在焉。自古及今中国人都提倡为人要做“君子”，而做君子如何开始呢?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一切不从孝敬亲人开始却想成为善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孝经》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悖德悖礼，岂能称善，其无殃者仅矣!古今都赞赏“忠臣”，忠臣如何可得?原来忠心乃是孝心的推广，《孝经》说:“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顺，故悌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因而自古有“求忠臣于孝悌之门”之说。要做一个明君，当个好领导，如何可能?其实也简单，就是从孝悌做起，《孝经》讨论天子如何行孝时说:“爱亲者不敢恶人，敬亲者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上行下效，上敬老而下益孝，上好义而民知禁。因此，《孝经》又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又说:“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作为一国之君或一方之主，对下民的美德培养也很简单，那就是希望下民做良民，自己先做善人，先行善事，孝悌则是行善教善、教顺教忠的首务，故中国古人将这一治国方略称为“孝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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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内政如此，外交也不例外。在中国古人看来，搞好大国外交、处理国际事务，也无非孝悌之德的广泛应用。《尚书》赞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合万邦。”(《尧典》)《孝经》说:“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君……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搞好外交只须将孝悌友于之心以爱邻邦小国之君就可以了，《孝经》说“爱其君则臣悦，爱其父则子悦”，这样一来，邻国无不被其化，外人无不感其德，如此才会内政理而外交顺，自然可收“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的“天下和平”(《孝经》)之效。

因此我们说，报恩和孝悌，是传统中国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色彩，是国人区别于他人的重要标志。能够使中国人形成这一文化心态的学派就是儒家。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人原始的报恩情愫和养老传统，凝炼成系统的孝悌观念，后来再由“独尊”了的儒家将这一观念广泛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形成全中华民族的普遍道德，自然而然就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色调之一。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孙中山《三民主义》也称赞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究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诚哉斯言!可谓深知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矣。

二、历代王朝的治政轨迹—— “孝治”

华夏民族自古就有养老敬亲传统，二帝三王、虞夏商周，都曾经实行敬老的政策和措施，当时称为“尚齿”(《礼记·祭义》)。《礼记·王制》还说舜“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商“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胶”。上庠下庠、东序西序、右学左学、东胶虞庠，都是学校。虞夏商周之所以养老于学，一则是为了赡养孤老，使之老有所养、老有所终，这就是后来“孝者蓄也、养也”古训的最早实例;二是为了礼敬贤能，使有知识有道德的老人来教育贵族子弟，这就是《孝经》“夫孝，教之所由生”的历史本相。《尚书·舜典》记载舜任命契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也说:“圣人 (舜)使契为司徒，敎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这些记载，都是“教化”始于人伦、德政成于孝悌的例证。

华夏先民很早就有祖先崇拜的传统，据说夏朝已经建立宗庙祭祀制度，《考工记》载:“夏后氏世室九阶。”世室就是宗庙。孔子也说: “禹，吾无间然也，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这里的鬼神即是祖先和天地山川之灵。可见宗庙祭祀在夏代已经开始了。这一制度，为后起各朝所继承。在殷商的甲骨文贞卜文字中，祭祀先公先王就是重要话题;而“曰追来孝，致孝享也”等类文辞，则屡见于周代金文以及《周易》 《诗经》等早期文献。《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主持祭祀和武备就是当时国家政权的重要职能。“祭祀”的对象当然有天地、山川、百神和祖先，但祭祖活动无疑是最原始也最重要的，其中所寄托的无非孝子顺孙的永久之思，这些“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的举措，表达的无疑是“孝敬”、“感恩”的心情。中国又是一个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的国度，孝悌之行与政治功能密切相关，佚《书》所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认为孝悌可以影响政治，正是这一历史的形象说明，这就是所谓“孝治”。

