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立鸣

[摘 要] 决策是当今社会活动中普遍存在的行为。决策有赖于信息，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信息既影响着决策，又为决策所检验。真实而精准的信息是决策之福，虚假或含糊的信息是决策之祸。决策者如何增强辨别信息真伪的素质和能力，构筑决策体制机制中预防和辨析虚假信息的防火墙和隔离带，乃是当前所应关注和重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

[关键词] 决策；决策者；信息；信息辨伪；管理科学

[中图分类号] C9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6-0075-11

那还是发生在80多年前的故事。

历经艰险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带领下，胸怀北上抗日的憧憬，穿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不畏艰险，终于进入到甘南的一片开阔地带。虽然暂时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也成功避开了党内张国焘的胁迫，但下一步怎么走？前方在哪里？北上抗日的根基落在何处？“生存还是毁灭”这一命题极度地困扰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条件异常艰苦的草地上，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又饥又渴”——亟需精神食粮。这个“食粮”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信息。

一个红军连长为毛泽东打开了“脑洞”。

他便是红军第一支骑兵侦察连连长梁兴初——也就是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先是被彭德怀元帅骂得一塌糊涂、后又将功补过被彭总誉为“万岁军”的那位战神。梁兴初奉命前往甘南重镇哈达铺打前站，其中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为毛泽东收集报纸，梁兴初几经周折，终于在邮政代办所找到了几张报纸。其中《大公报》要闻版的大标题是：《徐海东·窜甘陕匪势猖獗》《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志丹徐海东有合股趋势》，全版通篇高喊“剿匪”口号。毛泽东和战友们大喜，“‘到陕北去！红军喊出了这样的口号，长征有了最后的落脚点”[1]。从此，中国共产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一条信息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势。或许人们假设，倘若这条信息不靠谱，或是虚假信息，即“伪信息”，或是半虚半实信息，中央红军贸然进军陕北，会不会如同当年石达开误入金沙江折戟成沙那样呢？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从毛泽东决定进军陕北这一拍板过程， “决策” “信息”“辨伪”等几个字眼均已跃然纸之上，厘清于几番话语之中。

一、决策及决策者

决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人类自从有了大脑的支配，能够有意识的开展各种活动以来，就有了决策的行为，也就是说，决策伴随着人的大脑有自主的思维及活动而产生。现如今，决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形态及其行为。现代社会纷至沓来的各类信息丰富多彩，决策充塞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或法人，无不存在着大量的决策行为和现象。即使是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所谓“我的事情我做主”，就是一句自主决策的口头禅。从这个意思上讲，无时不有，决策无处不在。一个国家倘若没有好的决策，恐难发展；一个组织没有好的决策，恐难为继；一个家庭或个人或调理不周，或难以自我，生活指数将难以提高。决策的作用和效应不言而喻。

关于决策的注解林林总总，但大同小异。简单处讲，决策就是做出決定和选择，即在分析、比较、鉴别的过程中予以权衡，从中选择出一个被认定为最优、最可行，甚至被以为不优、不可行，但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举措或方案。从复杂处讲，决策可分为三类：广义的决策即为一个包括提出问题、确立目标、设计和选择方案的过程；狭义的决策视为从若干个（一般为两个）备选的方案中作出最为适中的选择，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狭义”理解为“中性”的决策；还有一种更为狭义的说法，即决策是对不确定条件下发生的偶发事情所做出的选择和决定，也就是说，只有冒一定风险的选择才是决策。但不论概念及说辞如何捣鼓，决策即为“拍板”应该是较为通俗的说法。

既然决策是当今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行为，那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决策。我们说当今社会活动及生活是丰富多彩、且飞速发展变化的，那么我们所看到、所领悟、所面临的决策内容及其过程也必然是多元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决策多样且形态各异的环境中，感谢时间老人将我们推入到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说到这里，自然牵连出一个话题，即决策是人们思维活动的过程，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富有活力、张力、洞察力、想象力，就无所谓决策。事物的发生是一回事，信息的传播是一回事，时间的前行又是另一回事，没有人的关注、捕捉、归纳和演绎，一切都将归为零。直白地说，谈决策不谈人，不谈主宰决策的决策者，肯定说不清楚。

