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方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雅斯贝尔斯的著作《时代的精神状况》出版于1931年，该书主要是对当时的精神文化危机做出了诊断。转眼80多年过去了，本书中雅思贝尔斯做出的许多时代论断都与当前一些社会现实不谋而合，不可不说雅思贝尔斯是一个洞察社会本质，具有长远发展眼光的智者。虽然，雅斯贝尔斯所作出的时代诊断对于现在来说已经是一种历史性的时代诊断，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这种历史性的时代诊断中得到一些启示，因此，这种时代诊断是值得我们再次进行研究的。

1 雅斯贝尔斯的时代诊断

时代诊断是一种新闻体裁，它是将时代的种种现象当作关于时代的信息，而不仅将其当作超越时代的认识的印证。依据时代诊断，人们可以想象在这一时代会有什么意义重大的新事物出现。时代诊断区别于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在原则上而且无论如何都是在事后看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而时代诊断则是致力于赋予自己从时代中看出的事物以更为稳定的、更富普遍性的概念[1]。《时代的精神状况》所做出的时代诊断针对的就是人的存在的至高危机，即人面临着生存之源的枯竭与超越之维的丧失所导致的虚无主义。

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在不断扩展；另一方面，人却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和藉以实现自我的那个存在，人的地位逐渐下降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个日益紧迫的问题让每个人都焦虑地思考着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机，这种思虑进而转化为人的一种自觉的文化反省。雅斯贝尔斯告诉我们：“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批判，与人的自我意识一同发生。”[2]在不断运动、流动和变化着的生活里，人们的意识也陷入了无休止的征服与创造、丧失与获得的漩涡之中。这时，“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以充分的意识研究他的世界，并改变它以符合自己的目的······他不仅仅是尚存着的能知者，而且自己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2]

雅斯贝尔斯做出时代诊断的核心基础在于，他认为现代性社会所表现出的个别特征代表着整体，而且一定程度上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都来自一种核心性事件。依据这一思路，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对现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技术、家庭、生活、工作、教育、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表征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以挖掘出现时代人所遭遇的精神危机的现实根源。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当代状况的形成主要源于近代西方人所发展出的三大原则，一是理性主义，二是个体自我的主体性，三是世界是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在这三大原则的指导下，人们建立起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政治生活，财富成为人们至高的信仰和追求，科学技术成为神一般无所不能的存在，其运用受到人们的极力推崇。工具理性兴起，人的终极关怀、信仰与理性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二者互不干扰[3]。随着时代的发展，甚至有理性超越信仰的趋向，于是在以“群众秩序”为特征的生活机器中，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面临着毁灭性的威胁，即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生活仅仅变成了单纯的履行功能。在这种危机下，人们普遍相信，“各种事物的安排出了毛病，真正重要的事陷于混乱中。每一种事物都成为可疑的，每一种事物的实质都受到威胁。”[4]相类似的心理状态在今天的中国也广泛存在，尽管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较西方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但西方社会因科技昌盛、市场经济发达所产生的精神文化病症在当前经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中国也日渐显露。雅斯贝尔斯对西方文化的精神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冲突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精神传统的关系是颇具启发性的。

2 雅斯贝尔斯对现代技术理性的批判

对现代技术理性的批判是雅斯贝尔斯时代批判的一个主要方面。雅斯贝尔斯看到，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和机器已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事物的发生不再是听天由命和偶然性的，而是通过技术合理化的生产和分配，“一切工作都在每一个有关的人都须遵循的详细的规则与规章下进行。”[2]面对技术统治下的社会，一方面，雅斯贝尔斯并没有采取极端的全然否定的态度，他指出：“技术世界看来是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不过，它仍可能最终为我们提供更有效的通向大自然的途径……技术使人在生活中对光、空气以及它们产生的一切现象的享受愈益成为可能。”[2]而另一方面，针对技术与人的实存二者之间的关系，雅斯贝尔斯强调，人类自我保存的本能在欲望的支配下，使得人自身逐渐沦为技术理性的工具和维护社会机器运转的功能性实存，即“人类的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的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其一切根基。人类成为在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4]。这说明，雅斯贝尔斯在承认技术在人类改造自然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将科学和技术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因此，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科学技术虽然开辟了广阔的历史前景，但它本身却包含着严重的危机，于是，秉持冷静客观的态度，雅斯贝尔斯对现代技术理性做出了深刻批判。

