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相魁 郭建伟

（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是唐高祖李渊次子，参与了推翻隋炀帝杨广腐败统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建立李唐王朝的战争，曾受封秦王，为尚书令，公元626年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李渊退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我国封建时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功绩卓著的封建帝王。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富庶，国运昌隆，史称“贞观之治”（因其就位后改元“贞观”）。唐太宗颇具特色的用人理论及实践，则是其一生功业的最好诠释。

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重才思想

唐太宗起家于隋末农民战争，继位后面临医治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战争创伤，这些经历使其特别重视人才作用，特别是军事、建设方面。他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①唐太宗把求贤致政作为治国理民的根本方略，无论经济建设，还是军事国防，都十分重视人才。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建议搞好采矿业，认为这样每年经济上可得很多收益，唐太宗则指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进行建设，“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②在军事国防上，用好一人，“胜筑千里长城”。他曾对侍臣说：“隋炀帝不解精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筑千里长城耶?”③

唐太宗以史为鉴，从总结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自古帝王）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④并以汉高祖刘邦为例，说明刘邦从一个白手起家的农人取得天下，“盖任得贤臣所致”。同时，他又认真总结了隋亡的教训，对侍臣说：“隋氏倾亡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⑤他同黄门官王珪谈话时说，隋文帝时仓库盈溢，但于炀帝遂致灭亡，究其原因，“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能盈其仓库。……后世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异奢侈，危亡之本也”。进而得出结论，“得士则昌，失人则亡”，“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⑥

唐太宗认为，天下大乱之后要达到天下大治，就必须“广任贤良”，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⑧他在写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一书中，引用了大量古代事例，从治理国家、皇帝为政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选贤用能的重要性。最后，他大发感慨：“虽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⑨他在总结贞观元年平定岭南少数民族酋长冯盎事件时，由感而发，“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⑩“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⑪

二、“任人惟贤”、“才行兼俱”的用才原则

唐太宗把“勘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作为任官使吏的基本方略，坚持“任人惟贤”的原则，制订了新的贤能标准。唐太宗这里的“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贤”，而是为其赋予了新的内容。“贤”的标准既非出身名门贵胄的贵族后裔，也非仅懂之乎者也的书呆子；既非哗众取宠、文过饰非的浮艳文人，更非于人君前专门谗谄的佞徒。他曾对贤士作了个说明：“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候风云之运，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他认为“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才，搜扬仄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同时他还以历史事例加以佐证：“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滨之贱，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然而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卒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旄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实赖淮阴之策。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鹤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弼之资。”⑫在对“贤”界定的基础上，唐太宗提出了自己任官使吏的原则。

一是反对偏才偏德，坚持“才行俱兼”。唐太宗任人惟贤的“贤”，既非惟德也非惟才，而是兼而有之。他明确阐释了自己用人的指导思想：“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⑬进而明确指出：“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⑭他表示：“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⑮明确把“才行俱兼”作为任使官吏的标准。在他的用人实践中，有才无德、德俱才乏者均不重用，如许高阳文学宏奥，但其德行不优，所以居官达三十年，位不过列曹尹；杨恭仁在隋为官时非常清廉，唐代更是谦恭有加，德义誉满，但才学不足，以州官迁授宰相之后未有政绩，迁往外任后终老未见超擢。他册封其妻兄长孙无忌为司空时，有人议论是私亲。他解释说：“朕若以无忌居后兄之爱，当多遗子女玉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⑯当长孙无忌以外戚之亲为由固辞时，唐太宗解劝道：“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通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非亲私也。”⑰这里的“才”，指的就是“才行俱兼”。

二是反对任亲拒疏，坚持“量才授职”。唐太宗强调授官职必须根据才能，看是否称职，要求做到官得其人。“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⑱当有人提议对秦府旧部提拔重用、加授官职时，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⑲当房玄龄奏知秦府旧属因未得官而有怨言时，唐太宗说：“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公平之道耶？”⑳坚持用人不凭亲疏，只按“才行俱兼”的标准。他还指出：“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劣智者不可责以大功。君择臣受官，臣量己而受职，则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审也。”㉑起用客家马周，重用仇家魏征、王珪，不记夸谩之仇使用邓世隆，力排众议起用长孙无忌，量才轻置叔父李神通，等等，都是唐太宗“量才授职”思想的实践。