于是涉及出一个关键词，即作出决策的决策者。广义的决策者是指决策机构、享有决策权力的人和对决策有较大影响的人。狭义的决策者是指根据法律在政府中处在决策职位的直接决策者，具有法定的政策制定权力，参与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决策者可以理解为一个团队、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一个人。如党委会是决策者，它是一个团队；如党委书记是决策者，他（她）是一个人。邓小平同志曾有个说法，他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央领导集体可以视为决策者，邓小平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无疑也是决策者，甚至是“决策者的决策者”。所以，提及“论决策的信息辨伪”这个命题，把它说成“论决策者的信息辨伪”也不为过。

一般认为，良好的心态、智慧的思维，高明的手法是决策者的品牌标识。但决策者对信息的关注、占有、甄别和选用是决策者的基本功，做到决策前拥有并掌握信息；决策时分析并运用信息；决策中识别并印证信息；决策后反馈并归纳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者成也信息、败也信息，此话并不为过。

1949年初，国共和谈失败。“下野”溪口的蒋介石操纵南京政府负隅顽抗，沿千里长江排兵布阵，美英列强的军舰也在长江游弋寻衅，连前苏联“老大哥”也在背后出馊主意。国民党大肆吹嘘长江防线“固若金汤”，企图威逼恐吓解放军南下，实现划江而治。但共产党人压根儿不被这些信息所左右，毅然决然按照“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总决策，百万雄师跨越长江，直捣“龙门”。

识信息者，事竟成。

二、信息的认知及其他

所谓信息，就是泛指社会生活中传播的一切内容。人们通过获得、识别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各类信息，去区别不同事物，去认识和改造世界。按照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这个不断运动的变化所呈现出的不同映像，即为信息。不管你是否需要，信息会源源不断地发生着、传递着、延续着以至到最后消失。当今社会人们离不开信息，就如同鱼儿离不开水一样，这是当今时代不争的现实。

当今社会已经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社会呈现出复杂而多变的态势。不管你愿不愿意，大量的丰富多彩的甚至是五花八门的信息扑面而来。喜欢的在其中流连忘返，甚至不厌其烦，不喜欢的则充耳不闻。但必须承认，世界创造了时代，时代造就了生活，生活产生了信息，信息充实了我们。人们在思维和做决定时，亟需信息。

信息既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信息具有普遍性，信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在互联网时期成几何倍数递增。三天不上网，不知世界啥模样。时代越是前行，社会越是进步，信息体量就会越来越大，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或依赖就会越来越高，信息给予人类的帮助就会越来越强。信息还具有时效性。随着大众传媒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信息时效性的需求越来越渴求，这就倒过来让信息的传播与接收愈发加快。在时间和机遇面前，信息是易碎品，也就是说，信息是发展变化的。昨天的新闻到今天就是旧闻，刚才的信息转眼就形同“昨日黄花”。那些十分真实且含金量很高的信息，一旦失去时效，就会变成无人问津的弃物。人们对信息的把握和追求，正如同古人所言，“总把新桃换旧符”。

战国时期的曹刿帮助鲁庄公抗击齐国。当齐军第一次进攻时，曹刿阻止回击，第二次进攻时曹刿仍然阻止回击，到齐军第三次进攻时，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是役鲁国大胜[2]。

按说，齐军3次进攻所传递的信息内容都是一样的：齐人打过来了。但区别是齐人前两次的进攻气头正盛，第三次进攻则气衰了，曹刿下车看齐军车轮印，上车看齐军之阵势，趁其疲惫而奋力一击，弱小的鲁国打赢了。信息的内容一样，但信息发生的节点不同，信息的效果天壤之别。其中奥妙在于，聪明人是从这里采纳信息，愚钝人也是在这里对待信息。决策者亦不例外。

