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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应从属于体制改革

2013-05-14董朝晖

中国新闻周刊 2013年27期
关键词:经济体制决策者财政政策

董朝晖

中国宏观经济决策者始终面临着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保增长,即保证经济维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二是促改革,即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根本上看,两个问题具有一致性,前者关注经济发展的当前速度,而后者关注经济发展的长远动力,只有解决根本的动力问题,经济发展才能可持续。然而,在某些时期,决策者可能为了达到当前保增长的目的而放缓甚至停滞改革的进程,于是就出现了“保增长”优先还是“促改革”优先的争论。

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每次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都能带来一段时间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快速增长期:一是1983-1988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1.9%,随着价格自由化的深入而出现;二是1992-1996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2.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启动;三是2003-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1.7%,与国有企业攻坚战的完成密切相关,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

有意思的是,在前两个阶段,高增长伴随着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持续下降,从1983年的23.8%,下降到了1997年的11.7%,并且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货币和财政的“双紧”。可见这两个阶段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改革。

第三阶段的高增长既有国企改革的因素,也有财政政策刺激的因素。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通过大上项目、增加投资、放松货币拉动经济增长,显然,这是一种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启用财政政策来保增长,是一项权宜之计,遗憾的是,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似乎对财政政策“上瘾”了。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开始逐年上升,一直到2012年,达到了24.2%,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同时,伴随着垄断性国企的崛起、土地财政的扩张以及各种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政府实际控制的社会资源更为庞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之际,中国出台了空前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使得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这赢得了部分人的喝彩。但中国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政府占有社会资源的扩张,意味着公众占有的资源相对下降,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压制。第二,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决定货币和资源的配置,那么越接近政府的群体获得的资源越多,而远离政府的群体却遭受了剥夺,加深了社会矛盾和不公。第三,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畸形发展,尤其是压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明显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得经济增长缺少了后劲。

财政政策支撑的经济增长注定难以持续。2011年以来,GDP增长率连续6个季度下降,2012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仅为7.5%。宏观经济决策者面临两难的困境:继续强化粗放型增长方式来保增长,还是忍受暂时的低增长而重启改革步伐?

近期中央的几项重要举措显示新一届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今年以来,央行坚守偏紧的货币政策,试图强制戒除各级政府对财政刺激的依赖性。财政政策的退出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换挡”的前提条件。但“换挡”过程,难免出现“空挡”,造成经济增速暂时下降,决策者必须面对这一风险,呼吁社会共渡难关。最近,官方宣布下调经济增长的目标为“保七”。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把经济政策的重点从“保增长”转向“促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许是给社会吃了个“定心丸”,即出现经济过度下滑的时候,政府还是会出手刺激经济。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远没有耗尽,改革将推动经济长足发展。同时,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经济“换挡”的窗口期很短,来不得半点犹豫,需要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来及时推进新的改革议程。例如,从1989年的经济减速到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仅有3年的时间;在1998年的经济减速时期,还启动了国企改革的攻坚战。

新一轮改革还有许多热点,例如放松金融、卫生、教育等服务行业的政府管制。贷款难、看病难、上学难现象表明这些领域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放松政府管制将释放巨大的生产力。退一步说,如果改革的方向正确,即使出现暂时的增速下降,也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退出财政政策、放松政府管制,意味着更自由的投资环境和更公平的就业环境,有利于社会公平,并激发社会成员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如果经济降速反而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那么,增长速度就不应设下限。“保增长”的目标应该从属于“促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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