孔子在“孝养”、“孝敬”、“孝治”这些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从而形成“敬”与“养”结合、“孝”与“忠”结合、“家”与“国”结合的系统的“孝悌观”。孝悌是一切善言美行的基础，也是一切仁政德治的首务，二帝三王①二帝三王:即尧、舜二帝，夏、商、周三代之王。，皆以此为根本要务;三事五常②三德:正德、利用、厚生。五常:仁、义、礼、智、信。，都由此而发挥开来。所以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经》也说:“(孝悌)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孝，德之本。”都是这个道理。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育人才，有弟子三千人。晚年更赞《易》修《春秋》，其弟子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早年多言仁义礼乐，晚年更多谈孝悌忠信。原因就在于只有从孝悌忠信做起，仁义礼乐才不致于落空，因此他常常以“孝悌忠信”来砥砺弟子的德行，教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了这个基础然后才施以文化教育——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于是弟子彬彬然多君子之士，孔门之中更是纷纷多孝悌之人。孔子又因《六经》题目不同，文字繁冗，担心《六经》宗旨不明，途径迂曲，故在晚年与弟子曾参谈论孝悌话题时，更制《孝经》，以为《六经》的总括，从而形成系统的“孝悌”观。曾子 (或其门人)退而书之，遂成《孝经》。《孝经》是孔子所传、曾子所受的教孝经典，也是后世贤君明王移风易俗、淑世济人的政纲。孔子自谓:“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援神契》)就是很好的说明。

如果说在孔子之前，人们行孝还带有某种自发特征的话，那么自孔子创立“孝道观”后，中国人就有了系统的“孝悌”思想了，曾子 (或其弟子)笔录《孝经》后中国人更有了教孝的系统经典;自从孔子以“孝道”教人、曾子以《孝经》授学后，中国人就知道了如何正确地行孝，然后才能自觉而又自然地养成孝悌品行，涌现更多的孝子和顺孙。孔、曾师徒，是《孝经》创作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华提倡孝悌之学的鼻祖。

孔子与门人常常讨论孝悌问题，比如有若、子游、子夏、曾子、闵子骞、孟懿子、孟武伯，乃至鲁国执政大臣季康子，君主鲁哀公等，都曾经与孔子有问孝、论孝的事情，这是中国历史上 (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孝悌大讨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从此之后，“孝悌”和《孝经》由孔门弟子以及后世儒家广泛传播，渐成磅礴气势。战国初年，魏文侯、乐正子春，曾经撰有关于《孝经》的传说，使《孝经》原理和功能得到初步研究与阐释。

战国纷争，诸侯一味地追求耕战，儒家学术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列传》)，成了不合时宜的理论，孝悌伦理在此时呈现出曲折状态。然而风气已开，民智已启，诸子争鸣，百家竞起，驰说辩难，也常常涉及孝悌问题。当时的开明君主，如魏文侯，齐宣王、齐威王等人，对儒家伦理也还予以兼容和提倡，魏文侯还撰著了首部《孝经传》。其他儒学人士，更是尽力维持，使孝悌理论更趋完善，其中以孟子、荀子两位大儒功劳最大。由于他们的议论时时与《孝经》互相印证，所以有人说《孝经》是孟子、荀子或其后学所作，其实是孟、荀受了《孝经》影响，而不是相反。孟子推崇“四端”，将“孝悌”定义为“仁义”基本德行(《孟子·离娄上》);荀子推崇“大孝”，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臣道》)的辩证忠孝观，都对孝悌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秦人崛起于西方偏远的戎狄地区，俗尚功利，以商鞅、韩非、秦始皇为代表的秦统治者及智囊集团，非《诗》《书》而毁《礼》《乐》，弃仁义而蔑孝悌，仁义不施，孝悌不讲，①《史记·商君列传》秦臣赵良建议商鞅“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被鞅拒绝。甚至“焚诗书，坑儒士”，暴虐至极，②《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引贾谊《过秦论》:秦始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诗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于是人心鄙咎，风俗恶薄，结果戍卒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大秦的天下便倾刻瓦解了。秦人不行仁义，不讲孝悌，导致国家短祚的历史，成了后起的历代王朝汲取经验教训的反面典型。世之人乃有谓“百代皆行秦治政”者，亦可休矣!吕不韦纠集门客撰集《吕氏春秋》，其中对儒家学术多有引录，特别是其中两引《孝经》，为《孝经》成书于先秦提供了铁证;其《孝行览》全文保存了乐正子春一系的孝道学说 (或即《儒家者言》)，从善服义，甚为难得。