三、信息形态面面观

信息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采取“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去认定信息的真伪。许多真实的信息或许不被人们相信和接纳，许多虚假的信息也有可能正在被人们留意甚至深信不疑。现在市面上那么多的电信诈骗团伙，不知坑害了多少本性善良却孤陋寡闻的民众，正应验了那句 “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虚假的信息往往裹着糖衣，致使人们趋之若鹜，真实的信息有时很“朴素”，人们往往将信将疑。现在这个世界，许多人似乎不相信主流媒体的谆谆告诫，但对来自某些“网络大咖”的“秘闻”却深信不疑，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不可诋毁，但精神文明建设一时间没跟上，各种腐败现象，社会上贫富不均等现象，直接挑战了这个社会的底线，危害了共产党执政的根基，自然会引发各种反应，真真假假，莫衷一是。互联网时代丰富和满足了人们的遐想和欲求，但五花八门的信息有时也会迷乱我们的慧眼，扭曲我们的善良本性。所以，我们接受信息特别是采纳信息时要慎重，要保持足够的淡定，面对纷繁的信息不迷乱，深信真实的信息不动摇，洞悉虚假的信息不犹豫，觉察真伪的信息不迟疑，防止“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信息不同于消息。消息只是信息的外壳，信息则是消息的内核；信息不同于信号。信号是信息的载体，信息则是信号所载荷的内容；信息不同于数据。数据是记录信息的一种形式，打起仗来，各种战况信息就变成地图或沙盘上的各种方格、小旗和箭头，而经营中的信息则是生产、营销、利润、产值的图表及其曲线；信息还不同于情报和知识。信息等同于情报，需要甄别、比较、印证和确认，信息转换成知识还得看其是否经得起检验，是否对人们（包括决策者）有帮助和启迪作用。

按信息的内涵分类，一般而言，信息会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形态：

1.真实的信息。有用的信息一定是真实的信息，但所有真实的信息不见得能为我们所有。获取信息是决策程序的重要一环。我们将所有涉及到“我们”的信息搜罗过来并摆上桌面，必然有一个认真识别、甄别的过程，努力界定和评估信息的价值，尤其是信息的真伪，尽量获取精确的、可信赖的、为我所需的信息。

2.虚假的信息。此文的“信息辨伪”似乎与信息的虚假辨析更进一层，“伪”即有虚假、不真实的含义，与“真”相对应。從字眼上，“伪”较之于“假”更恶劣、更猥琐，但不管怎么抠字眼，将虚假、虚伪这对“孪生兄弟”从决策层面的大雅之堂中剔除出去，是决策者实施正确决策的首要前提。

在此必须指出，虚假的信息可以在特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氛围中以真实的面目出现。识别这种以糖衣裹着的虚假信息，若没有一定的睿智和胆识，恐怕难以自立。因为信息是为决策服务的。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一旦虚假的信息能堂而皇之地左右决策，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和道德底线只会令人扼腕。

3.半真半假的信息。我们需要注重信息的真假，也不能忽视信息本身的不完全性、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真实的信息中有虚假的成分，虚假的信息里也有真实的因素。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所限，难以对于信息做出确切的拿捏和认知。这就十分考验人，也非常折腾人。

还是再拿前文提到的我军那位战将梁兴初说事。

人送外号“梁大牙”的这员虎将在入朝参战初期并不顺利。在第一次战役中，梁兴初率部进攻熙川，不知从哪听说前面有个美军的黑人团，这出乎意料的信息使他犹豫起来。等到电报请示和回复来来去去的倒腾，便已经耽搁了原定穿插军隅里，完成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使得此次战役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气得彭总指着梁兴初的鼻子直骂娘。

梁兴初在这里便是陷入了半真半假信息的陷阱而犯嘀咕。美军确实有个黑人团，但当时是否在梁兴初所部的对面不得而知。且美军种族歧视严重，黑人厌战情绪盛行，战斗力低下，曾发生一个黑人连集体向志愿军投降的战例。梁兴初和战友们误判了“黑人团”信息的真伪，抑或是相信了信息中真实的一面而忽略其虚假的一面，继而举棋不定，贻误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他因为这件事被彭总臭贬其实并不冤枉，但我们不能苛求那个时候那个境地的梁兴初。

4.先真后假或先假后真的信息。我们反复强调，信息是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的反映，但生活是各式各样的，决定着信息也会以各式各样的形态出现。生活中确实有信息出现时是真的，但由于环境、时间、条件等发生了变化，致使事物内部矛盾的双方互相转换，导致信息真的属性发生了异化而成为假的信息。反之亦然。

善于识别真实与精准的信息，不被虚假与臆断的信息所困扰是决策者的基本考虑。以唯物的眼光看待信息，以辩证的思维分析信息，以求是的態度处置信息，以冷静的心态索取信息，信息才能为我所需，虚假信息才不至于有可乘之机。

