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逢春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1 千年杜诗千家注，万古风流爱国情

诗人杜甫，一生坎坷，半世飘零，历经开元盛世而讴歌太平不疲，饱尝战乱心酸、羁旅痛楚而长嗟流离于终生;在其千四百余首诗篇中，“沉郁”之风习习而贯穿始终，“顿挫”之法熠熠而气贯长虹，从而奠定了其“千古诗人推杜甫”［1］18的历史地位，“三吏”、“三别”就是这座“思君”、“忧国”宏丽大厦的奠基之作的砥柱中流。

“诗圣”少陵，“专以气胜……雄姿杰出，千古独步”［2］，因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就是其诗歌创作理想的化身;其“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3］的创作风格及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就是他气吞牛斗胸襟的真实写照。而“三吏”就是“诗圣”“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精神的集中体现之一。

“诗史”杜集，“贯串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4］，将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诉诸笔端，创作了一首首万众一心平定叛乱的壮丽诗篇，“三吏”就是“安史之乱”背景下壮丽“史诗”中的华彩乐章。

然而对于“三吏”组诗的主题和思想内容，古往今来，独诗欣赏者众，组诗把玩者寡。古人如王嗣奭有“哀慰”说(《新安吏》)［5］81，钱谦益有“归责”说(《潼 关 吏》)［6］，仇 兆 鳌 有“揭 露”说(《石 壕吏》)［7］530;今人如霍松林有“揭露说”(《石壕吏》)，余恕诚有“矛盾说”(《新安吏》)和“精神鼓舞说”(《潼关吏》)［8］等。他们都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三吏”组诗各自的思想内容及其艺术特色，既为后人理解、欣赏诗圣这一组代表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今人再度理解、把握“三吏”精髓构成一种定势化的解读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