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凡

在故乡，农历十月初一是个坎。过了这一天，说入冬就入冬了。

白天从黄土里飘出来的雾汽，在深夜里先肃成露，再凝成霜，到早上就成了一天一地寡白的霜雪。有微风吹过，哪怕一丁点儿风也不吹，只要早醒的公鸡叫几声、饿一夜的猪吭几声，或者早起的老人倚门长咳几下，树上的叶子就会扑簌簌地飘落一地。

村子是一天比一天瘦了，谁家的黑狗、白山羊和灰鸭子都缩了身子，村前的泓水也消瘦而寂静，再也没有夏天那汩汩的欢笑了。

十几天前，人们就开始添加衣衫御寒了，上年纪的人已经穿得很臃肿。这样的日子就算寒日了。阳世的人要添衣御寒，那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们呢？不也得添衣裳吗。当然，这是用阳世的标准衡量另一个世界。但，我们的心里还是挂念着已故去的亲人。早清明、晚寒日，烧纸钱纸衣祭祖的规矩就这样传下来了。我常想，这确是一种形式，但这形式能传下来几千年，这也许就是人活着的一些意味，一种念想。

这两天，我虽然费些劲儿，但还是调休了，我决定要回故乡给逝去的母亲冬祭。

进村的时候，已经快晌午。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村里竟无声无息的静，静得能听到小风在树梢头的嬉戏声。

下车的时候，我只看到几只母鸡围着村口那棵老桑树在转圈儿，像是在做一种游戏。它们见到我，像没有看到一样，只是咕咕地叫两声，接着又你追我赶转起圈来。再向里走，就见一黄一白两只狗互相咬着身上的毛，对我的回来也没有发出一声吠，只是其中一只白狗向着我哧吭了几下鼻子。

自己平时回来的极少，连村里的人都不能认出一半来，但这狗们却像知晓我是这村里出生的人一样，一点儿也不生分，一点儿也不戒备。村子怎么是这般样子？我疑惑着进了老家的小院。父亲正倚在门框上吸着烟，脸上漾着安详。见我进院子，他急忙走过来，笑着说，“乖乖儿，你怎么回来了？也不言语一声。”

其实，父亲是知道我回来给母亲冬祭的，但他还是有些意外，这意外多半是由惊喜而生的。陪父亲抽了支烟，我俩就蹲在院子里开始“花钱”。在这里，给亲人烧纸不叫烧纸，而叫送钱。既然是送钱，就得用一佰元的纸币在黄裱纸上，一下子一下子地打好，然后再把纸花成扇形，才能到坟地里烧。我和父亲一边“花钱”，一边聊着。

“小的时候，村子里人欢马叫的。这咋霜打的一样，无声无息了呢？”

“打工的打工，进城的进城。村里就剩这些老弱病残和上学的孩子。”父亲叹口气，又接着说，“这日月过的，真想不到！你看看咱村里，墙倒屋塌的，像又回到解放前了。真是越过越没劲。”

我自清明那次回来后，一直没有回村。这中间，父亲在城里我们哥弟几个那儿住了几次，但总也不到两个月。父亲八十三了，他说一辈子在乡里的小院住，惯了，住在城里像坐牢，憋屈死人。回来就回来吧，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城里好，别人却把它当成牢笼。反正现在也方便，时时都能打电话的。见父亲对他的乡村十分的不满意，我就找着话题儿宽他的心。我蹲得有些不舒服了，父亲就让我起来坐着，他一个人在花地上的纸钱。

纸钱花好了。父亲拾起地上的那张佰元票子，正要往上衣袋里装，却突然像想起了什么，随机手就停在空中。他要干什么呢？我猜测着。这时，父亲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块佰元的票子，加上刚才那张，正好两佰元。他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给，这是羔子家退回来的。人家说你不回来吃大席，只收两佰！”

羔子住在村西头，比我大两岁，我俩从一年级都在一个班里上学。

应该说，我俩小时候关系是相当好的，但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他窝在了村里，我们的隔膜就一天一天地长厚了，以至偶尔见面竟也很生分；像其他人之间一样，递支烟，笑一下，寒暄几句，他便匆匆的离开。