汉兴，陆贾为高祖陈“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以及“古之成败之国”的治乱经验，撰著《新语》，首陈“修内”、“治外”之策，力反秦人不尽孝养老的恶习，称赞“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慎微》)的善举，儒家孝悌伦理重又得到提倡;其书屡引《孝经》，拨乱反正，独具前识。高祖信而用之，躬行孝悌，化成天下，奠定汉代“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影响中国两千年历朝治政。后起诸君，也力行孝悌，皇帝谥号都带“孝”字。汉惠帝下令“举民孝弟力田，复其身 (免其徭役)”(《汉书·惠帝纪》);高后称制，则“置孝弟力田二千石一人”(《汉书·高后纪》)，人们通过孝敬双亲、努力生产，可获秩比郡守的尊荣。文帝恢复传统养老制度，“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并“赐老者帛”，诏书明确宣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汉书·文帝纪》)武帝还“表章六经”，置博士弟子，专精儒业;同时将高、惠以来的敬老勉孝措施，更加强化，务使“兴廉举孝，庶几成风”(《汉书·武帝纪》)。汉成帝并令后宫佳丽习读《孝经》《论语》，汉明帝令“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汉家皇帝除时常赐老者粟帛絮丝以养老外，还对七十以上者赐以“鸠杖”，持杖者可以入宫不趋，见恶可杖(《居延汉简》)，三代养老敬亲的孝悌传统，又逐渐得以恢复，中国“礼乐之邦”、“孝治天下”的大致格局于此基本形成。汉代由于大力推行孝悌之道，因此国无弑君之祸，家少悖离之子，始自高祖，终于孝献，汉朝享有天下400余年，是秦汉而下历朝中得国最久的王朝。

魏晋六朝，天下纷纷乱世，民不堪命;又加“玄学”之士、魏晋流风，遗弃礼法，鄙视伦理，传统孝悌观念和儒家礼法遭到首度破坏，孝悌之道进入暗淡时期。然而父子大伦、母子至亲又何可废弃?阮籍“视礼法之士如裈中之虱”，然当他听到母亡噩耗时，犹“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晋书·阮籍传》)。“妙善玄言，唯谈老庄”的王衍，亦难免有亲子之情，“(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晋书·王衍传》)。更有帝王卿相，虽然政权可更，国祚可改，而伦理天成，在所必维，如晋武帝、齐武帝、梁武帝等人，皆亲讲《孝经》，力倡孝悌，形成盛极一时的“皇家《孝经》学”现象，此为前代所未有，亦后来所不及。当时社会，由东汉树立的清议之风、正义之气，仍然行于人间，于是品题盛行，清议益兴，奖忠勉信，以惩薄俗，宣扬孝悌，以励君子，于是尽管天下纷乱、忠臣不再，仍有孝子顺孙日益辈出，南朝诸史因而有《孝子传》(或《孝德传》)创立，此亦孝悌夙成，伦理自化的效果。

隋唐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在政权的争夺中难免凌父弑兄杀子之举 (如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但在获得政权平定天下之后，亦欲统一分歧了300余年的思想学术，整齐混乱了的风俗和礼法。于是他们广开学校，推行科举，再倡儒术，崇奖孝悌。科举考试既重视文才，也考察品德，并将《孝经》列入考试的“兼经”，唐玄宗还御注《孝经》，令天下“家藏一本”(《唐会要》卷三五)。还大力推举孝悌之人，由政府予以特别表彰，《新唐书》称“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闾巷刺草之民，皆得书于史官。”保证了孝悌伦理处于正统地位。是时虽然“三教并行”，但从唐太宗开始即是推尊周孔，以儒居首(《贞观政要》卷六，唐太宗谓:“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于是唐人子弟纷纷多文雅卓识之士，天下闾里处处有礼顺孝悌之民，唐有天下，二十传达三百年，盖亦久矣。

宋承此制，推而广之，儒学之盛，亘古未有。特别是宋之君臣，提倡文教之治，注重个性修养，其君主“汲汲于道艺”，朝廷大臣“以经术为务”，士大夫和儒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宋史·艺文志序》)，于是宋代文治大昌，理学勃兴。开国之君宋太祖明诏:“人伦以孝慈为先，家道以敦睦为美。”(《东都事略》卷二)明确申令孝悌人伦。宋朝历位君王，修养都普遍较高，多能以孝悌相勉，特别是宋仁宗、宋孝宗，更是宋代诸君之典型，《宋史·孝宗纪》论曰:“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宋代设官分职首先强调劝勉孝悌。太宗颁布《文武七条》，在文条中明令“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宋史·职官八》)。对地方官的要求，知府要“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县令要将“有孝悌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上于州，激劝以励风俗”(《职官七》)。理学家虽有“存天理，灭人欲”迂论，然又提倡学行合一，孝悌伦理在宋代也得到及时提倡和施行，于是孝子盈野，忠臣满朝，正气在兹，斯文不坠。故当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乃有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忠勇之士，奋不顾身，尽忠报国，因之宋世得国三百有二十年。