三是反对求全责备，坚持扬长避短。唐太宗看到了“人才有长短”，强调“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㉒，要求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他说：“因其才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㉓他举例作说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治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如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材，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㉔但用人所长做起来很难，见短不见长是正确用人的一大障碍，人们对别人的“短处”往往产生“放大效应”，因此，才有卫侯惟见苟变曾“食人二鸡子”的“短处”而不顾其“干城之将”的才能而“弗用”，汉宣帝惟见张敞给妻子画眉的“短处”而不顾其政绩卓著“终无迁调”，等等。解决这一问题，防止“未用其长，惟见其短”的弊端，就必须克服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习惯，具有容人之短的博大胸襟。当刑部尚书张亮被谋反株连下狱后，百官多言当诛，惟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㉕刑部侍郎有缺位时，太宗命宰相“妙择其人”，最后决定用李道裕，突出刑部侍郎职位所要求的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这一素质。历史上著名的“房谋杜断”，就是唐太宗出色使用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的结果；胄戴由兵部郎中擢升为大理少卿，很好地发挥了“忠清公直”的品格，多次“犯颜执法”，使“天下无冤狱”。

四是戒用虚浮之人，重视“真实才行”。唐太宗把人的真实才能同书本知识作了区分，反对用人“惟取其刀笔”。贞观三年，唐太宗分析了当时科举任官取人的状况，在《贞观政要·择官》中，他指出了科举取人的主要弊端是“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他认为仅仅考试学力，看文章写的怎样，不详细考察德行好坏、有没有真才实学，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和处世能力，对事业相当有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避免选择的官吏出现“刀笔俗使”，而能“获善人”，唐太宗采纳了大臣杜如晦的建议，依汉时法令，开辟了由各州荐举人才的“辟召”选人途径，并规定荐举的标准主要是理国治民的政绩，对于仅有虚名的张昌龄、王公谨，他非常赞同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的名言：“此辈诚有文章，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大器。”为了防止“后生相效”，有变“风雅”，一概弃而不用。

五是反对“君臣相疑”，坚持任人不疑。唐太宗认为：“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㉖主张对选用的人才“推心待士”，“得贤须任，既任须信，既信须终。”薛仁果战败而降，他把降来的万余精兵仍付其指挥，并亲赴其军中，与军士一起，置身于军伍之中；尉迟恭原是宋金刚的将领，诸将疑其叛变，把他囚禁了起来，并建议杀掉他，唐太宗则对其信而不疑，并断然下令释放，并表示自己不会相信谗言谋害忠良。唐太宗诚恳的态度使尉迟恭深受感动，并促使他诚心诚意地为太宗效命，屡立战功。唐太宗对属臣开诚布公，相坦于怀，他曾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面举众大臣长短：“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㉗他在谈到名将李世勣、李道宗、薛万彻时说：“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正因为对下属的长处与不足了如知掌，对部下性情品质、行为极为熟知，因此在任使之时能做到扬长避短，各得其所。同时，他对于臣下工作中的失误，不仅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同时还不时地告诫群臣，不要听信谗言，要特别警惕那些奸佞之徒制造混乱，诬陷正直之士，离间君臣关系，并且决定对诽谤、诬谄他人的人，“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十九年，唐太宗领兵出征辽东，让房玄龄留守京都，授予全权，“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当时有人诬谄房玄龄谋反，房玄龄查明后，不敢自行处理，派人将诬陷者送到他的行营驻地，他毫不犹豫地喝令将诬陷者推出腰斩。之后，又写信给房玄龄，说他不该如此缺乏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魏征任秘书监，忠于职守，突然有人指控魏征谋反，唐太宗得知其事后，严厉驳斥道：“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并且当即立断，传令处死诬告者。唐太宗如此信赖众大臣，这是群臣心甘情愿为他效命的重要原因。

三、“无偏无党”、公正严明的绩效考核

为了做好对大臣的管理，升降赏罚有理有据，“无偏无党”，公平严明，充分调动人才在治国安邦中的积极性，唐太宗继承了前人对官吏的考核方法，并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具体规定，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确保考绩结果公平公正。

第一，健全机构，充实人员。考绩制度，古已有之，但隋朝以前，多是君主直接考核官吏。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吏部是六部之首，掌管官员考核事宜。直到唐代才设置了吏部考功司，直接负责官吏的考核。“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溢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不。”㉘三品以上官员的考核则由皇帝亲自或派专人主持（叫做“内考”），考功郎中负责京官的考核，员外郎负责外地官员的考核，由过去一般由行政首脑兼行考核之职过渡到考核机构的专业化。唐太宗十分重视考核工作，强调“政治之本，唯在于审”。这里的“审”即是考察、考核之意。为了保证官员的素质，激励官员尽职尽责，他强调“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不论是科举、制举、荐举、招聘所选出的人才以及现任的官员，在授官、晋升时，都必须经过一定的考察程序。为此，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考核监督机构，设置专门的监督官员，对官吏进行考核，评定官吏管理绩效。据记载，唐代的考绩机构有“(唐制，吏部设)考功郎中一员，考功员外郎一员，主事三人，令史十三人，书令史二十五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㉙

