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元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提起人物品评，我们往往想到的是魏晋时期的鉴识风气。然而，人物品评早在先秦之时便已发展成一种文化现象，其中尤以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为典型。

先秦时期儒家的人物品评除了具有人物品评的共性之外，还具有其自身独特性。首先，先秦儒家人物品评较为理性，对算命等方术很少言及。这主要是由先秦儒家学者的自身思想决定的。当时，社会上预测他人命运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例如，“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左传·文公元年》）又《国语·晋语八》中记载：“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诸如此类的预测，并不鲜见。先秦儒家保持对此种品评的远离，与他们对“命”的看法不无关系。“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先秦儒家对“命”大多采取敬畏的态度，但并不会去预测，而是以“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上》）的态度去对待。傅斯年说：“君子唯有敬德以祈天之永命，修身以俟天命之至也。此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亦为非宗教的道德思想所必趋。”［1］因此，先秦儒家学者们主张力求当下的有为，而不致难测的命运。其次，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的自身目的性较强。春秋战国之时，百家争鸣，各执一端以著书立说，儒家也未曾超然于外。因此，儒家经典中的人物品评，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们宣传自身思想的工具，在对人的品评中常体现出自家偏向。因为这一缘故，先秦儒家人物品评也就染上了很多自身色彩。“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诸如此类，均体现出儒家自身的思想倾向，即对道德的肯定和对礼法的遵从。也正因为上面两种原因，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也就颇为注重现实实用性，这种特点也成为先秦人物品评与魏晋人物品鉴的最大不同之处。

作为人物品评的表现形式，品评语言本身也表现出了先秦儒家一定的思想倾向。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但也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内实与外饰兼重的思想使得先秦儒家在注重语言内容的基础上，还较为注意对语言的修饰。先秦儒家对人物的品评语也因而具有一些自身的特色。

一、质实简约又具抒情性

先秦儒家重内在之质，相对于外在的言辞，更注重人内在的德行，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无论是孟子所推的仁义之途，还是荀子阐发的礼治思想，在个体的人身上，也都是对个体内在之质的要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其核心精神都固守其位，没有舍本逐末去过分关注外在言辞或容服的修饰。

这种重内在之质的思想一方面影响了人物品评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得先秦儒家对他人的评语也多为直指质性的直接评论，而不尚雕琢藻饰。因此，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语也就具有了较为质实的风格特点。例如：

雍也仁而不佞。（《论语·公冶长》）

枨也欲。 （《论语·公冶长》）

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

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论语·子路》）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 ”（《孟子·尽心下》）

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荀子·臣道篇》）

诸如此类的句式，大多简明扼要，有一字一词即可寓褒贬的作用。这种简单直接的评论一般未加以过多的修辞润色，且多采用判断句式。其中，“（人物）+也+（品评语）”和“（品评语）+哉+（人物）”的句式运用较多。这类句式往往结构固定，形式变化不大，故而语言往往也显得较为质木无文。

但是刘淇在《助字辨略·自序》中说：“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虚字其性情也。”［2］在这两种品评句式中，“也”字与“哉”字两个虚词的运用也很恰当，这就使得质实的语句中多了些浓重的感情色彩，更加真切地表现出品评者的态度与倾向。比如“孝哉闵子骞”①一言，本是简单的评语，因为“哉”字却使得此句话多了些浓厚的赞叹之情。又，“小人哉，樊须也”中的“哉”字则使得对樊须的批评之言中多了些责备情感。孟子评价梁惠王，说他“不仁”，而一个“哉”字又增加了语言的抒情性，使得贬斥的味道更加浓厚。因此，直接品评所用的语言虽然具尚质倾向，但也是包涵品评者感情在内的，这也就形成了人物品评语言虽简约但颇具抒情性的风格特征。

我们认为，这种直接而不加修饰的评论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战乱频繁，在这种环境下，学者们及有志之士们想要挽扶澜厦，也就很难缓步慢言。因此，他们往往对那种文过饰非的言语加以排斥，而倾向于采用更加直接甚至犀利的语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正道出了当时背景下士子们的心态。而其中蕴含的抒情性，则表现出儒家学者对世道人心的关怀与忧虑。

二、注重修饰又颇具变化

先秦儒家品评人物之时，也常常会采用一些修辞手法。虽然先秦儒家强调内在实质，但对于修饰也并非完全否定，相反，儒家学者为了宣扬自身主张，还是很重视语言的修辞的。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通过对语言加以修饰，可以使自己的主张得以流传和弘扬。《礼记·表记》亦载孔子之言：“情欲信，辞欲巧。”当然，此处的“巧”并非“巧言令色”之巧，而是情真意切的美巧之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者异也。”［3］因此，在品评人物之时，先秦儒家所作品评语也并非黄苇白茅般的简单判断句，而是有其特殊的修辞手法的。

（一）首先是比喻的运用

先秦儒家在品评人物之时，常常会采用一些比喻的手法，以使得评价更加形象生动。最常用的比喻方式，就是把某个人比喻为某一件事物，通过物来喻明此人的特点质性。比如：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论语·公冶长》）

