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印 王贺雨 郝艳杰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孟子对孔子“仁”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仁”、“义”的思想，其核心就是“善”。孟子建构了善的来源，善的本质，善的修养，善的实践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明确了“善”的形成机制和践行机制。深入挖掘孟子主张践行“善行”和“善政”中的“善”的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合理继承孟子“善行”和“善政”的主张，对于社会“善行”的形成，和谐社会的实现，以及深入推进“善美保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 “善”的思想体系

孟子提出的个人内在道德修养，是其“善行”和“善政”思想的内在理论依据和道德实践正义能量的源泉。孟子的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道德实践具有逻辑一致性，孟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蕴含着从道德修养到道德践履的逻辑衍化。孟子认为“尽心”则“知性”，“知性”知“天”，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说明了人所有的道德禀赋皆来自于天，人的心性是天的先验道德性存在的投影。因此存在于人的道德良心的本体之中的仁、义、礼、智的四个“善端”，就是人的良心本心天赋本性的存在形式。

孟子从天赋良心本心的道德论推导出人性本善，从“不忍人之心”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四善端”，再到“仁、义、礼、智”的儒家人格的形成，阐明了“善”的形而上学的根据、生发过程。在保证不被外物引诱和充分发挥人性“善”的前提下，通过内修心、外行仁义，使“善”端在内外兼修下持续增长，形成主体“善”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人格，养成其符合社会正义的道德行为习惯，从而实现了社会个人的“善行”，进而保证了整个人类社会治理的“善政”和社会秩序的“善美”。孟子指出“善”的实践可以从两个路径进行，一个是个人的修养自我体认和道德实践，一个就是依靠具有仁义精神的统治者阶层，通过推行“仁政”来实现教化人民向善，实现社会风气的淳厚、朴实。我们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肯定和扩大。因为具有推行仁义精神的统治者阶层，本身就是个人道德修养和“善行”的结果，他们的“善行”就是推行“善政”，以个人的道德践履和政权的力量来教化万民。

可见，孟子的“善”的践行机制是从以“天”为依据的先验性客观存在出发，到人天赋的良知良能心性中“善”的萌芽，经过行为主体通过不为外物“动心”，不断地居仁集义、反身而诚、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践行仁义之道，坚决不作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不“助长”、不“义袭”，修养圣人境界，塑造君子、大人、大丈夫的人格，外化为个人的社会道德实践，就形成了普通人的“善行”和社会的“善政”。

2 “善”的扬弃

要想实现对孟子道德思想体系中“善”的因素的现代化，就必须明确孟子所谓的“善”和我们现代社会发展所提倡的“善”之间存在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孟子“善”的思想合理批判的继承和发展，找准切合点，实现二者的理论对接。孟子所谓的“善”是具有形而上学的先验性，经历了从客观唯心主义本体到主观唯心主义本体，再到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过程。这和我们现代所提出的“善”主要存在来源、本质、适用范围、实现途径等4个方面的差异。

一是来源不同。我们所提倡的“善”，来自于社会实践过程中主体对于社会需求和实现自身发展的趋利避害的道德选择；孟子的“善”则是来自于“天”在人“心性”中的投影，通过“反身而诚”、“尽心知性”即可发现“善”最初存在的地方。二是本质不同。现代社会中的“善”的本质主要是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域下，人在社会中如何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看个人行为是否合乎实现社会科学发展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能否做到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孟子“善”的本质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不可捉摸的但可自我感知的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存在。三是适用范围不同。我们所倡导的“善”主要涉及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三个方面的道德规定和道德评价；孟子所说的“善”不仅包括道德实践领域的“善行”和“善政”，还包括人的思想领域的“善”的形成和存在。四是实现途径的差异。现代的“善”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政府支持，典型示范，社会媒体宣传推进的方式；孟子的“善”则是注重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发现培树“善端”，养成具有浩然正气的圣人、贤士、大人、君子、大丈夫人格，通过个人“明人伦、行孝义”善行的集聚，政府“仁政”的实施，形成整个社会的“善行”。

孟子的“善”虽然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善”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可以通过对孟子的“善”进行批判合理继承实现理论对接，丰富“善”的现代意蕴和形成方式。扬弃孟子的“善”必须否定其关于“善”的来源，存在方式的论证，合理继承其个人培树心内“善端”的修养机制和践行机制。孟子“善行”和“善政”中“善”的思想主要是为了探索出如何在个人和社会的二元对立中，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沟通和融合。孟子以 “不忍人之心”为基础，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四个“善端”不断扩充，形成“仁、义、礼、智”的道德操守和道德行为习惯，修养成圣人、贤人、大人、大丈夫道德人格，在践行仁义的过程中利人和利他，不仅解决了个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还能通过集聚“浩然之气”的正义能量，使人增强对自身的认同和信心，提升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正能量的集聚和传播。这种由个人自我修养基础上的“善行”的有机相加，就能形成整个社会的“善行”。

3 “善”的修养

孟子对于“善”的最大的关注点就在如何将人们内心中“善”的萌芽培植成参天大树。孟子指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善”性，必须经历心性的修养过程才能实现。否则，就会“陷溺其心”，才美不外现，人就开始行恶了。因此，“善”的个人修养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善性”的修养需经历善端的扩充、善的理性和善的自觉三个阶段，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善”的人格境界、人生准则和行为习惯。

在“善”的扩充阶段，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护“善端”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阻碍，只有经常“求放心”，反躬自省，居仁由义，才能想问题办事情从“善”出发。在“善”的生发、壮大过程中，必须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自然而然的从量变到质变，不能“义袭”、“助长”。否则，就会“馁矣”。可见，“善”的培树不是靠一时的激情就能实现的，必须采用理性的修养方式，时刻不忘记自己的奋斗目标，持之以恒地为之努力奋斗。