两个月前，就是快要过中秋节那几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羔子从马鞍山运回来了，赤脚光蹄的。你可回来烧张纸。”我举着电话没吱声，心里算了一下，他才四十五岁呢，怎么说走就走了啊。我的心像被针扎的一样，一阵一阵地疼，他毕竟只比我大两岁呢。我本来是想第二天回来的，但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最后还是决定让四弟回村替我把花圈送上，把礼送上。因为，我真的不想看到羔子从手术台上背回来的样子。

我吐了口烟，望着父亲说，“怎么又退了两佰的礼呢？”父亲表情平静的说，“这是规矩，往礼不吃席的，退一半回去。”这时，父亲把钱递给我。我摆着手，心想父亲怎么这会儿也给我客气起来了。父亲分明是看透了我的心，就笑着说，“给死人往礼的钱，我不能要，不吉利！”我笑了一下，连忙接了过来。

父亲也起了身，他用胳膊夹着打好的纸钱，我拎着鞭炮，两个人便走出小院门。这时，太阳突然从云彩里探出头来，透过微风下稀疏的树叶照下来，地上便斑驳陆离地晃动。

父亲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要出村到祖坟地里去。这样的时刻，多少有几分肃穆，我们爷俩一时没有了话，任地上的树叶在脚下沙沙地响。

到了村口，我突然被一种声音惊住：这是古琴声。

莫不是三弄叔又在抚琴？我向琴声飞出的小院望了一眼，便确认这就是三弄叔的小院，残垣断壁上衰草摇曳，唯有那株带刺的仙人掌，从墙顶蓬勃着向下蔓延着。于是，我立住了脚，这琴声久违了二十多年啊。

这时，低婉深沉的琴声宕开一幅与其说是雪夜，倒不如说是霜晨的画卷：苍茫大地，万木凋零，唯有梅花铁骨铮铮、迎寒傲立；高声滑过，一股清新寒冷的带着初升朝阳气息的山风，伴着轻盈虚飘的琴音，扑面而来；琴声渐缓，如幽溪穿月，让我一下子进入了恬静、安详、远离凡尘的境界；突然，高音又起，沉浑穿透，犹如破空而来的天籁，直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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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刻，这样静谧的乡村能听到这样的琴声，我真的要醉了。

这时，父亲喊我了。我犹豫一会，还是回望了一下弥漫着琴声的小院，向父亲走去。

“三弄叔这琴声，真是太美了。窝在乡里一辈子，真亏！”

“亏？他作了一辈子呢。老天能让他安生地走，就算对得起他了。”父亲不以为然的话里，似乎还夹带着更为复杂的叹息。

“我觉得他挺好的啊，一辈子能文能武能伸能缩的。”我不解地说。

“你知道个啥？人在作，天在看。唉，他呀，开始遭报应了啊！”父亲又叹了口气。

我真的不解，父亲怎么会对三弄叔这个态度呢。他们是一个亲爷的堂兄，只比父亲小七八岁，今年也应该七十四五岁了吧。在我的印象中，三弄叔年轻时英英武武的，当过大队的治保主任，也当过大队的民兵营长。每次，只要在村口听到他高脆亮堂的咳嗽声，我就知道他准是又从大队部开会回来了。于是，我心里便紧张得嘭嘭直跳，因为，晚上他肯定要给全村子里人开会了。我们孩子们，便有了热闹，可以围在大人四周，嘁嘁喳喳地疯来疯去。

这个时候，马灯下的三弄叔，总喜欢挥着手，像电影里的一个人，声音很高地说着什么。但现在的三弄叔，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还是三年前那次回来，我见了他一次。那天，他正好从窑场回村子，就碰到了一起。记得，我还递给他一支烟，给他聊了几句。他说，他在几十里外的地方给人家看窑场，身子骨还可以，自挣自吃过日月。

但那天，我突然觉得三弄叔以前的豪气跑得无影无踪了，人像被抽去气的皮球，软塌塌的，又像一只霜打过的老茄子。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想到这些，我也不由得生叹。