四、决策有赖于信息，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信息影响着决策，又为决策所检验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里所指的“政治路线”的确立过程其实就是决策。可以肯定的是，撇开决策者的阅历、胸襟、知识、性情等要素不谈，决策者若拥有可供支配、鉴别、比较以至警示的各种信息，将极大地增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几率，反之将寸步难行，甚至一败涂地。

1941年6月中旬，法西斯德国密谋进攻苏联在即，希特勒大放“和平”烟雾。战争一触即发，一封来自延安的关于纳粹德国图谋开战的绝密电报使得斯大林猛然醒悟，于战争爆发前匆忙发出临战命令。也许就是这短短的几天时间（有的说是一天），或使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士兵及平民避免伤亡。

信息对于决策者而言，需要的是及时、准确、适用和完整，以及对决策者利益的最大化。这几点要求在上述事例中得到了近乎全面的印证。

要说信息与决策是什么关系，简单一点就是决策离不开信息，信息影响决策。前面说过，决策是决策者针对问题和目标，依靠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支配这种思维和方法的依据就必须来源于信息，否则他会抓瞎。信息是决策的参考和依据，没有足够的信息作为基础和参考，再牛的人也难以做出科学的、合乎客观事物本来形态的决策。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借东风，是因为他掌握了天时地理即“天气预报”的信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一篇檄文击退胡宗南十几万大军闪击延安的企图，是因为他及时得到熊向晖提供的绝密军事情报。倘若诸葛亮不知天气情况，毛泽东未收到绝密情报，后面的事情我们不去遐想（瞎想）。一言以蔽之：信息是决策的参考和依据，决策是信息的反应和结果，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靠什么知己知彼，靠的就是信息。利好的信息使人欢呼雀跃，不妙的信息让人愁眉不展，精准的信息能使决策者一步登天，虚假的信息会让人万劫不复。信息是决策意识的启蒙资料。任何决策目标的确定和决策备选方案的提出及储存，都是决策者对信息进行甄别、选择甚至是推敲的结果。

真实而精准的信息是决策之福，虚假或含糊的信息是决策之祸。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是凭借“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条“莫须有”的信息，做出了对伊拉克大打出手的决策。4千余美国大兵丢了命、耗资万亿美金且不说，萨达姆倒是被绞死了，但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可怜的伊拉克民众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西方势力（包括媒体）经常运用虚假信息以期达到一己私利，我们无须“学习”它，但需要谨防它、识破它。一个虚假信息上可以误国，下能够倾家荡产。好人用错了信息而决策就会陷于灾难，坏人用对了信息甚至能得逞于一时。

五、决策的信息辨伪——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必须正视的问题

无须赘言，信息对于决策至关重要。一个精明而成熟的决策者，就必须具有强烈的占有信息的欲望。决策者掌握并拥有的信息量越大、越广、越丰富，他在思维活动中可供其分析、归纳、类比和演绎的“食粮”就越多。决策者不能孤陋寡闻，丰富的信息对他形同空气和水分，可为他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

但这只是决策者成功的一半，或者说仅仅只是开头。同样的信息呈现在不同的决策者面前，有的被视为“珍宝”，有的则可能沦为“弃物”。视信息为“珍宝”的也许会拥有世界，视信息为“弃物”或许会抱恨终年。

19世纪初，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向法国皇帝拿破仑建议，用他刚发明的蒸汽机铁甲战船代替法国正在使用的木制舰船。当时的拿破仑正为进攻英国发愁，主要原因是他的海军战斗力不够强大。面对富尔顿的陈述，拿破仑还真有点动心，但最终还是未能采纳富尔顿的建议。英国人闻讯后马上购买了富尔顿的专利并装备到海军，最终不仅以其坚船利炮遏制了法国，还成就了世界海上霸主及“日不落帝国”的地位。有后人推测，拿破仑最终的失败，与他拒绝富尔顿的发明不无关系。

鉴别信息的真伪，做到慧眼识珠，及时、准确而果断地获取并运用信息，这对于任何决策者——不论是正面形象的决策者还是反面形象的决策者，是现代的决策者还是古代的决策者，是中国的决策者还是西方的决策者，都是一个基本的标准和考量。