瑚琏皆宗庙礼器，此处孔子以瑚琏来喻子贡，表示子贡具有治国之能。

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论语·子张》）

子贡用日月比喻孔子则说明孔子的高不可及。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

矢为箭，将史鱼比为矢，就是取他与箭宁折不弯的直质共性。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

朽木与粪土之墙都是无用之物，以此来比喻宰予，也是对他的一种批评。

先秦儒家运用此类比喻时，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能近取譬”（《论语·雍也》），朱熹注说“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4］我们此处则取其修辞学上的意义，即以日常所见的事物来作比喻，使得在品评他人之时更加通俗。比如，以“矢”喻史鱼，则是取之弓箭，而射箭是当时一项基本活动，也是当时教育中最基础的项目之一。②这种比喻方式在《易经》中可以寻到渊源，《易·系辞》中言：“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观物取象的方式与儒家所用比喻即有相承相通之处，均为取常见之物来作比。

无论如何，先秦儒家采用比喻的手法都是为了表明一定的意思，以便对某一个人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儒家不同的学者在运用比喻手法论人之时，也还是会有其不同之处的。《论语》中论人时所用比喻多为隐喻或借喻，而孟子、荀子则多用明喻来评论他人。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也将比喻分为明喻、隐喻与借喻三级，他认为“大概感情激昂时，譬喻总是采用形式简短的譬喻；譬喻这一面的观念高强时，譬喻总是采用譬喻越占主位的隐喻或借喻。 ”［5］试看几例：

子贡曰：“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屋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 ”（《论语·子张》）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孟子·公孙丑上》）

子贡无论是用宫墙来比喻孔子的道德学问，还是用美玉来喻指孔子，都没有直接言明比喻的本体以及比喻词，故此处均为隐喻；而在孟子所用的比喻中，“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为本体，“如”为喻词，“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则是喻体，这就是一种直喻或明喻。子贡之言读起来较为缓和而不迫，可见其睿智之处；孟子的评语中则具有一股激越之情，他用比喻对伯夷做出“隘”的评价，并以为这是“君子不由”（《孟子·公孙丑上》）的，可以见其内心所充浩然正气。这也正与上文所引陈望道对比喻的论说相合。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6］但是物的选取却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也造就了比喻语言的特色。“意义与形象之间的联系……而是或多或少地偶然拼凑的一种结合……取决于他的精神渗透到一种外在事物里的情况，以及他的聪明和创造才能。”［7］因此，儒家学者对喻体选择的不同倾向，使得带有比喻性的人物品评语富有不同的文学审美意蕴。子贡以美玉喻孔子之质，孟子择涂炭明伯夷之行，一个温润隽永，一个气盛言激。除了评价背景不同之外，便是二人对喻体事物的选择倾向。

因此，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语言，因比喻的存在而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或隽永，或凌厉，这多受比喻方式的变化及评价主体的精神的影响。

（二）对比

对比是中国一种传统的修辞方法。“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阴阳对比的思维一直被用于对事物的认识中，天地、男女、上下等观念均由此来。

对比或对照也是儒家经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儒家对君子小人的对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因为“对照的手法可以使客观存在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更加集中、更加鲜明”［8］，所以先秦儒家常用此方法来突出所标榜和倡导的那一面。以上君子小人的对比论说，就是为了标榜君子之德，以阐发自身思想主张。

先秦儒家在品评人物之时，也常用对比或对照的手法，以突出一方的贤德或借此阐发自身思想等。比如：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子·公孙丑上》）

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荀子·大略》）

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

以上都是通过两者对比来突显某一方的优势。比如子贡通过“闻一以知十”与“闻一以知二”的比较，突显了颜回贤能的不可企及。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 ”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论语·先进》）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於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以上则是通过双方正反两方面对比，突显二者不同，以阐扬正确的价值观念。比如师与商这一则就是借对子夏与子张的对比评论，说明“过”与“不及”均不合适，以此突显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

先秦儒家对对比手法的采用，使得人物品评语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因为对比使得处于其中的两者形成强烈比较，这种比较表现出来的张力便是其他修辞方法所不具备的。

（三）反问

先秦儒家还经常使用反问手法进行人物的品评。这种评论方式只问不答，但我们可以很明确地从反问句中领会到品评者的真意。反问手法的运用使得品评语言的语气得以加强，表现出更强烈的感情色彩。例如：

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论语·公冶长》）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 焉得仁？ ”（《论语·公冶长》）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论语·雍也》）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

在对他人反问的评价中，品评者的观点其实已经很明确了。比如说申枨“焉得刚？”就是说他并非刚直之人，而反问句式的运用则蕴含着对相背观点的诘难与反驳，具有更强的感情色彩。

另外，先秦儒家还会采用其他一些修辞手法进行人物品评。比如排比，“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种种修辞手段，表现出先秦儒家在语言修饰上并非不加用心。相反，修辞方法的运用却使得人物品评语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具有其独特的语言艺术。既有崇尚质实的一面，又有重视文饰的特点，这也是与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思想相关联的。故而所谓“文质彬彬”，并非仅言人物，也是对语言艺术的要求。

注释：

①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此句翻译为：“闵子骞真是孝顺呀！”

②周时.射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也发展为当时的一种礼仪。男子自幼接受射箭教育，甚至以不善射为耻。《礼记·曲礼下》：“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可知射箭在当时的普遍性.

［1］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41.

［2］刘淇，著.章锡琛校注.助字辨略［M］.上海：开明书店，1940：1.

［3］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44.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93.

［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80.

［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03.

［7］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99.

［8］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