这时，父亲又开口了，“人啊，虽说是吃土还土，可阳世上走这一遭可不能错了步，一步错步步错，报应就会找上门的。”

听着父亲这话，我觉得在父亲的心里肯定是对三弄叔是有意见的。或许，三弄叔在父亲心里是有着不可饶恕的过错的。不然，八十几岁的父亲不会突然是这个样子。于是，我便想知道，到底在三弄叔身上发生过什么。

“爹，你咋老说报应呢。有些事儿，也许不像你想的那样呢。”

父亲迎着微风向前走，并不回头看我，而是说，“抬头三尺有神明啊。羔子不也一样吗。人家都老老实实地出去打工，他却带着闺女放鹰，这不，闺女被人打死了，他也得了恶病，说走就走了。这不是报应，是啥！”

父亲突然把话扯到了羔子身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再说三弄叔的事了。

可是，三弄叔的几十年前的事儿，却从我的脑里子浮现出来，越来越清晰，就像正在发生着的一样。

那年腊月，冰琉璃挂满了屋檐，我整天缩着头、两手插在袖筒里、弓着腰、不停地跺脚，天实在太冷。清鼻涕也没完没了的往外淌，我根本不想理会它，就抱着胳膊用两个袖头擦，两只袖头就明晃晃地泛着青光。那天晌午，我刚从学校回村，就听到三弄叔那高脆亮堂的咳嗽声，我一下子兴奋极了：又要出大事啊！可不是吗，早上一到教室，老师就铁青着脸让我们掏出语文书，把第十页十一页撕了交上去。这篇课文是已经学过的了，里面有一个叫邓小平的人说的什么话。

当天晚上，三弄叔果真又把村里的大人们弄到喂牲口的牛屋里开会。屋子中间的火堆冒着呛人的烟，人们却不敢大声咳嗽，实在呛得不行，就在肚子里咳嗽几声，整个会场不时传来吭吭哧哧的咳嗽声。三弄叔举着报纸在念，我分明听到是“反击什么风”。我在门外面，挨不到火堆里的一点热气，冷得有些抖。就在心里骂，是该反风了，天都他妈的想人冻死人了，还要什么风呢。

过的有三四天吧，那是个下午，村子里突然响起了铜锣声。这个时候，我好像正在掏麻雀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把两枚光秃秃的麻雀蛋又放进墙缝里，从梯子上跳下来，朝着铜锣的声音飞奔而去。

铜锣声是从打麦的场里传过来的。我跑过去时，大人们已经将麦场围成了圆圈。我弓着腰，从大人的裆间挤进去，才看到里面的情景：一辆板车上装着四根水桶一样粗的木头，三弄叔两手掐腰，身后是两个褂子外面扎着宽腰带、背着长枪的民兵，板车前站着一个穿单衣的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一个纸牌子，牌子上用墨汁写着“地主小偷汪国庆”，汪国庆三个字个还打着血红的×。

这时，三弄叔突然厉声喝道，“这木头是你偷的！？”

“是。”

“是你一个人偷的吗？”

“是。”

“不老实！你一个人能装上去？”

“能。”

“卸下来！再装上去！”三弄叔的声音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

于是，汪国庆开始卸板车上的木头。他用腿顶着板车框，弓下腰，用肩先顶着根木头，一咬牙，用力向上便把木头杠起来，腿离开车框，再一用劲，就把木头搁在地上。这时，他脸上的汗，便淌下来。接着，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当第四根木头搁在地上的时候，他蹲在地上，单衫已经被汗透，贴在背上，放着光。

这时，麦场上响起来高呼声，“打倒地主小偷汪国庆！”有几个妇女虽然喊着，但脸上却写着可怜兮兮的痛。

汪国庆在人们的呐喊声中，站起来，低着头，呼呼地喘着气。

人们喊得都累了，声音便渐渐小起来。这时，三弄叔开口了，“装上去！”

“嗯。”