在“善”的理性阶段，孟子认为重点在于采用什么样的修养方式和修养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理性的“善”。他指出通过知言善辨、存心养性、义以为上、持志养气，就可以在理性的范围内修养人的“善”性，培植人的“善端”。 孟子认为知言善辨是排除外界干扰，实现理性修养“善”的前提和基础，孟子指出对于偏颇的言语应明白它的片面之处；对于夸张的言语应明白它的过分之所在；对于怪僻的言语了解它的离奇由来；对于躲闪的言语了解它理穷的方面。然后，孟子认为实现理性的“善”的必须通过“存心养性”，发觉“善”的逻辑进路和善的存在方式，培养自己良心本心的善性不断扩充壮大。在善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孟子特别关注的是“义”。他认为在面临生死、利益的抉择时，必须树立“义”字当头的意识和观念。只有通过“义”的认同和培养，才能“求放心”、去除“才情”的蒙蔽，实现善的“不动心”。为了保证“义”的实现，孟子指出“持志养气”，通过立志向行“天道”（善）和“义”，以志向带动行善，修养 “浩然之气”，最终实现了“善”的理性。

在“善”的自觉阶段，“善”的理性是为了排除一切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干扰，批判杨、墨两家的言论，克服自身心、性、才、情中的不能始终如一的培植“善”性的各种因素，通过知耻不耻、反身而诚，最终实现自然而然的行善习惯。孟子认为要想实现“善”的自觉，关键在于能够塑造出君子、圣人、大丈夫人格，能够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能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1]P285（13.20）孟子指出要想实现“善”的自觉，必须处理好“天爵”和“人爵”的关系。“天爵”是指人自身所具有的仁义忠信，乐此不疲的行善，“人爵”是指公卿大夫的社会地位。二者都具有贵的属性，“天爵”是真正的“贵”，是贵的根本，人的个人价值的实现；“人爵”是贵的枝叶，是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始终不放弃“天爵”的修养，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和快乐，才有可能获得社会地位。如果把仅修养“天爵”作为实现“人爵”的跳板，在得到“人爵”后，放弃“天爵”，就会丧失名位。

4 “善”的实践

孟子“善行”和“善政”思想，是孟子个人道德修养在道德践履层面的具体表现。孟子提出使个人和统治阶层成为君子、圣人、大人，自觉行“善”，以民为本施行“仁政”，推动社会的良好风气向好向善，仁民爱物，尊贤使能，制民之产、教以人伦和民贵君轻等5个方面，对于现代社会践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1]P311（14.28）趋吉避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P298（13.45）仁民爱物的关键是要“与民同乐”，必须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P30（2.4）这就要求君主具有君子人格和操守，不是仁爱的事情不做，不是合乎礼的事情不为，做到爱人和敬人，才能受到天下人的敬爱。因为“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P165（7.20）

打造一支明君贤臣的队伍，是实现“仁政”的重要组织保障。明君必须正己正物，贵贵尊贤，选贤有术；贤臣则要格君心之非，审时度势，三去三就。孟子认为君主是仁爱天下的关键人物，君主只要做到了仁义，群臣没有敢不仁义的，“一正君而国定矣。”[1]P165（7.20）作为仁爱天下的君主，急于爱亲人和贤者。只有“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1]P68（3.4），才是无敌于天下的根本。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选拔任用贤良的人的标准，是要看民心民意而定的。人民认为他是贤德的人就重用他。百姓认为他应该被罢免、杀头，慎重核实后确实应当如此，然后再定罪处罚，而不是偏听近臣、宠臣和士大夫的一面之词。

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P107（5.3）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操守的，只有士人才能够做到。一般人只有具备一定的产业，才不会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怎样才能做到让老百姓有恒产呢？孟子指出，贤德的君主必须“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1]P107（5.3）具体地说，就是要轻徭薄赋，使全体人民都能够得到实际的实惠。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1]P16（1.7）然后，就能轻松的诱导百姓行善了。

孟子认为教化众民的核心内容在于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1]P108（5.3）教化人伦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明确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由孝亲到友善士，再到以仁、义、礼、智为乐。在孟子看来，孝亲是最重要的伦理关系，且非常认同孝亲的“三不孝”说（赵岐注是指阿意曲从，陷亲于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不娶无子，绝先祖嗣。）和“五不孝”说（五不孝，则指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羞辱＞；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在孝亲的基础上，还必须“尚友”。 通过广交天下善士，看古人的著作，结合他们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与古人交朋友。

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当统治阶层违背了仁道的时候，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1]P304（14.14）可见，孟子崇尚推行以民为贵的“王道”，反对以君为贵的“霸道”。因为霸道虽然可以大国为基础凭借强大武力实现天下暂时的统一，但是却因违背民心不能长治久安。王道则不然，“不仅可以‘一天下’，而且可以‘致太平’。”[2]如果在上位的人不关心老百姓，而且还残害他们，就会导致百姓对政府不满，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孟子极力主张君权天授，天权民授，民贵君轻，为民服务。

5 小结

深入开展建设“京畿强市 善美保定”的主题实践活动，早日完成保定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应保定人民实现幸福美好生活新期待，需要进一步扬弃、超越、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善”的因素的时代影响力，充分发掘孟子“善行”和“善政”思想的现代价值，必须实现孟子的“善”和现代“善”的理论对接，明确其“善”的道德人格修养机制和道德实践机制，对于“善美保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李振纲.中国古代哲人智慧书系：孟子的智慧[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4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