关于对技术的理解，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是目的的手段，产生于从手段到目的的过渡区域，服务于人创造有用的对象与发挥影响的活动；而且技术产生于人发明的程序与构成物之中，是科学性的人控制自然的程序，其目的是塑造自己的存在,使自己免于匮乏,并使人类环境具有诸事取决于自己的形式[1]。因此，雅斯贝尔斯认为，技术作为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无善恶、救赎性和灾难性之分，关键在于人类运用技术的方式，即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他为自己的生存而控制技术后果的方式。它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光明，同时也可以将人类焚烧殆尽。

在雅斯贝尔斯称之为“技术性的生活秩序”中，精神价值和人性内涵在技术运转的过程中被消耗殆尽，缺乏个性的群体秩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一切都变成机械的操作，个体的存在也随之沦为拴缚于社会机器之上的可替换的标准件。如同雅斯贝尔斯所表述的那样：“当一般水平上的执行功能的能力成为成就的标准时，个人就无足轻重了。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他不是他自己，他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以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以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这些被最强有力地预置在这种生活中的人都没有任何认真地想要成为他们自己的愿望·……如此被贬抑、被拉到物的水平上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实质。”[2]在机器统治下生活的个体的自我已不复存在，独立的个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机器在冷漠地运转。本来，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是用来服务于人类的，但在以机器为轴心的劳动生产方式中，这种主客体关系却被完全颠倒了，人日益丧失主体地位,转变为技术工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件。在这里，产生了劳动和技术的异化，人是劳动的主体，现在却变成了手段，人要服从机器的安排和需要，而不得有任何个人意志的违抗。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对这一现状做了栩栩如生的描绘：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一间资本主义工厂里已实现了机械化运作，这里每个工人都有着明确细致的分工，主人公查理的工作是拧螺丝钉，只要传送带不停止，工人们就必须进行流水线作业，否则一道工序出了差错，后面的工序就无法完成，于是工人必须完全听从机器的支配，机器动，工人劳动，机器停，工人才可以休息。当然，机器的运转最终是由资本家掌控着的，即是由人操纵的，但是就在机器的运转过程中，个体的人已无法独立作出决断，受役于机器统治的个体也不再对机器本身及其运转的后果负责。“一方面，人是一切技术活动的发起者和最终决策者，在复杂的技术系统中，人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结束正在运行着的机器；另一方面，正是技术过程的平稳运行要求人无条件地适应它，在这里人的自发行为只能看成是一种妨碍。为了达到最高度的技术完善，人必须使自己服从他的创造物的要求。”[5]《摩登时代》所刻画的机器前的工人全都聚精会神盯着眼前的流水线作业，生怕错过一个工序，他们已无暇顾及自我的感受，更别说思考这种生活对于他们的意义。在现代技术下的劳动过程中，人类牺牲的是精神活动，潜在的劳动意义被人们渐渐忘却。

当人们为现代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而欢欣鼓舞时，雅斯贝尔斯深深忧虑于社会中出现的“技术性的生活秩序”。雅斯贝尔斯看到：“在生活秩序的合理化和普遍化过程取得惊人成功的同时，产生了一种关于迫近的毁灭的意识，这种意识也就是一种畏惧，即担心一切使生活具有价值的事物正在走向末日。不仅这架机器因其达于完善而看来就要毁灭一切，甚至这架机器本身也面临危险。这里发生了一个悖论。人的生活已变得依赖于这架机器了，但这架机器却同时既因其完善也因其瘫痪而行将毁灭人类。”[2]人类的活动除了要实践技术或机械的外部操作,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人性的特殊本质，而不只是扮演技术统治下非人的机器人，个体的人都必须是他们真正的自己。物质技术的发展永远都不应该淹没精神和人性的光辉，若普遍的生活秩序发展到完全吞没了人之作为个人的世界，那么其结果就只能是人的自我灭绝。因此，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现代人类生活陷入了一种文化危机，“科技时代的西方世界成为一个缺乏人性内涵和精神价值的物质技术世界或实用世界,它正处于‘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6]

如何解除这一现代技术危机？依雅斯贝尔斯来看，技术本身并无价值诉求，技术是一种手段，它需要指导。“技术的限制存在于这个事实中，即它不可超越自己为自己而存在，而总是一种手段……它是超越或先于一切善恶的。它既能服务于救助也能服务于为害的目的。它本身对二者是中立的。”[4]因此，技术是制造灾难，抑或是促成救赎，关键在于人们怎样利用它、引导它。毋庸置疑的是，“技术化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任何倒退的企图都只会使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乃至不可能继续。抨击技术化并无益处。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它……我们应该把我们对于不可机器化的事物的意识提高到准确可靠的程度。将技术世界绝对化就将毁灭个体自我。因此，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重新看待技术成就的价值。”[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雅斯贝尔斯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解除现代技术危机，绝不是摒弃技术，而是要从有意识的社会精神、从来自于伦理和趋向无限交往的意志当中寻找对技术的指导途径，同时也只有理性思维才能提供这样一种指导，我们要靠理性来生活、思维和行动，致力于改变世界。