西夏、辽、金、元，崛起化外，却渐染华风，接受儒学，纷纷以本族语言翻译《孝经》，作为引导国人士子“知仁义道德所在”(《金史·世宗纪下》)的经典，也成为教育亲兵营卫亦勇亦忠的常课(《金史·章宗纪》)，一时之间，昔日弯弓射雕之民，渐渐成为彬彬有礼之士。

降及明清，无论是起于草莽的洪武皇帝，还是来自关外的清朝列宗，也都继承了宋元以来儒家教化和科举选士的传统，对孝悌之道益加表彰。明太祖朱元璋“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际，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一代之宏规”(《明史·儒林传序》)。既得天下，颁布“圣谕六言”:“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又复科举以选士人，对中举之人发布红榜晓示天下，还由官方将中举消息传到举子家乡，“好生光显他父母”(《礼部志稿》卷七一)，让士人深刻体味“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荣耀。在明代，上有奖励孝悌的《圣谕六言》，下有劝勉睦邻的“乡规民约”，上以孝悌号令下民，下以忠顺报答上峰，父以孝悌教子，妇以忠孝勉夫，上下相劝，男女相感，一时形成“虽至贫，不肯弃《诗》《书》不习，至贱者，能诵《孝经》《论语》，知晓其大义”(杨士奇《石冈书院记》)的良好风气。

清朝崛起关外，却能接受儒教，迅速汉化。康熙皇帝颁布《圣谕十六条》，首以“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相号召。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或自著《孝经》御注，或更辑《孝经衍义》，或签注《圣谕十六条》，期待“内外内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庶使“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廑身节用，竟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雍正五年《御纂孝经集注序》)。劝善勉孝，不遗余力。因此，明、清二朝政权不仅都维系有二百六七十年之久，而且两朝国力都曾经达到当时世界的最高峰。只因是时君主专制加强，以忠居孝之先，以忠君代孝亲之实，将传统的以亲亲为基石、移孝为忠的孝悌伦理，推落入“愚忠愚孝”的深渊，出现奴隶道德，“以理杀人”的消极现象，圣贤所制教孝劝善的《孝经》，也渐渐被后起宣扬愚忠愚孝的《二十四孝》所取代。明清时期又成了孝悌之道被严重扭曲的时代。

及乎近世，出于对明清以来“愚孝愚忠”的批判和反动，对传统文化普遍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温馨的“孝悌”之情也被彻底地歪曲和丑诋，以为传统道德只有毒素而无价值，教孝的经典《孝经》被视为“不值一读”的文化垃圾，真是风雅扫地，斯文沦丧，道德堕落，伦常败坏，悠悠二千年中华孝悌历史，于此再遭重创!本来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的《孝经》也被迫退出淑世济人的历史舞台。一些地方和个人，一方面存在有亲不养，有老不敬的不孝行为，另一方面又出现扶老被诬，助老被讹等丑恶现象，甚至出现了“官员不廉，士人无耻，下民无赖”的严峻局面，这哪里还有《孝经》所说“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影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与20世纪以来过分地抛弃传统，过分地丑化孝悌，造成了“官无礼义之防，士无民极之操，民无廉耻之守”的后果不无关系。

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孝思”