卸下来容易，装上去难。但汪国庆毕竟是有把力气的，那时他也就十八九岁吧。按说，正是有力气的时候。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汪国庆终于把四根木头又装上去了。我当时蹲在地上，并没看清他是如何装上去的。但有一点，我是看清了，当四根木头装上去的时候，我分明看到汪国庆从嘴里吐出了一口红痰。

三弄叔也看到了，因为我俩的目光是在那块红痰上碰在一起的。于是，他就举起手，带着头喊道，“打倒地主小偷！反击右倾翻案风！”麦场里的人们又跟着喊起来。

喊声停了。三弄叔又说，“走！到张楼村去！”

汪国庆走到板车的两个把之间，挂上车攀绳，把板车按平，吃力地拉动了车子。

一路上，我都在回忆三十多年前的事儿。这回忆当然是由三弄叔引起的。关于三弄叔的事儿，我见到的我听到的也真不少。粉碎了“四人帮”，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就是在那年冬天，三弄叔突然被人用绳五花大绑着，从村子里押走了。大概有一年多时间，他才回到村子。后来听说，这事还是跟汪国庆有关，因为他在“汪国庆”三个字上打了血红的×，差点成反革命了。这之后，三弄叔就不再是大队干部，又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

我与父亲到了祖坟地的时候，多少还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几十个坟头上，都盖着一层干草，凄凉阴冷。在我的印象里，祖坟地还是清明时的样子，紫色的小花迤逦地开着，青色的杂草，像绿色的花环一样，芬芳四溢在一座座坟墓四周。当真是到了寒日，连我这美丽的记忆也都被这时令，一扫而去了。

我燃放了鞭炮，父亲先给太爷，再给爷爷烧了火纸，然后才开始给母亲烧。我给母亲自然烧得多，而且还烧了几打冥币。对死人也是有亲疏的，这就是人之常情。母亲坟前的火纸伴着飞起的灰片飘向空中，父亲便说，“给每个坟头都烧几张吧。”

陈红旗作品-《吼叫》 160×150cm 2006

我与父亲把剩下的黄裱纸点着了，快步走着，分别在每一座坟头前丢下几张。整个坟地，便烟雾缭绕起来。

烟雾慢慢散尽。我与父亲又站在那里，吸了支烟，才离开坟地。该是吃晌饭的时间了。

走出地头，父亲突然停住。他用手指着右边地里的那片坟头，声音很低地说，“那是老汪家的坟地。走的走，死的死，十来年没人来上坟了。黄土不光吃人，也快把坟吃完了！”

我抬眼望去，那边几座坟确是算不上坟了，也就尺把高几个土堆。我知道，这是汪国庆家的。汪家曾是富裕人家，解放前是有几百亩土地的，从祖上都会制琴和弹琴。听说，三弄叔七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汪家学制琴和弹琴。这样说来，他叫汪国庆的父亲应该是叫过师父的，他与汪国庆也是曾经十分亲近的。

这时，我又想起先前三弄叔押着汪国庆游街的事来。

于是，我便问父亲，“三弄叔真跟过汪家？”

父亲对我的话有些诧异，扭着头说，“这还能假。七岁去的，在人家一呆就是八年，解放了才回的。”

父亲说着这话，语气里流露出对三弄叔的不满来。“忘本啊。国庆那孩子要不是三弄，能走得那么早吗。”这时，我也想起汪国庆的死来。那次游街之后，他就得了吐血病，两年多吧，他就不声不响的殁了。

想到这些，我的心里不是个滋味。平日里没往深处里想，现在想来，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子里，竟有这么多恩恩怨怨，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呢。一路上，我便不想再说什么。父亲也不想再说什么，他依然在前面走着。他虽然八十三了，可走起路来，还咚咚地响。

进了村，没走多远，又到三弄叔那个小院前。

这时，琴声还没有停。我便又站住。父亲知道我还是被这琴声勾着，就没再说什么，只顾自己朝前走去。于是，我便转向三弄叔的小院。

琴声越来越清晰。我站在院门口，不想惊动这琴声。

我知道，这是古曲《梅花引》。我还知道，这琴声已经进入第二部分：旋律急促刚健，节奏大起大落，跌宕多姿；琴声散、泛、按三种音色不断变化，时而刚劲浑厚，时而圆润细腻，时而急徐清秀、悠长飘逸。我的眼前分明看到，一株红梅于风雪中昂首挺立、临风摇曳，铮铮铁骨，冷香四溢，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了。

