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兵

(1.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2.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

中苏关系的内容十分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和各国内情况的复杂性决定的。中国政权经历了广州政府—南京政府—北京政府的转变，在苏方则经过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等不同阶段。中间穿插着共产国际、二战、冷战等世界性问题。正是这种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中苏关系发生了此起彼伏的变化。笔者认为，在这不定的变数之中，统一与独立的分歧构成中苏关系变化之主题。统一与独立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外关系中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从国家的角度上来分析，独立是一个国家主权的对外表现，指的是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的政治体内的成员有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政府形式的自由。对这一要求的必要推论是不干涉原则，即一国无权干涉他国内政。在对外关系中就要求主权国家彼此之间相互尊重，独立自主。独立表现在国家间政党组织活动的交往中，则要求各政党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处理政党内部事务，排斥国外其他党派的指使和干预。独立性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政党来说都是主体在国际上合法身份得以确立的前提，所以独立自主的要求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一直被奉为国家关系确认的圭臬。

统一性要求有一个集中的领导中心存在。在国际范围内，统一性则要区别对待。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和别的主权国家在国际上的主体地位即合法身份是平等的，任何一国都不能享有指挥、控制和领导他国的权力，也不能有一个集中化的国际组织可以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从国家主体的层面来看，独立性高于统一性甚至排斥统一性。但统一性和独立性在世界历史上的体现都是相对的，特别是在强国与弱国、主权国与非主权国的状态下尤为明显。在不同条件(时代条件和现实条件)下，国家间、组织间的行为选择反映出了统一与独立的复杂变化。通常来说，统一与独立的结构可以用以下的数学图形来表示:

统一与独立的关系呈现以下三种:第一，统一与独立完全对立，即没有相互关联，要么统一，要么独立。这在国际上的例证可以举出两种:一是宗主国与殖民地是完全的统一，统一于宗主国;二是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第二，统一中有独立，在国际上一方面是强国和弱国之行为选择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宗主国与半殖民地的关系构成。第三，独立之中有统一，这种情况在特殊条件下也有行为选择的需要，通常情况下是独立主体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表现。这种模式的出现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现实反映和客观需要。在彼此独立的前提下，存在着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需要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解决。

中苏关系中的统一与独立的变化正是根据中苏两国，特别是中国的变化而形成的多变格局。中国经历了从不独立到独立，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巨大转变。而苏联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本身没有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外在的形势和条件。苏联因外在现实的转变而逐步调整对华政策。这样中苏关系就表现出了复杂性和多变性。尽管中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但事实上中苏关系同样表现出了极不平等的倾向。列宁秉承马、恩遗志，将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变成了现实，在看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的情况下，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实现世界革命;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把革命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在西方不亮东方亮之后，俄国向近邻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要在东方推进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不能没有中国革命。而当时的中国革命经过了向西方学习以图强的努力失败之后，把目光也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从这我们可以看出，中俄革命的联袂也是统一的共同需要，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国内政出多门，共产主义的意识还处于襁褓之中，中苏关系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统一与独立的形成和发展。

二

无论出于革命的需要还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从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了围绕着统一与独立的系列变化。统一与独立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意志的统一与独立。由于苏联是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大国，在革命过程中，世界无产阶级的运动方向、思想等基本上都出自莫斯科。二战前后，苏联成为抗击西方霸权的唯一具有规模和实力的社会主义强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集结其麾下，统一抵御来自西方的威胁。基于这一系列的客观事实，中苏相比，苏联要求中国坚决执行它的意志和路线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是同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苏联和中国的国情差异很大，贯彻执行苏联的意志和路线“条条道路通苏联”未必就都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革命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中国人民来完成，因此，对于来自莫斯科的统一意志，从理论上中方会做出三种反应:一是苏方意志正确也符合中国实际则应当接受;二是苏方意志正确但不符合中国实际，则应当不接受;三是苏方意志不正确，不管符不符合中国实际则均不予接受。另外，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中共也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基本上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路线。所以对于莫斯科的统一要求，中国则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吸取了惨重的代价之后，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国际运动中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1］(P609)第二，行动上的统一与独立。在20世纪，苏联与中国相比对外影响要比中国深远得多，故而在对外关系和对外行动上往往表现为苏联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与苏联保持步调上的一致。苏方基于它的内部实力和对外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对它进行追随。当然跟着苏方走，与其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对于中方来说确也起到了同盟对敌，对于革命有利的一面，然而在苏方的行动中也存在着许多有利于苏联而有损或可能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的行为，因此有关行动上与苏联保持一致还是自行决定也就在中苏双方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随着自己力量的成熟与壮大，在追随苏联步伐的问题上逐渐有了自己的思考。第三，国家利益上的统一与独立。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依然体现着至上性，它是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中苏关系中的统一与独立在国家利益上的表现极为明显。在中苏交往中，苏方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利己主义，甚至不惜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以纳入它的战略轨道。中国对于苏联的政策就本国的利益而言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可以说，国家利益的统一与独立是中苏统一与独立状态的根本，它决定了其他两个方面。中苏统一与独立的三大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苏关系中的不同阶段都有显著的体现。