第二，区分吏种，明确标准。考绩标准，随时代不同而发展。夏朝开始用“三宅”之法，商、周提出“克用三宅三俊”之法，把“宅心”、“俊心”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包括秦汉）多用“上计”制度（即地方长官于年终将辖区户口、垦田、赋税、库藏以及发生盗贼和监狱在押犯人等情况的数字写在木简上，汇编成册，上报朝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承袭汉代制度，但仍然有所发展，考核对象逐步由地方官吏扩大到中央官吏，并出现考核权下移的趋势。唐代初期制定了考核法，规定官吏不论职位高低、出身门第都要经过考核。“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㉚根据“善”和“最”的综合考察，定出官员的九等考第。唐代官吏每年一小考，三年或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记入考状备案。大考是综合几年来小考的等第来确定等等，决定对官吏的赏罚黜陟。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把官吏分成二十七类，以“四善二十七最”为考核标准，“凡课考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这是对各种官吏政治素质的共同要求。善状之外，还有“二十七最”㉛，这是对各种官吏工作的具体要求。“四善二十七最”就是要求所有的官吏政治素质、品德要良好，岗位政绩要优秀。这一考核标准是从德、才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具有相当合理、相当可行的因素。

第三，严格程序，确定考级。通过对官吏进行详细考核，对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确定考核等级。为此，唐太宗制订相关的制度规范：“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省。内外文武官，量远近以程之有差，附朝集，使送薄至省。每年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其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监京官考，一人监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员外判外官考。其检覆同者，皆以功过上使。京官则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外官对朝集使注定。”㉜同时，对考核官吏的具体办法和标准也作了具体的规定：在评定考核时，首先选定德高望重的人任主考官，然后根据官吏德才政绩把考核分为九等，采取大家评议、逐级上报的方法评定考核。具体等次的划分，是以“善”和“最”为依据的：“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一最以上，或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和，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㉝

第四，特殊情况，具体对待。在对官吏进行考核时，针对特殊情况要具体分析，正确对待。“若于善最之外，别可加尚，及罪虽成殿，情状可矜；虽不成殿，而情况可责者，省校之日，皆听考官临时量定。内外官从见任改为别官者，其年考从日申校，百司量其闲剧，诸州据其上下，进考之人，皆有定限，苟其无功，不要充数。功过于限，亦听量进。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等考第而勉进之。凡亲勋翊卫，皆有考第，考第之中，略有三等。卫主帅，如三卫之考。其临门、校尉、直长，如主帅之考。凡谥议之法，古今通典，皆审其事，以为旌别。”㉞除此之外，唐太宗还不定期地派遣官吏到地方巡视，考察官吏。据《唐会要》卷七十七记载：“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寺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视四方，多听贬黜举奏。太宗命褚遂良依其类，具状以闻，及是亲自临决，牧宰以下，以能官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

四、体贴臣属、鼓励致仕的驭官之术

唐太宗不仅注重对地方官员的选派，推行职官责任制，使各级官吏各谋其政，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也吸收了汉高祖诛除功臣的教训，千方百计保全人才，使之得以善终。他既以严格的赏罚引导属吏，又十分注重体贴臣属，从政治、生活上关怀，从一些细微之处感动属吏。他驾驭臣下、管理属吏的做法从历史的角度看也非常成功。

