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4]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历史中，充满着死亡，揭示着残忍。如何记载它们？在史家对史料的选择裁汰中，也是记录者思想的曝光。司马迁自己的人生，就可说是一场悲剧，因此，他对悲剧的体验尤其深刻，对众生的悲悯尤其厚重。甚至对于《史记》中一些并不那么“正面”的人物，一些堪称令人发指的行为，司马迁依然能够追根溯源，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一个“人”的各个侧面。在客观的论述中，蕴含着对于生命的博大的同情。

一、“胜利者”的悲歌

在楚汉相争的战场上，项羽是最终的失败者，刘邦是最后的胜利者。论者一般认为，司马迁将同情的笔墨，全部洒向了虽败犹荣的项羽，而刘邦只不过是他眼中一个无情的政客而已。的确，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司马迁写项羽时投入的是情感，写刘邦时运用的是理智。但是，即便对刘邦这样一个无法发自内心去喜爱的人物，司马迁依然设身处地，感受着他的内心世界。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当刘邦平定黥布之叛，回到故乡后，这样写道:

高祖定天下，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在司马迁的笔下，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有心怀悲慨的时刻。“威加海内”，可谓刘邦志得意满达到高峰的时期,却唱出了如此苍凉慷慨之音，这无疑表现了他此时此际的复杂情怀。宋代刘辰翁说:“自汉灭楚后,信、越、布及同时诸将，诛死殆尽，于是四顾寂寥，有伤心者矣。语虽壮而意悲，或者其悔心之萌乎!”①是否真有悔意萌生？其实倒未必，但这莫名的悲凉，却是真实的。创业不易，守成更难。曾经与自己见证了风起云涌的那些豪杰，纷纷坠落，甚或死于己手。司马迁对人生的理解是丰富的。对于刘邦这样的人来说，他会永远保持着某种警醒之心，是警醒令他慷慨伤怀。此刻在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如此富有诗意，让人几乎忘了他是那个逃难之时要推一双儿女下车的寡情的父亲，忘了他有过的无赖般的言行，忘了他诛杀功臣时的决绝。

《大风歌》虽悲，毕竟不失王者气势。刘邦还有一次凄惨的悲歌，是为戚夫人和赵王如意而发的《鸿鹄歌》。《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宠爱戚夫人，想要废掉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吕后无奈之下求救于张良，张良献策，请来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当刘邦看到，不肯辅佐自己的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却肯辅佐太子，只好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 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之，罢酒。

贵为天子，也有力不从心之时，并非事事都能从心之所欲。对于自己最宠爱的戚夫人，刘邦也只能眼睁睁地任由其命运的滑落。而最令人战栗的是，太子本为其骨肉至亲，其羽翼丰满引起的反而是为父的不安和无奈，这本身就昭示着宫廷斗争的可怕和罪恶。在这场较量中，哪里存在真正的胜利者？！

二、“第二性”的悲歌

在吕后和戚夫人为爱子争夺太子位的厮杀中，吕后勉强胜出。“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史记·吕太后本纪》）。但这并不是斗争的彻底结束。刘邦死后,戚姬及其子赵王如意即便已失势，也必须要受到惩罚。吕后对待戚夫人可谓凶残至极:

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 耳，饮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宫墙内经常会上演人间地狱的戏码，但如此残忍的行径恐怕还是罕见的，以至于吕后的亲生儿子都无法接受，称之为“非人所为”。司马迁对此的揭露和鞭挞是无疑的。

但是，吕后难道不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吗？

作为在为江山厮杀的刘邦的妻子，她必须接受与丈夫的某段时期甚至是长时期的分离，对此，她是无奈的；作为一个母亲，她虽然传宗接代，但所生“孝惠为人仁弱”（《史记·吕太后本纪》），不为刘邦所喜，对此，她是有不安感的；作为家庭中的女主人，却被丈夫疏离，对此，她是被动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在刘邦微时，吕后与孩子还需辛苦地“居田中耨”；刘邦起事，而吕后经历了颠沛流离，甚至体验了人质生涯，收获的却是感情的冷宫:“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史记·吕太后本纪》）灾难有份，冷清独担，儿子无疑成为她生活中唯一的期待。可生活又让她面对夺嫡风波——连传统宗法社会最基本的嫡长子继承制，都要接受挑战，如果不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吕后已经锤炼得足够应对一切，她可能真的会崩溃的。吕后的残忍，是对多年来自己所遭受的境遇的反馈而已。“她的一生是人性被异化了的生命悲剧,政治上的功绩加上道德的卑污遮蔽了她的真实灵魂,以至于两千年来,很少有人能看到她痛苦的情感经历。”②但司马迁客观地写出了这一系列史实，在实录中，吕后的可悲之处尽显。

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③“有价值”这一论述，该会屏蔽掉多少无望地在痛苦中挣扎、却又看似无甚价值的、甚至暗黑的生命。但是对于真正博大的作家来说，绝不会忽视任何一个生命所需要的温暖空间。以曹雪芹为例，在《红楼梦》38回中，作菊花诗之前，有一段对于几个姐妹的描写:

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令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栏杆坐着，拿着钓竿钓鱼。宝钗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槛上，掐了桂蕊掷向水面，引的游鱼浮上来唼喋……探春和李纨惜春立在垂柳阴中看鸥鹭。迎春又独在花阴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

平心而论，在黛玉、宝钗、探春等大观园众姐妹的光彩下，迎春大概是中最无才气和默默无闻的一个，个性又软弱可欺。在众声喧哗中，她很难真正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然而即便对这样一个人物，曹雪芹也写出了“她那个生命最具有尊严和美感的一段时间”④。

而身为受到非人道的“宫刑”的畸零人，司马迁对世间的扭曲有着更多的了解。深重的悲哀，使他对世间固然有强烈的不平，也充满了怜恤。所以，吕后的命运，才会在他的笔下具有别样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否定一个人。

司马迁给予吕后的公道之论，还在于他对吕后的政治功绩的客观记载。《诗经·小雅·斯干》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这是传统观念中无可逃避的男女的职责分工和生来即被确认的命运。“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尚书·牧誓》）齐桓公也曾与诸侯盟誓说:“毋使妇人与国事。”（《谷梁传·禧公九年》）蔑视妇女的观点成为社会的共识。相形之下，“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⑤“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有惠帝在前，吕后的称制实在是越位之举，但司马迁还是充分地肯定了吕后的执行能力，并未用任何侮辱性的语言对这位品行上有污点的女性进行抨击。这就是司马迁的开通之处。

三、复仇者的悲歌

复仇者，是内心被仇恨纠缠的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说他们心态中会有某种残缺和倾斜。但是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复仇行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赞佩。这和他自身的人生悲剧有关，宫刑所带来的身体摧残和精神屈辱，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司马迁以他独特的方式，表现对命运的抗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伍子胥列传》的一段记载。

《史记》叙述春秋史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是《左传》。但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有一处重要细节，我们从《左传》等史书中都找不到其出处，即子胥鞭尸。由此我们可以探讨司马迁的心理倾向与写作意图。

《史记》中描述了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杀后，极端的复仇方式:

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伍子胥列传》

吴兵遂入郢，子胥、伯 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吴太伯世家》

鞭尸之说，不见于《国语》。《左传》叙至吴入郢事，并未提及伍子胥，仅曰:

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

其他涉及此事的典籍中有“鞭坟”“、挞墓”之说，但均为战国后的记载了:

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王之坟三百。

——《吕氏春秋·首时篇》

阖闾伐楚入郢，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

——《淮南子·泰族训》

挞平王之墓。

——《新书·耳痹篇》

挞平王之墓。

——《谷梁传·定公四年》

杨伯峻先生认为，战国以后人述春秋事不同于左氏者，多不足信。“吴入郢，传仅叙子山、夫概王之事，不及伍员。后人书如《淮南子》、《吴越春秋》，甚至《史记》俱言伍员掘平王之墓，鞭其尸；《列女传》且叙伯嬴之贞节，皆不足信。”⑥且独《史记》有鞭尸之说，以表现伍子胥的怨毒之深。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引用英国美学家斯马特《悲剧》中的论述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⑦司马迁即在赞语中对伍子胥的作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赞佩“: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以不见于史载的“鞭尸”来颂扬伍子胥的复仇意志，并且隐去吴入郢时“以班处宫”之恶，明显倾向于受辱者报仇雪恨的合理性，嘉赏复仇者的勇气和成功。可见，复仇心理，已经深深积淀于司马迁的思想深层，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他在一个个复仇者形象中寄托了自己深沉的感情，把同情和礼赞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复仇者。这些都是司马迁自身复仇意识在创作中的投射。

当然，他寻求的是一种非暴力的复仇方式——文化复仇。“从以血洗血的角度来看，它多少带有软弱的色彩，不及血的复仇那样痛快淋漓。但它的不足之中恰恰又蕴含着它的长处:文化复仇不注重即刻的复仇效果，而是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的价值评价，这就是司马迁反复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因而文化复仇比血的复仇更具生命力。”⑧文化复仇起因于个人恩怨，却超越了个人恩怨，“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安书》）以创造精神财富的方式，给加于己身的羞辱以回击，既洗刷了蒙受的耻辱，又获得了更久远、更崇高的社会评价，具有深远的意义。《史记》中关于“鞭尸”的记载已难于考实，但是伍子胥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受挫不移的内在力量，却仍有其特别意义。太史公所褒扬他的，主要还在于此。

唐代诗人刘叉《偶书》说:“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司马迁不是刀客，他手中的笔，却是利刃。《史记》中包含着太史公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对生命内涵的认识。他从那些历史人物中，体会到了人的命运的可悲，感受着人的尊严和价值，展示着人除了有生存需要之外还要有同样重要的精神需要。他对于作为生命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能感同身受。司马迁在书写人内心黑暗的同时，也用他的巨著照亮了黑暗。

① 周振甫:《〈史记〉集评》，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② 孙佰玲:《女性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史记·吕太后本纪〉新解读》，《汕头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20卷5期。

③ 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④ 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⑤ 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⑥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45页。

⑦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⑧ 陈桐生:《论司马迁的文化复仇观》，《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1卷第1期。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