那么，决策者如何做到信息辨伪呢？

首先，而且是第一位的，要用哲学的思维辨伪。陈云同志说过，“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思维最基准的定位器。决策者学习和掌握一点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坚持运用哲学的观点及其思维去识别信息，不仅得益于一时，而且受益于终身。不妨回到文前所述，毛泽东及党中央是怎样从几张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中，辨析陕北存在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信息真伪呢？

一是联系的思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的联系，是事物联系的一种普遍现象。譬如早在红军长征前，陕西党组织就曾派员赴江西瑞金汇报陕北红军发展事宜。另外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时，张国焘曾说过另一支红军（徐海东部）已向陕西进发，寻求与陕北红军会合。虽然因当时环境无法得知其后续情形，但将上述信息与报纸所涉及的内容联系或对应起来，看似偶然，存在必然，于是毛泽东和中央便做出了“陕北有红军”的判断和认定。

二是逆向的思维。“所谓逆向思维，又称反向思维，是指为实现某一创新或解决某一因常规思路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指从反面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 [3]。毛泽东深知国民党管控的报纸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说小不说大，习惯于正话反说，甚至是无中生有，绝不会为共产党做正面宣传和广告。国民党认为“匪患猖獗”，恰好应验了陕北信天游的那一句歌词：咱们的队伍实力壮！

三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摸着石头过河”这句听似保守甚至近乎原始的说法其实包含朴素的哲理。面对一条不熟悉的河，不知何处深浅，只能以身试水摸着河水中的石头想办法安全涉水。红军长征既有北上抗日的雄心，也曾有背靠前苏联建立西北根据地的设想。既然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愿望难以落实，那么在陕北寻找一个落脚点也未尝不可，走一步看一步，见机行事，伺机而动，车到山前必有路。

四是敢闯敢冒的思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4]。红军之所以迅速向陕北进发，还有一个不容回避和质疑的原因，就是此时的中央红军损兵折将不说，饥肠辘辘不假，前有国民党军、马家军围追堵截，后有张国焘兄弟阋墙、同室操戈，严酷的现实和求生的欲望折磨和支配着红军将士的心灵。而此时此地，信息的闭塞和环境的险恶已容不得红军将领按常规出牌，只能凭直觉、感觉（哪怕是错觉），运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进行决策，如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该出手时便出手。于是“到陕北去”——成为当时中央红军义无反顾的战略性决策。

其次，通过调查研究，在获取第一手信息和资料的基础上辨伪。信息量少则会使决策者的大脑形同无源之水，信息面窄则会使决策者轻易陷于偏听偏信的尴尬，信息传递延缓则会纵使决策者运用“昨日黄花”来妆点今日美景。毛泽东同志有两句名言，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注重调查，反对瞎说”，这两句名言可以理解为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注解之一。

同样，“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实践反复证明，经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做出的决策，往往都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得到较好的落实；反之，没有经过研究而草率做出的决策，往往都是错误的，而且更难得以实行”[5]。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一时各种非议满天飞。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责难和党内的不同声音，毛泽东不为所动，更不偏听偏信去匆忙下结论，而是用32天时间，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他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第一手信息，记述第一手资料，用大量详实而精准的事实，驳斥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论调。得出了“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6]”的结论。于是随后毛泽东作出并实施的秋收起义、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等重大历史性决策，就不难得出和理解了。

重证据、重事实，不轻信、不盲从，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是决策者辨析信息真伪的基础性环节。

第三，以对信息琢磨和推敲的习惯辨伪。本来“推敲”二字是用于吟诗作赋上的，但套用在决策者识别信息真伪时确有几份贴切。把各个信息仔细推敲、琢磨，把同类信息排列、组合，把不同信息对照、类比，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归纳和演绎，这能够开阔决策者的视野，启发决策者的思维，帮助决策者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作用。

电影《南征北战》有这么一个镜头：敌军长所部攻打凤凰山未果，在撤退前气急败坏地命令炮兵轰炸我阵地，以泄心头之愤。我军首长听到炮声后，将先前敌人的炮声情形和当时的炮声相比较，稍作琢磨、推敲后即刻下令，敌人要跑，赶快追击。解放军战士硬是用两只脚跑赢了敌人的汽车轮子，最终活捉了敌军长。

电影情节属于艺术再现，但艺术毕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虽不能还原于生活的具体情形，但终究能被生活所印证。