第一，严明赏罚，赏罚允当。唐太宗强调“赏罚不可轻行”，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赏无功，不罚无过”，“论功行赏，不私其亲”。一方面，赏罚看对国家的利害，反对凭个人好恶。“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㉟唐太宗“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要求大臣“故欲公等极谏”。他对于犯颜直谏和奸佞谗谄有明确的认识：“明主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㊱因此，尽管一些诤臣的谏书有违他的本心，如皇甫德参犯颜直谏、戴胄逆君意执法、李道裕忤君意独持己见、魏征多次当众强谏，等等，曾使他盛怒，但他最终都接受了这些建议，并给那些直言谏士以礼遇厚赠和重用。但对那些百般献媚的马屁精，则是不屑一顾。撤消奸臣封德彝的谥号，羞死谄臣赵元楷，呵斥佞臣宇文士及，训责媚臣丘行恭，两个方面的典型事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赏罚不管远近亲疏，一视同仁。贞观元年议定勋臣爵邑，其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房玄龄、杜如晦“功居臣上”不满，太宗解释说：“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受（授），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㊲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李靖谋逆，减死徙边，当有人以高甑生是秦府功臣请求赦免时，唐太宗说：“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原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㊳贞观三年，其故人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解任，想通融太宗时，太宗对庞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王，不得独私故人。”㊴贞观十七年，杨师道（太宗的姐姐本广公主因前夫赵景慈死而改嫁给了杨师道）因暗中为唐太宗的外甥赵节（本广公主和前夫赵景慈的儿子）开脱罪责而获罪。唐太宗“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恶者戒惧”，㊵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第二，教育引导，关怀体贴。唐太宗说：“朕览汉史，见汉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忧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㊶唐初受封绘像于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其中张亮、侯君集因涉及谋反被杀，其余二十二位，皆得以善终。对于正直之士，唐太宗尤加保护。他曾说：“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在政治上，力倡“戒贪鄙”。他以鱼鸟贪食饵被擒为喻，说明了人不能贪贿的道理；以明珠弹雀为喻，开导臣下官吏不可因小失大，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长久之计。他尖锐地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㊷唐太宗对他的属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着重从贪鄙对自身的极端危害进行分析，让属吏能自觉地反对“受赇抵法”，方法上循循善诱，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生活上，唐太宗对群臣也是体贴入微。他曾剪掉自己的胡须为李世勣和药；亲为李恩摩疮伤吮血；派人为患病的魏征送药，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宅第进行护理，及时向他报告病情变化，并同太子亲至其第，答应将衡山公主许与其子叔玉为妻；太子少师李纲有足疾，行走不便，唐太宗特赐给他步舆供其乘用。他不仅关怀活着的属臣，对亡臣亦同样怀念。贞观十九年征高丽(即现在朝鲜半岛)大军回归次柳城后，太宗亲设太牢致祭战亡人骸骨；户部尚书戴胄死后，太宗“令有司为之选庙”；尚书右仆射温彦博死后，太宗令有关部门为其造正堂；杜如晦死后，太宗每得好的物品总想起他，派人送到他家中，隔了很久谈到杜如晦还一直流泪。唐太宗出自对臣下的真挚感情，不搞“人走茶凉”的“实用主义”，在大臣和兵士死后，仍予以祭祀，给予优厚的抚恤和真挚的思念。这不光是对死人的哀悼，更是对活人的激励。

第三，鼓励致仕，体恤年老。唐太宗主张实行官员七十致仕的制度，提出对于年老致仕的官员给予妥善的安排。在政治上，特加官阶爵位，以示优崇；在生活上，分别情况给予相对优厚的俸禄。贞观二年，诏文武致仕官吏有“参朝之荣”，规定“参朝之日，宜在本品见任之上”。另外，唐太宗还主张体弱多病的官员退职。李靖因足疾请求致仕，他赞扬李靖：“能识大体，深为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他特地下诏书加封李靖为“特进”散官，正二品，使其在家养病，享受宰相待遇。同时他指出，有的人“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病疾，犹自勉强”，就是说，对于那些才不称职，精力衰竭，自己又不肯自动退位的官吏，要强令他们致仕。

唐太宗的驭才之术，对提高他的官吏队伍素质，保证官场上的清廉纯洁，确保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对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正确、进步的用人方法和指导思想，是他一生盖世勋业建立的保证。

注释：

①⑬⑱㉓㊵《贞观政要·择官》。②㊷《贞观政要·贪鄙》。

③⑩《贞观政要·任贤》。

④《贞观政要·杜谗邪》。

⑤《资治通鉴》卷192。

⑥《旧唐书卷70·王珪传》。

⑦㉖《贞观政要·政体》。

⑧⑭《贞观政要·崇儒学》。

⑨⑪⑫《帝范·求贤》。

⑮⑲⑳㉕《贞观政要·公平》。

⑯《旧唐书卷 65·长孙无忌传》。

⑰《资治通鉴》卷 194。

㉑㉔㉟㊱《帝范》聚珍本。

㉒《资治通鉴》卷 198。

㉗《资治通鉴》卷 197。

㉘《隋书》卷七五《刘炫传》。

㉙㉜㉝㉞《旧唐书》卷 43。

㉚《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

㉛“二十七最”：其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其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其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其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其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其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其七曰都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其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其九曰推鞫得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其十曰细校精审，明为刊定，为校正之最；其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其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其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其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其十五曰详录典正，辞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其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其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稳，为句检之最；其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其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其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其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其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其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居多，为方术之最；其二十四曰检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其二十五曰廛尘不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其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其二十七曰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参见：《旧唐书》卷43。

㊲《新唐书卷 96·房玄龄传》。

㊳《贞观政要·刑法》。

㊴《资治通鉴》卷 193。

㊶《旧唐书卷 68·尉迟敬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