三

中苏关系的统一与独立在列宁时期主要表现为列宁创建共产国际并促进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一事。列宁创建共产国际为了在全世界，特别在欧洲推广俄国革命的经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在欧洲革命高潮逐渐消退之后，列宁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列宁认为，无论是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东方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打击的对象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都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有利。这样，魏金斯基就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开始了俄国直接介入中国革命，援助国共两党。对于列宁的东方行动，当时的中共和国民党都采取了统一于苏俄的策略。列宁之后，斯大林进一步加大了对华介入力度。继魏金斯基、马林之后，鲍罗廷、越飞、罗易、罗明纳滋、诺伊曼、米夫、李德、加伦将军、崔可夫元帅等诸人被派往中国。一方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斯大林的“钦差大臣”又常常颐指气使，力图包揽中共中央事务［2］(P4)。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缺乏经验和理论的现实条件下，在大革命时期基本上贯彻了苏联的意志和路线，统一于共产国际名义下的领导。这其中有对中国革命有利的一面，同时严格的统一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在此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部分中共领导虽然也对党内合作表示了不满，但终究未能坚决地做出自己的决定。独立性的萌芽被声势巨大的统一性所扼杀。在土地革命时期，为贯彻斯大林的“第三阶段”理论和“第三时期”理论以及“城市中心”论，共产国际不仅派顾问插手干预中共内部事务，同时还在留苏人员中挑选其代理人。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先后批判了陈独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帮助中共纠正错误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共的控制，使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独立自主性越来越小。

从瞿秋白到王明“左”倾思想进一步升级，贯彻“国际路线”几乎将中国革命力量断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也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表示怀疑，并大胆地抵制，首先开始了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过高估价国民党和对中共不信任的一次有力回击，也是中共走向独立的一次突破。但尽管毛泽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仍被莫斯科派所压倒，所剩的唯一结果就是战略大转移——长征。遵义会议在中苏通信中断的情况下召开，这使得中共中央第一次破天荒地独立自主地做出重大决策，尽管它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中共党内对莫斯科的迷信，但毕竟使中共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莫斯科的政治气候随着国际形势也发生着改变，斯大林对以毛泽东为首的独立革命道路由不满逐渐转为基本肯定。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无疑为中共解除苏联的统一绳索创造了政治前提。毛泽东更多地注重中国实际，而莫斯科主要考虑的则是苏联的利益和需要。在如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的形式上，突出地反映在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上，中共予以极大的支持，而莫斯科则对张、杨大加指责说:“张学良兵变是德日协定签署的直接后果。”［3］(P46－47)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出于其利益上的考虑，把精神更多地给了中共，而把物资则更多地给了国民党，并将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对国民党制造的反共摩擦实行偏袒和迁就，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困难。苏德战争打响以后，苏联要求中共出兵边境以抗击日寇，再次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对诸如此类的言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策略性的抵制。斯大林因此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雅尔塔协定》签订也无疑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而获取苏军进军东北。再有抗战结束以后，对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诡计，苏联则要求中共放下武器，在中共的努力失败以后，苏联则当了骑墙派坐山观虎斗，惟恐自己被卷入战争引起美国怀疑。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访苏期间，斯大林不愿意放弃过去在中国获得的特权，甚至仍想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建立苏俄的势力范围，常以一种不平等的姿态来谈判，毛泽东后来非常生气地说:“什么兄弟党，不过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4］(P324)同样，斯大林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言行不一、犹豫不决首先考虑的也是苏联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它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斯大林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苏关系经历了重大的波折。短暂的中苏“蜜月”之后裂痕开始出现，苏联从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出发，凭借其在冷战中的特殊位置和影响，把社会主义其他兄弟国家纳入它的对外战略轨道。这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对于苏联的“老子党”行为给予了坚决的反击。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一事被雨打风吹之后，中苏交恶逐步升级。从双方的分歧和斗争来看，依然围绕着统一与独立展开。无论在意志、行为还是国家利益方面中国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发言和行为选择，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再打中国的算盘。在这一点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清醒，故态复萌。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平等关系很快夭折，双方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方面又展开了要统一于苏联还是要谋求独立的斗争，以力求外交的主动。20世纪80年代，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中苏两国僵硬的“冰雪”开始消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苏平等关系的正常化出现新势头。邓小平所说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也就成了明智的选择。统一中的独立终究要为独立中的统一所代替。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俄平等关系的对话和发展也充分地说明“只有相互尊重才有相互发展”。

［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蒋介石［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3］马宝华，乌传衮.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J］.文献和研究，1986(6).

［4］毛泽东外交文献［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