如上所述，中国自古有推崇“孝悌礼乐”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始于尧舜，成于孔子，行于历代有识之君臣，而化于天下向善之士大夫以及庶民。孝悌礼乐可是说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孔子继承虞夏商周以来“养老”、“尚齿”传统，撰著《孝经》，将孝悌之道视为实现“天下和平”的“至德要道”，孝悌可以统摄人类所有的美德善行，孝悌之道无疑成了“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这一理论，对二千多年来中国特色的“士君子”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可惜秦人不行孝道，不施仁义，虽然能够扫平六国，武功高天下，却不能安定邦家，纯化风俗，故仅仅13年便亡其国祚。汉以后的历代有识君臣，意识到孝悌对于“安上治民”、“文明礼顺”的积极作用，纷纷实行“孝治天下”，使老有所养，长有所尊，于是孝子忠臣，层出不穷，太平盛世，一个接着一个，其国祚绵长，江山永葆者，代代都有。然而由于明清时期专制日甚，高压益严，于是“感恩爱亲”、“移孝作忠”的自然情怀，化作“愚孝愚忠”的枷锁，也使《孝经》蒙上落后愚昧的阴影。

《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既醉》)孝悌本是人类固有的天然亲亲情愫，也是人类知恩图报的应有本能，经孔子总结上升为系统讲解“孝悌”伦理的《孝经》，再经历代儒者传播、明君提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过“教民亲爱”、“天下和平”的作用。《孝经》以及“孝悌之道”，一直是影响中国人民性情、塑造中华文化特征的重要法宝，在浩浩2500年历史长河中，它们主要是以这种正面形象载入史册的。

只要有生命，就会有施有报;只要是人，就应知恩图报。对父母的感恩，对长上的忠顺，这就是孝悌，这是作为人——一个自觉的生命体必须具有的特性，也是指向“仁义”目标、通往“君子”境界、到达幸福彼岸的康庄大道，更是我们永远保持人的本质特征(“由仁义行”)所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重视孝悌，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进行内部协调与群体和谐的自控机制。这种绵绵的亲情和悠悠的情思，也是凝聚我们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力量，是我们的文化在历经艰难磨砺之后仍然能够自强不息、焕发新生的原因所在。

《孝经》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亦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齐之以礼，有耻且革。”(《论语·为政》)历史经验证明，政刑行于已犯，礼乐施于未然，孝悌则禁于无形。只有将孝悌和礼乐政刑紧密结合，使孝悌礼乐先于政刑开展，社会才会亲爱团结，文明礼顺。如果说政刑是外在力量的强加，礼乐也有一个由外向内的教化过程的话，那么孝悌则是人们内在心灵的自我觉醒。万物发育离不开天地，人类生长离不开父母。人皆父母所养，人皆尊长所教，知恩图报，寸草春晖，此天地法则，人性本能，谁能逃于天地之间?谁愿异于人类此心?奉行孝悌就是报答父母生成长养之恩，也是反馈天生地长之德的需要。孝悌之道不仅仅是推行仁义礼乐的基本德行，也是在遵守天地之道的规律和准则。故《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母子之爱自然成。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牛羊尚知跪乳，孝乌犹晓反哺，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乎!

天、地、人是谓“三才”。《易经》之道，“兼三才而两之。”《易传》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系辞传》)阴阳、刚柔、仁义，实异名而同质，仁即阴、柔，义即阳、刚，人之德行实取法于天地。正是有了天、地、人三才之德的交互作用，才有了万物的顺利长养和繁滋。因此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为什么万物以三才为本呢?董子进一步解释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孝悌就是感谢天地父母的生成之德，故人必须敬天法地，事父孝母。礼乐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或是人类对自然法则的模拟，虽是人文精神，社会秩序，却也体现了天地的必然性原则和自然性规律。董子又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廓，名曰虚邑。”(同上)遵守孝悌、礼乐，犹之乎需要衣食一样，都是人之为人的必备条件。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者微也，希者少也。所去者何?所存者何?无非仁义，也无非孝悌礼乐是矣。故孟子又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离娄下》)舜之所以为舜，所以别于庶人，就在于庶人逐于物欲，舜则察明人伦，坚持孝悌为本的仁义之道，区别虽小，所成至大。试想，一个人连起码的报恩情怀都没有，连祖先的颜面都不顾了，他还会有所顾忌，有所奉献吗?还会敬天保民，敬祖法宗吗?还可能成为圣人，列入贤者吗?他必然是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将生民忧戚，置之度外。如果人类不讲礼乐，就是不遵守自然秩序，不敬畏天地之道，他必然走向与天地为敌，与自然为敌，破坏环境，颠倒五行，落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境地，他自己也落得独夫民贼、众叛亲离的下场。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屡试不爽的历史事实，也是我们当今希望过文明礼顺生活，做知恩图报新民的起码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