过去，应该是二十多年前是听到三弄叔抚琴的。但那时是不懂琴声的，更体会不到他竟有这般琴艺。于是，我对三弄叔便有一种敬佩的感觉来。

这时，琴声进入了最后一章。寂静的琴声于喧嚣之中，趋缓婉转，袅袅回旋，欲罢不能，恍惚迷离无定，神秘虚无。我不禁想起“三弄魂消七弦琴绝，西窗月冷香如故，千回梦断一阕，曲终浊酒更残韵未休”这句话来。

我正沉浸在遐想之中。突然，一个高音颤过，琴声戛然而止。

我醒了过来，疾步走进院里。只见三弄叔正坐在堂屋的当门，两手抚琴，喘着粗气。

见我进来，三弄叔并没有站起来。看得出，他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无力站起。我按着他的手势，在东边的条凳上坐下。掏出一支烟，递过去，并给他点上。三弄叔吸了口烟，身体好像缓过来一点儿劲，便说，“今儿个回来的？”

“嗯。”

“该给你娘送寒衣了。”

“嗯！”我一边应着，一边看三弄叔面前的那架琴。

这是一架仲尼琴。琴体的腰部和头部有两个凹进的线条，通体没有任何修饰，简捷、流畅、含蓄、大方、内敛。琴面是梧桐老木，琴底应是古梓木，灰胎生漆使琴从里到外透出苍松脆滑、拙朴古雅来。

看着这琴，我便问，“叔，琴是你斫的？”

“嗯。”

“有这手艺，咋不制几架卖呢。城里流行着呢。”我说。

“唉，琴有命。降不住她了。你看，弦都断了。”

“听爹说，你的身体也不好？”我想起父亲说过的话。

“这一世作够了。肝子坏了，心也快死了。”三弄叔平静地说。

三弄叔对我的到来，无惊无喜。话也咸一句，淡一句的。我知道，我与他之间不可能再有什么话可说了。于是，我站身子，说，“叔，我走了。你多保重啊！”

“走吧！我也累了。”

我走出屋门的时间，三弄叔是想站起来送一送的。可他最终还是没有站起来。当年那个英英武武高声大气的人儿，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日月真是吃人呢，一天一天的吃，吃得你毫无戒备。

我在心里叹着气，离开了三弄叔的小院。

残垣断壁上衰草摇曳，唯有那丛带刺的仙人掌，从墙顶蓬勃地向下蔓延。

晌午的阳光下，小院依旧温馨地慵懒着。

回城半个月后，父亲打来电话，话语平静地说：三弄，跳塘死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他走的原因应该是从几个月前他家的那场变故吧。那是一个满眼翠绿的夏天，三弄叔唯一的儿子突然被抬回了村子，他是被城里的汽车轧了，轧得鼻子眼都分不清了。一个月后，三弄叔也病倒了。又过半年，三弄叔的儿媳妇带着儿子也走了，走得无声无息，没影没踪的。三弄叔一个红红火火的大家庭，说散就散了，散得雨骤风停，无根无由的。

三弄叔出殡那天，我赶回了村子里。他的丧事办得很潦草，这也是自然的事，因为他儿子死了，媳妇已经走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送走他的当天晚上，我跟父亲睡了一夜。快到天亮时，父亲吸着烟说，“他不亏，为了做琴的那几根木头，硬是把国庆这孩子的命糟踏了。”

难道真是为了得到那几根做琴的古木，把国庆污为小偷的吗？这是我从没有想过的，现在我也不全信。兴许，三弄叔并非单单是有这个私心，这里面可能还有什么隐衷呢。

离开村子的时候，我看到三弄叔的新坟就矗在我们那片祖坟里，若隐若现。明年的这个时候，新坟就变成旧土了。寒日那天，我也会给他烧一打纸钱吗？