第四、以决策者必须具备的火眼金睛辨伪。决策者仅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比普通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洞悉更深。在各种干扰性甚至欺骗性信息充斥的时候，决策者尤为需要一双“火眼金睛”。有句歌词唱得好，“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在繁杂的信息中，良莠难辨，决策者需要慧眼识珠。唐憎在西天取经路上老把妖怪视为好人，屡屡做出惩戒甚至驱逐孙悟空的错误决策。若不是大徒儿的火眼金睛，师傅早被妖怪捉去蒸了吃了。决策者仅有防伪意识显得不够，还得具备鉴别信息真伪的基本功。

第五，以质疑的风格辨伪。质疑近似怀疑，但又不等同于怀疑。质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慎重，用毛泽东的话说即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无数案例说明，决策时切忌轻信，不能人云亦云，应学会并养成从看似正常的情形中洞悉不正常的因素，从有悖常理的现象中发现必然的成分。质疑不是疑神疑鬼，这也不行，那也不是，也不是面对信息将信将疑，倘若如此，决策起来必然优柔寡断。轻信是决策的大敌。决策者若一得到信息就头脑发热，或听到如意的信息就得瑟，听到不如意的信息就诅丧，这不是一个决策者成熟的标识。当然“质疑”是一把双刃剑。在信息面前，质疑一切将会一无是处，但相信一切更会一失万无。只有把信息中的疑点逐一排除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决策才有胜算的把握。人们都说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曹操疑心甚重，枉杀了不少好人，但并没有影响他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重大决策。正由于这一重大决策成功，才成就了魏国的一番霸业。

第六，借助外脑的智慧辨伪。决策者不仅要有防伪意识，还要有防伪智囊。要与诸如智库、智囊团等建立沟通、联系的通道，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和参谋。领导的见识不是万能的，决策者辨析信息的能力也不是与生俱来并无所不包的。世上绝没有先知先觉，借助外脑的聪睿辨析信息的真伪，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谓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就是这个道理。“文革”初期，毛泽东对来自北方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忧心忡忡，责成叶剑英等老帅专题调研。老帅们一致认为，虽然“苏修”在我国边境存兵百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其主攻对象仍在欧洲，仍是美国。建议要适时对美国投桃报李，实现和解，以断绝“苏修”亡我之心。毛泽东信其言，于是便有其后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性决策。

第七，决策者的心胸、秉性、涵养、情怀等因素，对辨析信息真伪时的支配作用——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话题。决策者是人不是神，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决策者的主观意识及其好恶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支配着审视信息时的价值取向。决策者若是心胸狭窄狂妄自大，决策时就会轻信以至固执；决策者若耳目闭塞孤陋寡闻，决策时就会为信息所摆布，偏听偏信；决策者若疑心重重缺失果断，决策时就会人云亦云，患得患失，坐失良机。

盟军在二战中为了出其不意在西西里岛登陆，炮制出一个名为“肉馅计划”的虚假信息。希特勒获知后大喜过望，连傻乎乎的墨索里尼都觉得情报有诈，但志大才疏却自负狂妄的希特勒深信不疑，他一言九鼎，谁也劝不了他，也不敢劝。其结果是，盟军直插西西里岛，打了个希特勒措手不及。是役敲响了法西斯的丧钟。

所以，注重决策者身心品行的修养和锤炼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这不单单影响到决策者对信息真伪的辨析，还直接导致在虚假信息或不适信息支配下做出的决策成败。当下，我国进入到改革攻坚、只能前进不能倒退的决战时期，提出决策者秉性、情怀的修养与锤炼的话题，绝不是题外之音。

重视决策中信息辨伪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将信息辨伪对决策的决定性作用上升到科学管理的战略层面并不夸张，并能警示决策者在决策中准确甄别信息真伪，谨防受骗上当，从而构筑预防和辨析虚假信息的防火墙和隔离带。决策者增强辨伪素质，提高辨伪能力，既是任何时候一个负责任、敢担当、有睿智的决策者应有的态度和素养，也是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所应关注和重视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孟宪峰.（踏访长征路）第八站：哈达铺：幾张报纸定下长征落脚点（组图）[N].燕赵都市报，2006-10-20.

[2]左丘明. 曹刿论战//左传·庄公十年.

[3]何毅亭.现代领导哲学思维[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9.

[4]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青松.管理者如何有效决策与高效执行[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曾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