3 现代科学技术时代下人的自处

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阐发于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战争的反思，深深触动了雅斯贝尔斯对当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战争的爆发，即人类的自相残杀，是雅斯贝尔斯进行生存哲学思考的最直接的社会政治处境。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雅斯贝斯从生存哲学理论的独特视角，以“人”为根本对现代技术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量，并在分析现代科学技术时代背景下个人生存处境面临重重危机之际，为人类的合理存在方式指引方向。同时，雅斯贝尔斯将自己的生存哲学理解为对时代问题的答复，该书明确地将生存哲学当作不同于背负意识形态重负的“人的科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纲领性选择[1]。

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生存哲学》中告诉我们，所谓生存哲学，不过是古老哲学的一种形态，它强调了长期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哲学任务：“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并且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亦即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生存乃是指示现实的字眼之一，即从一切表面现象返回现实，这意味着，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是存在在这里，而且我们已被赠与以我们的实存，已被赠与以作为实现我们的本原的基地。”[7]生存哲学的思维模式在于使人达到他自身，它利用专门知识，同时又超越专门知识，因为专门知识只有通过占有知识的人才会变得有意义，也只有通过人的存在，现实才可能被决定性地改变。这就是生存哲学的核心所在——去阐明和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

雅斯贝尔斯发现，在现代西方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生命和精神的一切价值一向所依赖着的关于人的存在在绝对者中得到安置和生根的知识，已变为可疑的、表面的、相对的，并且从终极的诚实来看，只不过是假象”[2]。精神在纯粹物质世界和大众世界中变得日渐沉沦和平庸，几乎可以说，人在精神上已经死了。那么，处于虚无主义严重危机中的人们究竟该如何自我拯救呢？雅斯贝尔斯提醒我们，“人的存在”是我们应该首先关注的中心。“人的存在”不再是以“自然的存在”、“理性的存在”以及“作为上帝之摹本的存在”的形态而为人们所认知，“人存在着”这件事本身即被理解为具有终极的、绝对的意义。“人，只要没有完全地被事实化、客体化，就总是有机会体会到自己是这一本原，从而意识到自己应该负起作为人的责任。处于现时代中的人，其诸多罪恶和堕落恰恰源于人之遗忘了自己的实存，而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自由和责任全然托付给了客观知识和‘客观真理’。”[2]我们所存在的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仅仅是科技和政治的革新，人在其中往往成为被异化的对象，面对现实存在，人们总是极度不安，雅斯贝尔斯称这种状态为“临界处境”。在这一处境中，我们不能够不斗争、不受难地生活，我们不可避免地承受罪责，我们不得不死亡。雅斯贝尔斯希望能够唤起所有处于“临界处境”的人的良知和人道精神，使他们对技术始终保持着反思的心态，使他们主动承担起对技术的责任。人的生存是什么，人要怎样达到他本身，雅斯贝尔斯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将人作为被赋予的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不易为探究所接近的存在。人被设想为非客体——人原本就是非客体，但只有在他获得对自身的真正意识时，他才知道这一点。人因为拥有自由，所以能够超越“经验事物”去实现“真实的自我”，在现在科学技术时代，即意味着人对技术决定论的否定。

4 结语

科学技术固然能够带给我们方便快捷的生活，但我们绝不能由科学技术来主宰我们的生活，失去我们的自由意志。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绝不等同于历史文明的发展，“如果人类自身缺乏精神建树和人性塑造，不能自觉合理地控制技术后果并使之服务于社会和人自身的完善与幸福，倒有可能使人束缚于现代技术的异己力量之下，并陷入种种灾难与罪恶之中。”[6]当前，中国经济、科技迅猛发展，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应保持充分的批判力，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避免我们的精神价值理念沦为资本物化过程中的牺牲品，重蹈西方价值危机的覆辙。

[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哲学与信仰——雅斯贝尔斯哲学研究[M].鲁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00、218、229.

[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3、5、146、18-19、26-27、146-147、173、174.

[3]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

[4]（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历史的起源和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14、114、136.

[5]（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刘武.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44.

[6]田薇.雅斯贝尔斯对于西方科技时代的批判及其启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3（2）.

[7]（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M].王玖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